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四月的第一百次黎明(已完结)》星屑燃烧

27、无声的协议

　　1986年4月28日，傍晚，基辅第六临床医院行政楼顶层小会议室。

　　列昂尼德·索科洛夫站在窗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窗框边缘。三十岁，在克格勃第五总局算是年轻的，但过去四十八小时让他感觉自己老了十岁。

　　窗外，黄昏时分的基辅正在消化这场灾难的第一波冲击。街道上车辆比平时少，行人匆匆，报纸亭前排着长队——人们在买《真理报》，等待官方对北方那场火灾的解释。

　　但解释还没有来。莫斯科还在沉默。

　　会议室门被推开。叶莲娜·尼古拉耶夫娜走进来，脱白大褂的动作带着明显的疲惫。她把一个文件夹放在桌上，没有客套。

　　“九个人。”她说，“全部脱离危险期。数据都在这里。”

　　列昂尼德打开文件夹。那些名字和数字在他眼前排列，像某种无声的胜利宣言。九条生命，从物理定律判定的死亡中夺回。

　　医学奇迹。或者说，是安娜的奇迹。

　　“其他医生的反应？”他问，眼睛没离开报告。

　　“疑惑，但接受了我的解释。”叶莲娜坐下，揉了揉太阳穴，“剂量被高估，综合治疗方案有效，早期干预关键……他们愿意相信，因为这给了所有人希望。”

　　她停顿了一下：“伊琳娜·索科洛娃除外。她太聪明，瞒不住。但她今天私下找我，说‘无论那是什么，我都会保密’。”

　　列昂尼德抬起头。“为什么？”

　　“她说，她丈夫三年前在阿富汗阵亡。她知道失去的滋味，也知道有些东西比‘科学真相’更重要——比如让救人者不被伤害。”叶莲娜的声音很轻，“我选择相信她。”

　　列昂尼德合上文件夹。这个动作让他想起自己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那些堆积如山的档案，每个文件夹都代表一个人的人生——被监视、被评估、被归档。但安娜的档案不同。他不想把她归档。他想……

　　他想让她自由。

　　这个念头很危险。作为克格勃特工，他的职责是控制、评估、必要时消除威胁。但安娜不是威胁。她是……一个在错误时间拥有正确能力的普通人。一个本该在父母呵护下长大的女孩，却成了孤儿，成了“项目”的潜在产物，现在又成了灾难中的秘密救星。

　　他想起第一次在基辅街头看到她时的情景。她走在瓦西里身边，手被丈夫握着，低着头，像只受惊的小动物。但他看到了她抬头时眼睛里的东西——不是恐惧，是某种深沉的、几乎古老的警惕。像一只在丛林中长大的幼兽，本能地知道危险的存在。

　　后来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前的长椅上，她向他描述那些噩梦时，声音平静得可怕。不是冷静，是经历过太多后的麻木。但说到瓦西里可能被派往切尔诺贝利时，她的声音第一次颤抖。

　　那一刻，列昂尼德明白了：这个女人能承受自己的痛苦，但无法承受所爱之人的痛苦。

　　而她的所爱之人，是那个消防员。不是他。

　　这很好。这让他能保持专业距离。让他能告诉自己，保护她只是因为任务，只是因为“光谱”项目的遗留责任，只是因为……她值得被保护。

　　“接下来怎么办？”他问，声音比预期的更平静，“她不能永远当隐形人。”

　　“一周内让‘莫斯科专家’撤离。”叶莲娜已经计划好了，“安娜作为轻度伤员康复出院。回家，和丈夫一起。她的检验数据一直正常——最初那份异常报告已经被处理。”

　　“长期风险呢？”

　　叶莲娜沉默了几秒。“我会定期给她做检查。如果出现任何异常……我会想办法。但说实话，索科洛夫同志，她的恢复能力惊人。每次治疗后极度疲劳，但睡一觉就恢复大半。她的身体在适应，甚至可能在……进化。”

　　进化。这个词让列昂尼德感到一阵寒意。人类不应该进化得这么快。进化需要 millennia，不是几天。

　　但安娜本来就不是完全的人类。她是“光谱”项目意外创造的产物——如果那些档案可信的话。她的父母是顶尖辐射生物学家，母亲在怀孕早期接触过实验性辐射源，父亲在孕期日记中记录过“胎儿对辐射示踪剂表现出异常亲和性”。

　　他们当时以为那是胎儿的生理异常，是悲剧。也许他们到死都不知道，那其实是礼物的开始。

　　“切尔诺贝利那边，”叶莲娜打断他的思绪，“情况怎么样？”

　　列昂尼德走到窗前，背对着她。“堆芯还在燃烧，但硼砂和沙土覆盖起了作用。直升机开始向反应堆投掷铅、硼、黏土混合物。辐射释放量在减少，但依然危险。普里皮亚季镇四万五千人已经全部撤离。基辅暂时安全，但建议居民关闭门窗。”

　　“建议。”叶莲娜重复这个词，语气里有讽刺，“如果风转向呢？”

　　“军队已经准备了更广泛的疏散预案。”列昂尼德没有转身，“但莫斯科不希望恐慌。他们还在讨论如何向世界解释。”

　　“解释什么？‘一次小事故，已经完全控制’？”

　　这次轮到列昂尼德沉默了。他知道高层在争论什么——有人主张完全透明，有人坚持“社会主义核电站不可能发生重大事故”。而真相在两者之间：事故发生了，很严重，但也许——多亏了那些预警和准备——没有严重到无法掩盖。

　　但那些预警来自安娜。那些准备源于她的噩梦。

　　如果没有她，现在会是怎样？堆芯完全熔化？辐射云笼罩半个欧洲？死亡人数不是几十，而是几千几万？

　　他不敢想。

　　“你该去休息了，医生。”他最终说，“明天还有更多伤员。”

　　叶莲娜站起来，走到门口时停下。“索科洛夫同志。”

　　“嗯？”

　　“你看起来很累。你也该休息。”

　　列昂尼德没有回答。听到门关上的声音后，他才转身，重新看向窗外。

　　累？是的。但更重要的是，他感到一种深重的……孤独。

　　不是因为没有同伴——叶莲娜是可靠的盟友，安娜信任他，那些被救的伤员如果知道真相也会站在他这边。

　　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站在历史的岔路口。他可以向上级报告安娜的存在，把她交给研究所，让她成为“国家资产”。那可能会拯救更多未来事故的受害者，也可能让她在实验室里度过余生。

　　或者，他可以选择保护她，让她回到平凡的生活。那意味着把一个人的幸福置于“可能的更大利益”之上。

　　德米特里·科瓦连科——叶莲娜的丈夫——在二十一年前选择了后者。他为了保护孩子不被当作实验品，提交了那份伦理备忘录，然后“死于心脏病”。

　　列昂尼德读过那份尸检报告的原始版本——不是心肌梗死，是某种诱导心律失常的药物过量。伪装成自然死亡。

　　他当时只是个九岁的孩子，不知道这些。直到去年整理旧档案时，才偶然看到。那时他才明白，为什么父亲——也是克格勃，已退休——总是喝醉后喃喃自语“我们做了可怕的事”。

　　现在，轮到列昂尼德做选择。

　　他走到会议桌旁，打开文件夹，看着最后一页——安娜的照片，证件照，黑色直发，深色眼睛，表情平静但眼神里有那种挥之不去的警惕。

　　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也是科学家，生物化学家，相信科学应该服务生命而不是毁灭。她1980年去世，死于“实验室事故”——官方说法。但列昂尼德知道，她是因为拒绝为一个军用生物武器项目提供数据，被“边缘化”后突发脑出血。

　　也许保护安娜，是他弥补无法保护母亲的方式。

　　也许。

　　他合上文件夹，锁进公文包。然后关灯，离开会议室。

　　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应急灯的绿色光芒。他走向楼梯，但在三楼停下脚步——那是隔离病区所在。

　　他站在楼梯转角，透过安全门的玻璃窗看向走廊。灯光昏暗，护士站有人值班，病房门都关着。

　　然后他看到了她。

　　安娜从一间病房出来，穿着白色实验服，没戴防护面具——里面应该已经清消过了。她靠着墙壁站了一会儿，低着头，肩膀微微起伏，像在深呼吸。

　　累坏了，但还在坚持。

　　列昂尼德的手放在门把上，几乎要推开。想说“够了，去休息”，想说“你已经做了足够多”，想说……

　　但他没有动。

　　因为他看到走廊另一头，另一个身影出现了——瓦西里·彼得连科，穿着病号服，外面披着外套，慢慢地、但坚定地走向安娜。

　　瓦西里走到她身边，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轻轻放在她肩膀上。

　　安娜抬起头。列昂尼德看不清她的表情，但能看到她的身体放松了一点，像终于找到了支撑。

　　瓦西里说了什么。安娜摇头，然后点头，然后——她笑了。一个疲惫的、但真实的微笑。

　　瓦西里搂住她的肩膀，两人慢慢地走向病房方向。

　　列昂尼德松开手，后退一步，让阴影覆盖自己。

　　够了。她有人陪伴，有人保护，有人爱。

　　他的任务是确保这份平凡不被打破。确保这对夫妇能走出医院，回到那间五十二平方米的公寓，继续煮红菜汤，在第聂伯河边散步，在四月清晨的阳光中醒来。

　　确保安娜·科瓦尔——林晓梅——能作为普通人活下去。

　　至于他自己那点不该有的、隐晦的、注定无望的感情……

　　他会处理。像处理所有机密文件一样：归档，加密，封存。

　　然后继续工作。

　　因为切尔诺贝利还在燃烧，核电站还没结束，而他的职责——保护国家和人民——还没有完成。

　　列昂尼德转身走下楼梯，脚步声在空荡的楼梯间回响，孤独而坚定。

　　他会保护她。以他的方式。

　　从阴影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