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劫》小木凳子就是橙

5、5/月落无声

　　中秋后的第一个清晨，宋松是在市汽车站候车室的长椅上醒来的。
　　怀里，宋绒还在睡，呼吸均匀，烧已经退了。晨光从高大的玻璃窗斜射进来，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光柱，灰尘在光里飞舞。
　　宋松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第一反应是摸自己的脸。
　　光滑的。
　　没有凹凸不平，没有痛痒，什么都没有。她猛地坐起身，把旁边一个打盹的老大爷吓了一跳。
　　“闺女，做噩梦啦？”老大爷嘟囔着翻了个身。
　　宋松没回答，手忙脚乱地从布包里翻出那面破了一半的小镜子，对着脸照。
　　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眼下有浓重的黑眼圈，头发乱糟糟的——但是脸上干干净净，别说疱疹，连个红点都没有。
　　她卷起袖子。胳膊也光洁如初，甚至...好像比之前更白了些？
　　昨晚在医院，医生还说“目前无法确定病因，需要观察”，今早却连痕迹都没留下。
　　如果不是口袋里还揣着那张化验单和没吃完的药，她真的会以为自己做了一场荒诞的梦。
　　“姑姑...”宋绒醒了，揉着眼睛坐起来，“我饿。”
　　宋松回过神，把镜子塞回包里：“走，姑姑带你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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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六年的市区，对两个刚从山里逃出来的女孩来说，大得像一个迷宫。
　　高楼不多，但比县城密集；马路更宽，车更多，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街边店铺的招牌五颜六色，卖什么的都有。
　　宋松抱着宋绒，站在出站口，被扑面而来的人潮和声浪冲击得有点发懵。
　　她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一晚八块钱，房间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掉了漆的桌子，厕所公用，在走廊尽头。
　　安顿下来后，宋松数了数钱：车票花了二十二块五，旅馆八块，再加上早饭吃了三块钱的包子，现在还剩不到两百块。
　　两百块，在市区能活几天？
　　“绒绒，咱们得找活干。”宋松对正在床上玩破布娃娃的宋绒说。
　　接下来的三天，宋松几乎走遍了车站附近所有贴着招工广告的地方。
　　饭店招服务员，要身份证；工厂招女工，要体检证明；商店招售货员，要本地户口...她什么都没有。
　　第四天下午，她拖着酸痛的腿回到旅馆，看见老板娘正坐在门口嗑瓜子。
　　老板娘五十来岁，本地人，胖胖的，姓刘，人还算和气，这些天对两小姑娘多有照顾，平日里和其他租客，街道邻居相处也挺融洽。
　　“小宋啊，工作找得咋样了？”刘姨问。
　　宋松摇摇头。
　　刘姨吐掉瓜子壳：“我看你带着孩子也不容易...这样吧，我有个亲戚在城西工地开小卖部，正缺个帮忙看摊的，活不累，就是时间长点，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一个月一百二，包中午一顿饭。你去不去？”
　　宋松眼睛一亮：“去！”
　　“不过，”刘姨压低声音，“我那亲戚脾气有点怪，你多担待。还有，孩子不能带过去，你得自己想办法。”
　　宋松的心沉了沉。
　　她看看趴在窗户边看街上汽车的宋绒，咬咬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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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西那片工地是新建的开发区，尘土飞扬，机器轰鸣。
　　小卖部就是个铁皮棚子，里面堆满了烟酒零食、泡面火腿肠，还有劳保用品。
　　老板姓孙，是个秃顶的矮个子男人，果然脾气怪，话不多，看人时眼睛总斜着。
　　“每天早上六点开门，清点货物，卖东西，记账。”孙老板说话像在吐钉子，“中午我给你带饭，晚上九点关门，把当天的钱点清楚交给我。少一分钱，从你工资里扣。”
　　宋松点头：“知道了。”
　　“还有，”孙老板打量着她，“你住哪？”
　　“车站那边的小旅馆。”
　　“太远了。工地后头有排临时工棚，有空房，一个月二十，你要不要？”
　　宋松想了想，答应了。虽然工棚条件差，但能省下旅馆钱，而且离得近，中午能回去看看宋绒。
　　工棚比她想象得更简陋，一排红砖房，屋顶是石棉瓦，窗户没玻璃，用塑料布蒙着。
　　她分到的那间只有十平米，除了一张破木板床和一张桌子，什么都没有。但至少有门有锁，还有个能烧煤球炉的小灶台。
　　安顿下来的第一天晚上，宋松搂着宋绒躺在硬板床上，听着隔壁工棚传来的打牌声、划拳声，还有远处工地彻夜不息的机器轰鸣，久久不能入睡。
　　“姑姑，这里好吵。”宋绒小声说。
　　“嗯。”
　　“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这里就是家。”
　　宋绒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传来均匀的呼吸声。
　　宋松睁着眼，看着天花板上晃动的光影——是外面工地的探照灯透过塑料布照进来的。
　　她想起宋家沟的夜晚，那么安静，能听见虫鸣蛙叫，能看见漫天繁星。
　　这里没有星星，只有永远亮着的灯，和永不停歇的噪音。
　　但她不后悔。至少在这里，她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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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卖部的工作枯燥但稳定。
　　早上六点到八点，工人们来买烟买早餐；中午十一点到一点，买泡面买饮料；晚上五点到七点，买酒买下酒菜。其余时间零零散散。
　　她嘴甜，记性好，没多久就记住了常来工人的脸和习惯——王师傅买红梅烟，李师傅爱喝二锅头，张工长只抽白沙...工人们喜欢这个手脚麻利、总是带着笑的姑娘，有时候会多聊两句。
　　“小宋，哪里人啊？”
　　“山里的。”
　　“多大了？有对象没？”
　　“还小呢。”
　　“小什么小，我闺女跟你差不多大，娃娃都抱上了！”
　　宋松只是笑，不多说。
　　一个月后，她领到了一百二十块工资，加上孙老板看她干得好多给了二十块奖金，一共一百四。
　　她留出四十块交下月房租，二十块买米面油盐，剩下的八十块存起来。
　　日子像工地上搅拌机里的水泥，灰扑扑的，沉重，但一点点凝固成形。
　　宋松发现，工地对面每天早上都有很多卖早餐的摊子——卖油条的、卖豆浆的、卖包子的，生意都不错。工人们赶时间，往往就在路边解决早饭。
　　一个念头冒出来：她也可以做。
　　她在小卖部卖货时留意观察，发现工人们最爱买的是包子、茶叶蛋和豆浆，便宜、顶饱、方便带走。
　　晚上下班后，她跑去附近的菜市场转悠，打听面粉、鸡蛋、豆子的价钱，在心里默默算账。
　　“孙老板，”有一天她鼓起勇气问，“我能不能...早上五点到六点，在工地门口摆个早餐摊？就一个小时，不耽误小卖部开门。”
　　孙老板斜眼看她：“你想自己做生意？”
　　“...就想多挣点。”
　　孙老板没说话，吧嗒吧嗒抽了半支烟，才开口：“行。但摊位不能离小卖部太近，抢我生意可不行。”
　　宋松喜出望外：“谢谢孙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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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出摊是在一个深秋的清晨，天还没亮，寒风刺骨。
　　宋松三点就起床了，生煤球炉，和面，调馅，包包子。
　　她手巧，在平安饭店那二十多天不是白干的，至少学会了发面和调馅。
　　包子包的是最普通的白菜猪肉馅，肉不多，但油放得足，闻着香。
　　豆浆是昨晚泡的豆子，早上现磨现煮。茶叶蛋提前煮好，在卤汁里泡了一夜，入味。
　　五点钟，她推着借来的破三轮车——车上放着炉子、蒸笼、保温桶和零钱盒，宋绒裹着小被子坐在车斗角落里——来到工地门口，找了个离小卖部五十米远的位置。
　　第一笼包子出锅时，热气腾腾的白雾在寒冷的空气里格外诱人。
　　第一个客人是个四十来岁的工人，缩着脖子走过来：“包子怎么卖？”
　　“五毛一个，茶叶蛋三毛，豆浆两毛。”宋松声音有点抖，不知是冷还是紧张。
　　“来俩包子，一个蛋，一碗豆浆。”
　　“好嘞！”
　　第一笔生意，收了一块五毛钱。宋松把热乎乎的包子和豆浆递过去时，手都在抖。
　　那天早上，她卖了四笼包子——八十个，一桶豆浆，五十个茶叶蛋。
　　六点收摊时，零钱盒里塞满了毛票和硬币。她推着车回到工棚，关上门，把宋绒放在床上，然后坐在地上开始数钱。
　　一块，两块，五块，一毛，两毛...
　　总共四十六块八毛。扣掉成本，净赚差不多二十块。
　　二十块！抵她在小卖部干六天的工资！
　　宋松捏着那沓皱巴巴的钞票，突然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微微抖动。
　　宋绒爬下床，用小手拍她的背：“姑姑，不哭。”
　　“没哭，”宋松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脸上却带着笑，“姑姑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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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摊一做就是三年。
　　三年里，宋松的三轮车换成了带玻璃罩子的早餐车；包子馅多了韭菜鸡蛋、酸菜粉丝；增加了油条和豆腐脑；生意从工地门口扩展到附近两个小区门口。
　　她雇了一个下岗的阿姨帮忙，自己则腾出时间，每天下午去附近的成人夜校上课。
　　夜校是街道办的，学费便宜，教语文、数学和一些基础知识。
　　教室里坐着各色各样的人——有像她一样想学文化的打工者，有准备考文凭的年轻人，也有纯粹来消磨时间的退休老人。
　　宋松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
　　她知道自己底子差，小学都没念完，所以格外珍惜这个机会。
　　晚上在工棚里，等宋绒睡了，她就着昏暗的灯光，一遍遍抄写生字，演算数学题。手指冻得通红，哈口气继续写。
　　一九九九年秋天，宋绒到了上学的年纪。
　　宋松跑断了腿，托人找关系，最终把宋绒送进了附近一所小学。因为是借读，要交借读费，一年八百。宋松眼都没眨就交了。
　　“绒绒，好好读书。”送宋绒去学校的第一天，宋松蹲下来给侄女整理红领巾，“姑姑没读成书，你一定要读出来。”
　　宋绒用力点头：“嗯！我以后考大学，挣大钱，给姑姑买大房子！”
　　宋松笑了，眼里有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