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四月的第一百次黎明》星屑燃烧

1、四月清晨的气息

　　安娜在一种温暖而坚实的感觉中醒来。
　　这种温暖不是阳光穿透窗帘的那种——虽然四月的晨光确实在窗帘边缘镶上了一道淡金色的边。这是一种更私密、更贴近皮肤的温暖，带着缓慢而有力的脉搏节奏，一下，又一下，隔着她薄薄的棉质睡衣，稳定地传递过来。
　　她睁开眼，首先看到的是瓦西里的胸膛。
　　他仰躺着，一只手臂自然地搭在她腰间。即使还在沉睡中，那手臂的重量依然带着一种保护性的占有感，不沉重，但存在感十足。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房间里切出几道倾斜的光柱，其中一道恰好落在他裸露的肩膀上。那些肌肉线条在光线下显得格外清晰，但又因为睡眠的松弛而显得柔软，不像白天那样紧绷得像花岗岩。
　　安娜没有动。她只是静静地躺着，呼吸着这间卧室清晨的空气。
　　空气里有几种气味交织在一起：刚洗过的亚麻床单那种淡淡的碱水味，窗外飘进来的初春泥土气息——雪融后的土地散发出潮湿而清新的味道，还有瓦西里身上特有的气味。
　　那种气味。
　　她悄悄地将脸又往他胸口埋深了几毫米，鼻尖几乎贴到他的皮肤上。是的，就在那儿：阳光下的木头。不是刚锯开的新鲜木材那种刺鼻的味道，也不是潮湿腐烂的木头气息。而是阳光晒过的干木头的香味，混合着一点点肥皂的清洁气息，还有某种更深层的、只属于他皮肤本身的暖意。
　　她说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这种气味的。也许是在他们第一次跳舞的那个晚上，他把她拉近时；也许是在他们第一次接吻时，他的脸贴着她的脸；又或者是在他们新婚之夜的床上，当她第一次毫无保留地贴近他滚烫的身体时。但无论如何，这种气味已经成为她生活中最安心的坐标之一，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把她这个总是感觉漂浮不定的人，牢牢地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点上。
　　“你在闻我。”
　　低沉的声音从头顶传来，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和一丝笑意。
　　安娜僵住了。她没想到他会醒。或者说，她没想到他会发现——她以为自己足够小心，动作足够轻微。
　　“我没有。”她小声说，声音还带着睡意。
　　瓦西里笑起来，胸腔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那只搭在她腰间的手臂收紧了，把她更近地拉向他。他翻了个身，从仰躺变成侧卧，面对着她。现在他们的脸之间只有几英寸的距离了。
　　“你有。”他蓝色的眼睛在晨光中显得异常明亮，“像只小老鼠在偷偷闻奶酪。”
　　“我不是老鼠。”安娜抗议道，但声音微弱得毫无说服力。她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那张典型的斯拉夫面孔，高挺的鼻梁，线条分明的下颌，还有那双总是让她感到惊奇的眼睛。那种蓝色让她想起她曾在画册上看过的贝加尔湖，深邃而清澈。他的金发因为睡眠而变得凌乱，有几缕垂到额前，让他看起来比白天少了些威严，多了些孩子气。
　　“那你是什么？”他问，手指轻轻梳理着她黑色的长发。那头发又长又直，在枕头上铺开像一片墨色的瀑布。
　　安娜想了想。“一只麻雀。”
　　“麻雀？”
　　“嗯。又小又黑，哪里都有，没人注意。”
　　瓦西里的表情柔和下来。“我注意到了。”他说，手指停在她的脸颊上，“我第一次见你就注意到了。”
　　他说的是那个秋天的舞会。两年前，在基辅青年文化宫举办的“各民族友谊晚会”。安娜当时被朋友——如果孤儿院一起长大的几个女孩能算是朋友的话——硬拉去参加。她本来不想去，她不擅长跳舞，更不擅长社交。但塔季扬娜说那里有免费的柠檬汽水和饼干，而且“说不定能遇到个好男人”。
　　结果真的遇到了。
　　安娜还记得自己当时站在大厅边缘，穿着一件从二手商店淘来的褐色连衣裙，料子粗糙，领口过高，颜色把她本就偏黄的肤色衬得更加暗淡。她手里握着一杯温吞的柠檬汽水，看着舞池里旋转的人群。手风琴和巴扬琴奏着欢快的旋律，男人们的靴子在地板上踏出整齐的节拍，姑娘们的裙摆像盛开的花朵。
　　然后他就出现了。
　　他穿着消防队的制服——不是正式军装，而是那种深蓝色的日常制服，熨烫得笔挺，肩章上的徽章闪闪发亮。他太高了，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到，金色的头发在吊灯下几乎在发光。他正和几个同样穿制服的男人说笑，手里拿着一杯啤酒，笑声洪亮而真诚。
　　安娜立刻低下了头。这样的男人不属于她的世界。他们是阳光下的白桦树，高大、挺拔、生机勃勃。而她只是墙角的阴影。
　　但命运有时就是如此不可理喻。
　　下一支舞曲开始时，安娜感到有人站在她面前。她抬起头，就看到了那双蓝眼睛。他伸出手，什么也没说，只是微笑着看着她。那笑容里有种让她无法拒绝的真诚。
　　“我不会跳。”她小声说，声音几乎被音乐淹没。
　　“我教你。”他说，然后不等她回答，就轻轻拉住她的手，把她带进了舞池。
　　后来安娜才知道，瓦西里那天是被同事们怂恿去“邀请那个东方小美人”的。有人说她看起来像中国娃娃，有人说她可能是越南人，还有人打赌他不敢去邀请一个“外国人”。但瓦西里说，他只是看到她的第一眼，就觉得她像一只走失的小动物，眼神里有种让他心碎的孤独。
　　“你在想什么？”现在，瓦西里问她，拇指轻轻摩挲着她的下巴。
　　“想我们第一次跳舞。”安娜如实说。
　　“你当时踩了我七次脚。”
　　“我记得是五次。”
　　“左脚三次，右脚四次，所以是七次。”
　　安娜轻轻推了他一下，但他纹丝不动，只是笑得更开了。他俯身吻了吻她的额头，然后是鼻尖，最后轻触了一下嘴唇。
　　“该起床了，”他说，虽然听起来并不真的想起床，“我七点要报到。”
　　安娜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闹钟。钢制外壳，圆盘式表盘，红色的指针指向六点十分。这是瓦西里去年获得的“先进工作者”奖品之一。还有那座挂钟，也是奖品，挂在客厅的墙上，走时精确，每个整点都会发出清脆的报时声。
　　“你再躺五分钟，”她说，“我去做早餐。”
　　瓦西里没有反对。他确实又躺下了，但手臂依然搂着她。安娜任由他抱着，听着他的呼吸逐渐平稳，以为他又睡着了。但两分钟后，他叹了口气，坐了起来。
　　“不行，”他说，“躺着躺着就不想动了。”
　　他下了床，赤裸着上身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更多的光线涌进房间，照亮了卧室的每一个角落。安娜眯起眼睛，看着他站在窗前的背影——宽阔的肩膀，收紧的腰背，背部肌肉随着他伸展双臂的动作而起伏。阳光在他金色的汗毛上镀了一层细碎的光。
　　他们的卧室不大，但很整洁。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个床头柜，仅此而已。墙上贴着浅绿色的壁纸，是瓦西里在他们结婚前重新贴过的。地板是实木的，有些地方因为年代久远而出现了细小的裂缝，但被擦得很干净。窗户朝东，每天早上都会迎来第一缕阳光。
　　这整间公寓都是瓦西里分到的。不是分配的普通职工宿舍，而是因为他连续三年被评为“基辅市模范消防员”，并在一场化工厂火灾中表现出色，救了两个孩子和一位老妇人，所以特别奖励给他的。位于一栋新建的五层楼房里，在奥博隆区，离第聂伯河不远。两室一厅，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总面积足足有五十二平方米。这在1986年的基辅，尤其是对于一对年轻夫妇来说，几乎是奢侈的。
　　最重要的是，它有中央供暖。安娜至今还记得第一个冬天，当她意识到不需要每天早上起来生炉子，不需要担心煤炭是否足够，室内温度可以恒定保持在二十度以上时，那种几乎不真实的幸福感。孤儿院的冬天总是寒冷的，暖气时有时无，窗户漏风，她们几个女孩常常挤在一张床上取暖。而现在，她有了一整间温暖的公寓，还有一具温暖的、总是散发着阳光木头气味的身体可以依偎。
　　瓦西里走进浴室，很快传来了水声。安娜也起身，套上晨衣，走进厨房开始准备早餐。
　　厨房是她最喜欢的地方之一。虽然不大，但窗户很大，采光很好。台面是浅色的人造大理石，是这栋新建住宅的标准配置。柜子是淡黄色的，门上镶着磨砂玻璃。有一个双灶头的燃气炉，一个不大的烤箱，还有一台“明斯克”牌冰箱，工作时会发出低沉的嗡嗡声。
　　安娜打开冰箱，取出鸡蛋、黄油、香肠和牛奶。又从柜子里拿出黑面包、盐和茶。她动作熟练，有条不紊。先在煎锅里化开一小块黄油，等油热了，打入两个鸡蛋。香肠切片，放在另一个小锅里煎。面包切片，用烤面包机加热——这是瓦西里用额外津贴买的，算是奢侈品。
　　水烧开了，她往茶壶里放了两勺红茶，冲入开水。茶香混合着煎蛋和香肠的香味，在厨房里弥漫开来。
　　“闻起来真香。”瓦西里出现在厨房门口，已经穿好了制服。深蓝色的裤子和衬衫，还没有佩戴肩章和徽章。他的头发湿漉漉的，向后梳得整齐，露出宽阔的额头。脸上还挂着几滴水珠。
　　“坐下吧，”安娜说，“马上就好。”
　　她把煎蛋和香肠盛到盘子里，摆上面包片，又切了几片黄瓜和番茄作为配菜。茶倒进两个印有向日葵图案的杯子里——这也是他们的结婚礼物之一。
　　瓦西里在餐桌前坐下。餐桌很小，靠在厨房的墙边，只能坐下两个人。但他们很少需要更大的桌子——大多数时候只有他们两个人吃饭。偶尔会有瓦西里的同事来访，或者孤儿院的朋友来看安娜，那时他们会把桌子搬到客厅，再从邻居那里借几把椅子。
　　“你今天有什么安排？”瓦西里边吃边问，用面包片蘸着蛋黄。
　　安娜在他对面坐下，小口喝着茶。“上午要去‘红星’针织厂，有一批需要手工缝标签的衣服。塔季扬娜说大概需要四个小时。”
　　瓦西里点点头。他知道安娜的工作不稳定，大部分是零工——在工厂做临时工，在商店帮忙盘点库存，有时甚至去集体农庄帮忙收土豆或甜菜。这不是因为她不够聪明或不够努力。恰恰相反，安娜是他见过最聪明的女人。她读书时成绩优异，甚至考上了基辅大学的物理系，这在孤儿院出身的孩子中是极为罕见的成就。
　　但问题出在她的身份上。
　　作为一个“国籍不明”的亚裔，没有父母，没有确切出生证明，她在官僚系统中是一个无法归类的问题。大学录取了她，但在入学三个月后，安全部门的人找她谈话，询问她的背景。她无法提供任何确切的答案——她不知道自己出生在哪里，父母是谁，为什么会在基辅的孤儿院。只知道一个模糊的名字“安娜·伊万尼夫娜·科瓦尔”，和一个推测的出生年份1960年。
　　一个月后，她被“建议”休学。理由很模糊，但意思很明确：像她这样的人，不适合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在物理这样的敏感领域。
　　安娜没有抗争。她习惯了不对命运抗争。孤儿院的经历教会她，有些墙是无法逾越的，有些问题是永远不会有答案的。她默默收拾行李，离开了大学宿舍。那天瓦西里——当时他们刚刚开始约会——去接她，她只抱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里面装着几件衣服和几本书，表情平静得让他心疼。
　　“下午呢？”瓦西里问，试图让声音听起来轻松。
　　“下午要去图书馆，”安娜说，“我想找一些关于……关于反应堆设计的书。”
　　瓦西里抬起头，眉毛微挑。“反应堆？怎么突然对这个感兴趣？”
　　安娜自己也有些困惑。她放下茶杯，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杯壁。“我不知道。就是……最近总是梦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光的图案，数字，复杂的结构。醒来后脑子里会有一些公式的片段，但记不清楚。”
　　她顿了顿，试图表达那种模糊的感觉：“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我大脑深处，想要浮出来，但我够不到。”
　　瓦西里注视着她。他见过安娜这种状态几次——当她沉浸在某个数学问题中，或者试图理解某个复杂的物理概念时，她的眼神会变得遥远，仿佛灵魂的一部分去了另一个维度。有时她会突然说出一些他完全听不懂的专业术语，或者在餐巾纸上写下他看不懂的公式。
　　“你总是这样，”他温和地说，“脑子转得比我们所有人都快。”
　　“但这不一样，”安娜轻声说，“这次的梦……有种紧迫感。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而我需要明白它是什么。”
　　瓦西里伸手越过餐桌，握住她的手。他的手很大，几乎完全包裹住她的手，掌心温暖而粗糙，是长期训练和工作的结果。
　　“那就去图书馆看看吧，”他说，“也许读读书能让你安心些。”
　　安娜点点头，对他笑了笑。那个笑容很浅，几乎只是嘴角的轻微上扬，但瓦西里知道那对她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情绪表达了。他见过她真正开心的样子——当他们去第聂伯河边散步，当他给她带回来一块她喜欢的蜂蜜蛋糕，当他们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说只是听着彼此的呼吸时。那些时候，她的眼睛会亮起来，整个人会放松下来，像一朵终于绽放的花。
　　但大多数时候，安娜是内敛的，甚至是畏缩的。她说话声音很轻，走路时习惯性地低着头，尽量避免与人对视。在公共场合，她总是站在人群边缘，仿佛随时准备消失。瓦西里知道这是孤儿院的烙印——在一个资源有限的环境里，最安静、最不惹人注意的孩子往往能得到最多的安宁。而作为一个外貌明显不同的亚裔孩子，这种隐形生存策略更是必要的。
　　“我今天应该能准时下班，”瓦西里说，喝完最后一口茶，“没有训练，也没有会议。我回来做晚饭。”
　　“我可以做。”安娜说。
　　“我想做，”瓦西里坚持，“你不是要去图书馆吗？回来可能累了。”
　　他站起来，开始收拾自己的餐具。这是他的习惯——如果不上早班或不加班，他就会负责洗碗。在苏联，尤其是在乌克兰，这种习惯并不常见。大多数男人认为家务是女人的事，下班后就是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或电视，等着妻子把晚餐端上桌。但瓦西里不同。他的母亲在他十二岁时就去世了，父亲是长途卡车司机，经常不在家。瓦西里很早就学会了照顾自己——做饭、洗衣、打扫。他从不认为做这些事有什么不妥。
　　“而且，”他补充道，把盘子放进水槽，“我喜欢做饭。比消防队厨房那些东西好吃多了。”
　　安娜笑了。真正的笑这次，眼睛弯成了月牙。“你做的红菜汤确实比食堂的好喝。”
　　“看到没？”瓦西里得意地说，走到她身边，俯身吻了吻她的头顶，“好了，我真得走了。别工作得太累。”
　　他穿上制服外套，佩戴好肩章和徽章。在门口，他转过身，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差点忘了，”他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袋，“昨天路过‘甜心’蛋糕店，看到有核桃卷，就买了两个。你带一个当点心。”
　　安娜接过纸袋，还能感觉到核桃卷的微温。那种熟悉的暖意又从心底涌起——他总是记得她喜欢什么。
　　“谢谢，”她说，“路上小心。”
　　“一直都很小心。”他眨眨眼，然后关上门离开了。
　　公寓突然安静下来。
　　安娜站在原地，听着他下楼的脚步声——坚定、有力、规律。直到那声音完全消失，她才慢慢走回厨房，开始收拾早餐。水龙头里流出的水是温的，这也是新公寓的好处之一。她洗了盘子，擦了桌子，把剩下的食物放进冰箱。动作机械而熟练，脑子里却在想着那些梦。
　　光的图案。旋转的几何结构。闪烁的数字序列。还有那种紧迫感，那种有什么重要事情即将发生的感觉，像地平线上的雷暴，虽然还看不见，但空气已经变得沉重，皮肤能感觉到电荷的变化。
　　她摇摇头，试图把这些思绪赶走。也许瓦西里说得对，去图书馆看看书会让她安心些。至少能让她的脑子被具体的信息填满，而不是这些模糊的预感。
　　收拾完厨房，她走进卧室换衣服。衣柜里大部分是她的衣服，简单、朴素，颜色以深色为主——灰色、褐色、深蓝色。只有几件鲜艳的是瓦西里给她买的：一条红色的围巾，一件浅绿色的衬衫，还有一条印着小花的连衣裙，她只在特殊场合穿。瓦西里总说她穿亮色好看，应该多买一些，但安娜不习惯。亮色太显眼，会让她更引人注意。
　　她选了一件灰色的针织衫和深蓝色的裙子，外面套上一件黑色的外套。在镜子前梳头时，她看着镜中的自己：瘦小的身材，黑色的直发，杏仁形状的深色眼睛，偏黄的肤色。一张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的脸。即使在基辅生活了二十六年，她依然觉得自己像个外来者，一个不小心闯入了不属于自己的故事的旁观者。
　　但至少现在，她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还有一个人，愿意用他温暖而坚实的怀抱，接纳这个总是感觉自己是局外人的她。
　　安娜拿起手提包，检查了一下里面的东西：工作证、零钱包、图书馆卡，还有瓦西里给她的核桃卷。然后她关上门，走下楼梯，步入四月的基辅清晨。
　　楼外，阳光正好。街道两旁的栗子树已经冒出了嫩绿的新芽，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车厢里挤满了赶早班的人。几个孩子背着书包跑向学校，红领巾在他们颈间飘扬。远处，第聂伯河的波光在阳光下闪烁，像铺开了一河的碎银。
　　这座城市正在苏醒，以它惯常的、缓慢而坚定的节奏。安娜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混杂着汽车尾气、新鲜面包和湿润泥土的味道。她拉了拉外套的领子，朝着电车站的方向走去。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正常，那么平静。
　　但她脑子里那些光的图案，依然在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