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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第一百六十七章:事业的顶峰与虚无 ...


  •   桂花落尽后,云溪的秋天便以一种近乎决绝的姿态,迅速滑向凛冽的深冬。十一月的寒风开始在山谷间呼啸,将最后一点残存的暖意席卷一空。茶山褪去深绿,蒙上一层沉默的灰褐;稻田早已收割完毕,裸露出整齐划一的、赭黑色的田垄,像大地理过发后留下的庄严纹理;天空时常是铅灰色的、低垂的云层,偶尔有苍白无力的日头挣扎着露个脸,转瞬又被更厚的云絮吞没。空气干冷,带着山野冬眠前清冽的、近乎肃杀的气息。万物收敛,蛰伏,等待着下一个轮回的号令。

      祝余的生活,也仿佛随着这季节的更迭,进入了一种新的、高速而冰冷的轨道。与裴叙理性分手的决定,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干净利落地切断了情感上的最后一丝牵扯与内耗。没有拖泥带水,没有反复纠缠,甚至没有多少可供咀嚼的余味。那份签署的“协议”不仅明确了工作界限,似乎也给她内心的某个部分上了锁。所有的能量、时间、注意力,被她以一种近乎自虐的专注,全部投注到了事业疆域的开拓与巩固上。

      荣誉如同深冬的雪花,纷纷扬扬,以一种不容拒绝的姿态覆盖了她。

      先是年底,某家极具影响力的全国性文化媒体将她评选为“年度文化人物”。颁奖词写道:“她以艺术为犁,深耕乡土,在记忆的废墟与现实的困顿中,开垦出诗意与希望并生的田野。祝余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更是一位具有深远社会洞察力和实践勇气的乡村建设者。” 颁奖典礼在万众瞩目中举行,聚光灯下,她穿着得体的礼服,接过水晶奖杯,微笑,致辞,感谢团队,感谢村民,感谢时代。言辞得体,举止从容。台下掌声雷动,镜头闪烁。那一刻,她站在舞台中央,被光环和赞誉包围,心中却奇异地一片寂静,仿佛那个被称颂的人,是另一个与自己有几分相似的陌生人。

      紧接着,国内一所顶尖大学的社会学系将“云溪艺术与社区共建实践”列为经典教学案例,写入了研究生课程的教材。这意味着她的实践被纳入了学术研究的视野,被赋予了某种“范式”意义。邀请她去讲座、研讨、担任评审的函件雪片般飞来,她的名字开始与“乡村振兴”、“社区艺术”、“社会创新”等宏大词汇紧密相连。

      个人的艺术成就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次年三月,她的个人回顾展“在地之灵”在国家美术馆最重要的展厅拉开帷幕。展览系统梳理了她从早期插画、到云溪记忆墙、田野装置、再到各个艺术季的衍生创作。媒体好评如潮,称其“展现了艺术家从个人情感到社会关怀的深刻转向”,“为中国当代艺术提供了独特的乡土视角和扎实的实践样本”。开幕当天,展厅人头攒动,一票难求。艺术圈的大佬、评论家、收藏家、媒体记者济济一堂。她穿着设计师量身定制的黑色长裙,游刃有余地穿梭其间,回答着各种或深刻或浮夸的提问,脸上始终保持着专业而矜持的微笑。

      荣誉加身,光环璀璨。她似乎站在了世俗意义上“成功”的顶峰。

      然而,顶峰的空气稀薄而寒冷,光环之下,是日益沉重且扭曲的阴影。

      为了维系这急速扩张的事业版图,祝余开启了她自己都未曾预料的“工作狂”模式。她不再是那个可以沉浸在创作中、心无旁骛的艺术家,也不再是那个与村民坐在田埂上闲聊的“祝老师”。她成了真正的“祝总”——一个需要管理三十多人团队(包括策展、项目执行、行政、财务、传播)、需要协调多个村落利益、需要与各级政府、资本方、媒体、学术机构周旋的管理者。

      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是常态。清晨睁眼第一件事是查看手机里堆积的邮件和消息;上午可能在A村协调场地纠纷,下午赶到B村与驻村艺术家开会,晚上回到云溪还要审阅合同、修改方案、回复各种询问。她的日程表精确到分钟,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精密仪器,高速运转,不得停歇。

      她开始频繁出入以前尽量避免的商务酒局和官方场合,说着言不由衷的客套话,挂着模式化的笑容。她学会了看财务报表,学会了谈判技巧,学会了在各方利益诉求的夹缝中寻找平衡点——这些技能让她的事业运转得更“高效”,却也让她感到一种深切的异化。她有时在会议的间隙,看着玻璃幕墙上自己穿着职业套装、表情严肃的倒影,会感到一阵恍惚:这真的是那个曾经因为顾征说了一句“你的清高能当饭吃吗”而愤然争执的祝余吗?这真的是那个在云溪老宅里,因为画出一片满意的光影而欢喜半天的祝余吗?

      她好像,正一点点变成自己曾经不理解、甚至有些讨厌的那种人——被事务裹挟、被身份定义、被成功绑架的“管理者”。创作的纯粹快乐,与土地联结的朴素温暖,正在被无尽的协调、管理、应酬所稀释、取代。

      身体,这个最诚实的伙伴,再次拉响了尖锐的警报,比上一次更为持久而顽固。

      长期的超负荷运转和高压状态,让她的身体迅速亮起红灯。失眠成为常态,即使累到极致,躺在床上,大脑却像失控的放映机,不断闪过各种待办事项、潜在问题和人际纠葛。大把的脱发让她每次洗头都心惊胆战,梳子上、地漏处,触目惊心。胃痛频繁发作,有时是尖锐的刺痛,有时是沉闷的胀痛,随身携带的胃药成了必备品。

      她抽空去省城最好的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医生的诊断书比上一次更加严厉:“严重的神经衰弱伴焦虑状态,慢性胃炎,内分泌明显紊乱。必须立刻停止高强度工作,系统治疗,长期休养。否则,不止是贫血晕倒的问题,免疫系统崩溃、更严重的身心疾病都可能接踵而至。”

      医生看着她憔悴的脸色和眼下的乌青,语气近乎警告:“祝女士,你才三十六岁!这么透支下去,是在预支未来的健康,甚至生命。名利都是身外物,身体垮了,就什么都没了。”

      祝余听着,点头,拿了一堆药。回到车上,她把药袋扔在副驾驶座上,看着窗外熙攘的车流,感到一阵麻木的疲惫。她知道医生说得对,但停不下来。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惯性太大,刹车系统似乎已经失灵。项目在推进,团队在依赖,各方在期待,荣誉的光环像一道无形的鞭子,抽打着她继续向前。她只能靠药物暂时压制症状,像给一台过热的机器泼点冷水,然后继续轰鸣着运转。

      在这个高速旋转的世界里,裴叙的存在,成了一种恒定而疏远的背景音。

      作为“乡土创生艺术基金”最重要的合伙人和投资人,他们仍有频繁的工作交集。只是,一切都严格遵循着那份“协议”的精神。他们通过邮件和会议沟通,讨论预算、决策方向、评估项目进展。偶尔在项目会议或行业活动上相遇,他会客气地点头致意:“祝总,最近气色看起来要注意休息。” 语气是合作伙伴式的、适度的关心,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不会多一分引起误会,也不会少一分显得冷漠。

      祝余也会回以同样专业而克制的微笑:“谢谢裴总关心,还好。”

      然后各自移开目光,投入到下一个议题。他们的关系,像两股被精密计算过的并行线,保持着绝对安全的距离,共同支撑着一个日益庞大的事业架构,却不再有任何私人情感的交叉与涟漪。这种纯粹,曾是她理性分手时期望的,如今真的实现了,却让她在某些极度疲惫的瞬间,感到一种更深的、无处言说的孤独。仿佛这偌大的成功舞台,她是在独自表演,台下观众如潮,却无人真正懂得幕布后的荒凉。

      程屿的到访,像一柄钝刀,不算锋利,却沉重地划开了她努力维持的平静表象。

      三月,她的国家级美术馆个展筹备最紧张的阶段,程屿从北京飞来,名义上是来谈画廊后续的合作,实则是看到了太多关于她“成功”的报道,心下不安。

      他没有去美术馆凑热闹,而是直接开车到了云溪。走进院子时,祝余正一边接着一个棘手的电话(关于某个合作方临时变卦),一边在笔记本电脑上快速回复邮件,手边还摊着展览画册的校样稿。她脸色苍白,眼下乌青浓重,语速很快,带着一种强撑的精干。

      程屿没有打扰,只是静静地站在门口看着她,眉头越皱越紧。

      等她终于挂断电话,揉着太阳穴,才看到倚在门框上的他。

      “你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祝余勉强笑了笑,站起身,却感到一阵眩晕,晃了一下。

      程屿快步上前扶住她胳膊,触手只觉得她瘦得惊人,手腕骨节分明。“我来看看传说中的‘年度文化人物’是不是被外星人抓去改造了,怎么把自己弄成这副鬼样子。”他的语气带着惯有的调侃,但眼神里是全然的担忧。

      祝余挣开他的手,走回书桌后坐下,试图用玩笑掩饰:“工作忙呗,哪个成功人士不是这样?”

      程屿没接话,拖了把椅子在她对面坐下,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她脸上,那目光像是要穿透她精致的妆容和职业化的笑容,直抵内核。半晌,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低沉:“祝余,你眼里没光了。”

      祝余心头一震,脸上的笑容有些挂不住:“什么光?”

      “以前你画画时的光。”程屿说得很慢,像是在回忆,“哪怕是最苦的时候,你盯着画布,眼睛里是有东西在烧的,亮得吓人。后来在云溪,你种花,跟阿婆聊天,看着稻田,眼睛里是暖的,柔的,像泡在温水里。现在,”他摇了摇头,“现在你眼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累,只有空。像两口枯井。”

      他的话,像一根细针,猝不及防地刺破了她用忙碌和成功编织的厚厚茧壳,直刺她最不愿面对的真相。她张了张嘴,想反驳,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只能疲惫地垂下眼帘,低声说:“我只是……太累了。”

      “不是累。”程屿斩钉截铁地打断她,身体微微前倾,语气是前所未有的严肃,“是迷失。祝余,你现在像个陀螺,被抽打着疯狂旋转,但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转?你在证明什么?给谁看?给那些给你颁奖的人?给媒体?给那些根本不懂你在做什么的所谓‘成功人士’?还是给你自己看,证明你离开任何人、哪怕累到吐血也能‘成功’?”

      他的一连串发问,像重锤一样砸在她心上。证明?是啊,证明。证明自己的选择没错,证明女性的价值,证明艺术的能量,证明她可以不需要爱情也能活得“精彩”……这些曾经支撑她走过低谷的信念,在达到所谓“顶峰”后,却仿佛变成了捆缚她的无形枷锁,驱使她不断榨取自己,去满足一个又一个外部设定的“成功”标准。

      “我……”她语塞,感到一阵窒息的茫然。

      程屿看着她失魂落魄的样子,叹了口气,语气缓和下来:“余余,别这样。你比谁都清楚,真正的艺术,真正的价值,不是这些奖杯和头衔。是你画里曾经有的那股‘气’,是你站在田埂上跟阿婆说话时脸上的笑,是你累倒前还在坚持的那个‘不愿意标准化’的底线。把那些找回来。别的,都是虚的。”

      他说完,站起身:“我走了,北京还有事。你……好好想想。”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她一眼,眼神复杂,“别让我后悔当年放手。我以为他能让你幸福安稳,没想到……你把自己逼得更狠了。不值得。”

      程屿离开后,院子里重归寂静。祝余坐在桌前,久久未动。他的话,在她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父亲,这个世界上最沉默也最坚实的依靠,用他最朴素的方式,尝试着将她拉回地面。

      自她身体频繁出问题后,父亲便从老家搬来了云溪常住,就住在老宅的厢房里。他不善言辞,只是默默地照顾着她的起居。每天雷打不动地炖各种汤水,强迫她按时吃饭;天气好的时候,会拉着她在院子里晒晒太阳,也不多话;晚上她熬夜,他会起来好几次,轻轻敲门,提醒她该睡了。

      一天晚饭时,父亲看着她又只吃了小半碗饭,眉头紧锁。沉默良久,他才慢慢开口,声音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沙哑和迟缓:“小余啊,你妈临走前,拉着我的手,别的都没嘱咐,就说了一句,‘咱家小余,别的要求没有,就希望她这辈子,能活得高兴点’。你现在……高兴吗?”

      很简单的一句话,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甚至没有直接问她“累不累”、“成功不成功”。只是问:你高兴吗?
      祝余握着筷子的手猛地一抖,一块排骨掉回了碗里。她抬起头,看着父亲苍老而担忧的脸,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映着她此刻仓皇失措的倒影。

      高兴吗?

      站在领奖台上时,聚光灯刺眼,掌声轰鸣,她感到的是……麻木的完成感。

      画展开幕式上,面对如潮的赞誉和闪光灯,她感到的是……表演式的疲惫。

      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项目难题时,她感到的是……短暂的松口气,随即是下一个难题的压迫。

      在深夜里独自面对胃痛和失眠时,她感到的是……冰冷的空洞和对自己这具躯壳的陌生。

      高兴?这个词,似乎已经遥远得像上辈子的事了。

      她张了张嘴,想说“高兴”,却发现自己连这个最简单的谎言,都说不出口。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眼眶却开始不受控制地发热。她只能仓惶地低下头,盯着碗里那块油光发亮的排骨,仿佛那是世界上最重要、最难解的问题。

      父亲没有再追问,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那叹息声里,包含了太多无法言说的心疼与无力。他伸出手,用那双布满老茧和老年斑的、粗糙而温暖的大手,轻轻拍了拍女儿冰凉的手背。一下,又一下。

      最后的崩溃,来得毫无预兆,却又像是积蓄已久的必然。

      在她国家美术馆个展的庆功晚宴之前,有一个简短的媒体群访环节。闪光灯下,她穿着华服,妆容精致,微笑着接受采访。问题大多围绕着“成功经验”、“心路历程”、“未来规划”。

      一个年轻的记者挤到前面,话筒几乎要戳到她下巴,语气兴奋地问:“祝老师,您的经历太励志了!从独自奋斗的艺术家,到如今影响广泛的乡村建设引领者,您觉得您成功的最大秘诀是什么?能给年轻人一些建议吗?”
      这个问题,她回答过无数次,早已准备好一套流畅而“正确”的答案:坚持梦想,深入生活,勇于创新,保持对社会的人文关怀……

      然而,就在她即将开口的刹那,看着眼前那张充满崇拜和渴望的年轻脸庞,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镜头和期待的眼神,她的大脑突然一片空白。那些背得滚瓜烂熟的词句,像被橡皮擦瞬间抹去,消失得无影无踪。耳边只剩下自己骤然放大的、空洞的心跳声,和血液冲上头顶的嗡鸣。

      秘诀?建议?

      她有什么秘诀?是把身体累到多次报警的“拼命”?是逐渐失去创作本能、变成管理机器的“异化”?是在光环下感到越来越深的虚无与孤独?

      她能给什么建议?是建议他们也像她一样,在追求所谓“成功”的路上,一点点弄丢眼里的光,弄丢感知快乐的能力,弄丢那个最初为什么出发的自己吗?

      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和恶心感,如同海啸般猛地席卷了她。

      在周围记者错愕的目光和镜头更急促的闪烁中,她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只挤出三个干涩的字:“对不起。”

      然后,她猛地推开面前的话筒和人群,几乎是踉跄着转身,冲出了采访区。身后传来一阵骚动和压低音量的惊呼,但她什么也顾不上了。她凭着本能,冲进了最近的女洗手间,反锁上门,扑到洗手台前,剧烈地干呕起来。

      胃里空空如也,只有灼烧般的酸水和胆汁不断上涌,呛得她眼泪直流。她双手死死撑在冰冷的大理石台面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身体无法控制地颤抖。

      良久,干呕才慢慢平息。她抬起头,看向镜子里那个妆容残败、头发凌乱、眼神里充满了惊惶、空洞和极度陌生感的女人。

      这是谁?

      这真的是那个十八岁在天文台上,因为顾征一句“你就是我的未知星系”而心跳如鼓、坚信爱情能战胜一切的祝余吗?

      这真的是那个二十八岁在柏林冬夜街头,接过醉醺醺的程屿递来的热红酒,听他认真说“我会给你更好的十年”时,心头冰封开始融化的祝余吗?

      这真的是那个三十五岁在大理苍山下的小院里,听着裴叙用平静的语气说“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时,内心泛起温暖安宁涟漪的祝余吗?

      镜中的女人,妆容精致却难掩憔悴,衣着华贵却显得僵硬。她眼里没有星光,没有暖意,没有安宁,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疲惫与茫然。

      所有的男人,都给过她或炽烈、或温柔、或郑重的承诺,描绘过关于未来的美好图景。但最终,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离开了,或因现实的碾压,或因成长的错位,或因价值观的鸿沟。

      而她,在告别了最后一段“合适”的感情后,似乎将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向外证明、向外拓展、向外索取认可上。她爬上了世俗定义的“顶峰”,拥有了令人艳羡的名利与光环。

      可是,在这个只有她一个人的洗手间里,对着这面冰冷诚实的镜子,她惊恐地发现:

      那个为爱痴狂的祝余,死在了顾征说“理智一点”的雨夜里。

      那个渴望被温柔包裹的祝余,死在了程屿家族企业的会议室里。

      那个期待安稳陪伴的祝余,死在了裴叙无法回答“非你不可”的沉默中。

      而现在,这个站在事业顶峰、被万众瞩目的“祝总”、“祝老师”、“年度人物”,好像……也正在杀死最后一点那个最初只是单纯喜欢画画、想要记录美好与真实的——祝余自己。

      她离开了自己。在追逐所谓的“成功”与“证明”的路上,她把自己弄丢了。

      那晚,她没有出席庆功晚宴。

      她让助理以“身体突发不适”为由推掉了所有后续活动,自己开车,驶离了灯火辉煌、觥筹交错的城市中心,驶上了通往云溪的、漫长而黑暗的高速公路。

      车窗外的城市光影飞速倒退,最终被无边的夜色吞噬。她开得很快,却异常平静,仿佛灵魂已经抽离,只是这具疲惫躯壳在机械地执行“回家”的指令。

      深夜的云溪,万籁俱寂。只有风声穿过光秃秃的枝丫,发出呜咽般的轻响。没有桂花香了,只有冬天大地沉睡的、清冷干净的气息。

      她把车停在村口,步行回到老宅。没有开灯,只是摸索着走到院子里,在那张旧摇椅上坐下。

      初春的夜空,清澈而高远,繁星如钻,闪烁着冰冷而永恒的光。银河横亘,沉默地注视着大地上的悲欢离合。

      她仰着头,怔怔地望着那片浩瀚的星空。

      十八岁,天文台,那透过望远镜看到的、模糊而壮丽的星云,曾是她青春爱情的全部隐喻。

      如今,三十八岁未满,她坐在自己选择的“家园”里,头顶是同一片星空,心里却只剩一片荒芜的寂静。

      风吹过院子角落那棵高大的桂花树,早已落尽了花的枝桠在夜色中轻轻摇曳,发出细碎的、沙沙的声响。那声音很轻,很柔,像一声穿越了时光的、带着甜香与温暖的叹息,又像一句无声的、执拗的召唤:

      回来吧。

      回到土地里来。

      回到画画本身来。

      回到那个最初的、完整的你自己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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