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四月的第一百次黎明》星屑燃烧

28、归途(完结)

　　1986年5月3日，上午9点，基辅第六临床医院出院处。

　　瓦西里·彼得连科在出院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手很稳。太稳了，他想。七天前，这双手还在切尔诺贝利四号反应堆旁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辐射病的早期症状：神经损伤导致的震颤。

　　现在，它们只是普通的手。皮肤还有些轻微的脱皮，指甲根部有淡淡的褐色——医生说那是辐射暴露后的色素沉淀，几个月后会消退。除此之外，完好无损。

　　“所有检验结果都在正常范围。”叶莲娜医生把最后一叠文件递给他，表情严肃但眼神温和，“但记住：每月复查一次，持续两年。避免重体力劳动三个月。如果有任何异常——发烧、出血、不明原因疲劳——立即回医院。”

　　瓦西里点头。他穿着自己的衣服——普通的深色裤子和衬衫，是安娜昨天从家里带来的。衬衫稍显宽松，他瘦了四公斤，但精神很好。

　　“谢谢您，医生。”他说，“为了所有事。”

　　叶莲娜明白他话里的深意。她微微点头：“照顾好你妻子。她需要休息。”

　　“我会的。”

　　走出医院大楼时，五月的阳光有些刺眼。瓦西里停在台阶上，闭上眼睛，让阳光照在脸上。温暖的，真实的。不是切尔诺贝利那种冰冷的蓝光。

　　他回想起七天前的那个凌晨。

　　4月26日，凌晨1点35分，切尔诺贝利四号反应堆西侧

　　热浪像有实质的墙壁。瓦西里每向前一步，都感觉防护服内的温度在上升。不是火焰的热——虽然石墨在燃烧，发出黄白色的光——是某种更均匀、更深入的热。后来他才知道，那是高剂量γ射线和中子流穿透防护服，直接加热身体组织。

　　剂量计在尖叫。他看了一眼：480毫西弗/小时。这意味着在这里待两小时，累积剂量就会达到急性放射病的致死阈值。

　　但他没有停。队员们跟在他身后，推着装满硼砂的手推车，像一支冲向地狱的小型军队。

　　他知道安娜也在现场。列昂尼德告诉过他，她在地下泵房执行任务。他知道她不怕辐射——那个在消防队仓库的测试已经证明。但他仍然害怕。不是怕她会受伤，是怕她会看到不该看到的。

　　怕她会看到他倒下。

　　当他指挥队员们倾倒第一袋硼砂时，裂口处的蓝光几乎要吞噬视线。那种光很奇怪——不温暖，不刺眼，但让人无法直视。像有无数根冰冷的荧光灯管在深处同时点亮。

　　他的眼睛开始流泪，不是悲伤，是生理反应。嘴里出现金属味，像含着一枚生锈的硬币。恶心感从胃部深处涌上来，他强行咽下去。

　　不能吐在面具里。不能动摇军心。

　　“队长！”安德烈的声音从对讲机传来，“北侧需要支援！熔融物质在流动！”

　　“分一半人过去！”瓦西里下令，“其余人跟我继续！”

　　他扛起一袋硼砂，冲向裂口。五米，三米，一米——热浪几乎要烤透防护服。他划开袋子，灰色粉末瀑布般落下。

　　剂量计的蜂鸣声变成持续尖叫——超量程了。他不知道具体数字，只知道很高。

　　但他的大脑异常清醒。不是因为勇气，而是因为一个简单的计算：每倒下一袋硼砂，火势蔓延就慢一分。每争取一分钟，普里皮亚季镇的疏散就多一分安全。安娜就多一分安全。

　　他不后悔站在那里。那是他的工作，他的责任，他成为消防员时宣誓要做的。

　　但当他感觉到第一阵剧烈眩晕，看到视野边缘出现闪烁光点时，他想到的不是工作，不是责任。

　　他想到了安娜。

　　她穿着那件浅蓝色睡衣，蜷缩在床上做噩梦的样子。她握着他的手，手指冰凉，小声说“我梦到你死了”。她站在厨房里，背对着他切胡萝卜，瘦小的肩膀微微耸起，像随时准备承受打击。

　　如果他现在倒下，如果这些辐射要了他的命……

　　谁会照顾她？

　　她只有他。从孤儿院到针织厂，从大学辍学到嫁给他，她一直是一个人面对世界。直到他出现，笨拙地邀请她跳舞，教她相信有人会在乎她的噩梦，会在清晨抱着她说“我在”。

　　如果他不在了，她又是孤零零一个人了。

　　没有家。没有人擦掉她的眼泪。没有人记得她喜欢核桃卷，怕冷，看书时会无意识咬嘴唇。

　　这个念头像一把钝刀，在他胸腔里缓慢转动，比辐射带来的任何不适都疼。

　　但他没有撤退。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站在这里，会有更多丈夫、更多父亲倒下。会有更多像安娜一样的人失去所爱。

　　他只是希望，如果真的要倒下，至少不要让她看到。

　　4月26日下午，医院病房

　　从剧痛中醒来时，瓦西里的第一个念头是：我还活着。

　　第二个念头是：我还能动吗？

　　他试图移动手指。能。脚趾。能。转头——颈部剧痛，皮肤像被无数根针扎，但他能看到白色的天花板，能闻到消毒水和某种甜腻的、令人作呕的气味。

　　还活着，还能动。

　　然后是第三个念头：我残疾了吗？

　　辐射烧伤。他见过资料照片——皮肤溃烂，组织坏死，截肢。如果他的腿保不住，如果他再也无法行走，如果他需要终身照顾……

　　安娜怎么办？

　　她那么瘦小，怎么扶得动他？怎么面对日复一日的护理？怎么在年轻时就被困在一个残疾丈夫身边？

　　她会留下来。他了解她。她会说“我答应过无论健康疾病”，会默默地承受一切，会把自己的生活压缩成照顾他的日常。

　　而他爱她，所以不能让她那样活。

　　这个想法让他几乎窒息。比呼吸机的管子插在喉咙里更难受。

　　然后他感觉到了那只手。

　　温暖的手，握着他的手。没有隔着防护手套——直接皮肤接触。一股奇异的暖流从接触点扩散，沿着手臂向上，所到之处疼痛减轻，灼热感消退。

　　他睁开眼睛，看到那个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身影。看不到脸，但他知道。

　　是安娜。

　　她正在用她的方式救他。

　　那一刻，瓦西里想哭，也想笑。想拥抱她，也想把她推开——别消耗你自己，别为了我冒险。

　　但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躺着，感受疼痛一点点褪去，感受生命力重新回到身体。

　　奇迹在发生。而他爱的人，正是奇迹本身。

　　现在，5月3日，医院门口

　　“瓦夏？”

　　安娜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她站在台阶下，仰头看他，手里提着一个小行李袋——他的东西不多。她穿着简单的春季外套和长裙，黑发在脑后扎成马尾，脸上有淡淡的疲惫，但眼睛明亮。

　　“你在发呆。”她走上台阶，伸手碰了碰他的手臂，“不舒服吗？”

　　瓦西里摇头，握住她的手。“没有。只是在想事情。”

　　她的手很小，在他掌心里像只小鸟。温暖，有生命力。

　　“车在那边。”安娜指向路边——不是消防队的车，是一辆普通的出租车。列昂尼德安排的，低调。

　　他们走向出租车时，瓦西里回头看了一眼医院大楼。七楼，隔离病区。还有人在那里战斗——对抗辐射，对抗感染，对抗死亡。

　　但他活下来了。因为安娜。因为那些像叶莲娜医生一样选择保护奇迹的人。

　　“回家？”安娜问，帮他拉开车门。

　　“回家。”瓦西里坐进车里。

　　车驶过基辅的街道。栗子树开花了，粉白色的花朵在阳光下像一片温柔的云。孩子们在公园里玩耍，老人在长椅上晒太阳，商店橱窗里陈列着商品——生活还在继续。

　　仿佛北方一百公里外的那个地狱，只是遥远的噩梦。

　　但瓦西里知道不是。他的身体记得。那些脱皮的皮肤，那些色素沉淀，那些偶尔闪现的金属味——都是切尔诺贝利留下的印记。

　　也是活下来的证明。

　　“叶莲娜医生说，”安娜轻声开口，手放在他膝盖上，“你需要休息至少三个月。不能回消防队太早。”

　　瓦西里点头。他知道。但他也知道，当电话响起时，他可能还是会去。因为那是他的工作。因为总得有人站在火和人群之间。

　　但这次，他会更小心。因为他有了必须回来的理由。

　　“我会休息。”他说，握住她的手，“但安娜……如果有一天，又发生这样的事——”

　　“我知道。”她打断他，声音很轻但坚定，“你会去。因为你是瓦西里·彼得连科，是消防员，是保护别人的人。我不会阻止你。”

　　她转头看着他，眼睛里有泪水，但没有流下来。

　　“但我也会在那里。用我的方式。不是拖累，不是负担，是……战友。”

　　战友。这个词让瓦西里的喉咙发紧。他看着他的妻子——这个瘦小的、曾经连跳舞都踩他脚的女人，现在说要当他的战友。

　　“你不必——”他开口。

　　“我必须。”安娜说，“因为我有这个能力。而且……我不想再在噩梦中看到你倒下。我想在现实中，握着你手，把你带回家。”

　　出租车转过街角，他们的公寓楼出现在视线里。普通的五层楼房，浅黄色外墙，阳台上有几盆花——是安娜种的，不知道这七天有没有人浇水。

　　家。

　　瓦西里想起第一次带安娜来这里时，她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太大了，”她小声说，“我一个人住太浪费。”

　　“不是一个人住。”他说，“是我们两个人。”

　　现在，他们又要回到这里。带着伤痕，带着秘密，带着切尔诺贝利留给他们的所有印记。

　　但一起。

　　车停在楼下。瓦西里付了钱，下车，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春天的味道，有泥土、花朵和远处面包房的香气。

　　正常世界的味道。

　　安娜走到他身边，手自然地挽住他的胳膊。“需要我扶你上楼吗？”

　　瓦西里笑了——七天来第一个真正的、轻松的笑。“我还没那么虚弱，小麻雀。”

　　他们一起走进楼门。楼梯间很安静，只有他们的脚步声。三楼，37号门。

　　安娜掏出钥匙，打开门。

　　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亚麻布、旧书、还有阳光晒过的木头——是他的味道，也是家的味道。

　　瓦西里站在门口，看着这间五十二平方米的公寓。小小的客厅，餐桌靠墙，沙发上铺着安娜手织的毯子。厨房门开着，能看到灶台和水槽。卧室门关着，但透过门缝能看到床的一角。

　　一切如常。仿佛过去的七天只是一场漫长的噩梦。

　　但当他走进客厅，看到茶几上摊开的报纸——《真理报》4月26日头版，标题还是“苏联航天员创下太空停留新纪录”，没有任何关于切尔诺贝利的消息——他知道，世界已经改变了。

　　只是改变的方式，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

　　安娜关上门，走到他身边，轻轻抱住他的腰，把脸贴在他胸前。

　　瓦西里低头，吻了吻她的头发。

　　“欢迎回家，瓦夏。”她轻声说。

　　“我回家了，安娜。”他回答，手臂收紧，“我们回家了。”

　　窗外，基辅的春天继续着。栗子花在风中飘落，像一场温柔的雪。

　　而在北方，切尔诺贝利的第四个反应堆终于停止了燃烧。硼、沙土、铅和五千吨混凝土正在将它封存。直升机还在盘旋，士兵还在站岗，科学家还在计算辐射云的去向。

　　但那场战斗，对瓦西里和安娜来说，暂时结束了。

　　他们活下来了。他们回家了。

　　至于未来——那些每月一次的复查，那些可能的后遗症，那些需要保守的秘密，那些可能再次响起的警报——

　　他们会一起面对。

　　就像他们一直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