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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午夜钟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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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夏文,主业是文物修复师,准确说,是专门修复古董钟表的。
工作室藏在老城区一条爬满青藤的巷子里,门脸是块褪了色的木匾,刻着“修时”两个字,还是上一任主人留下的。每天早上八点零三分,我会准时推开那扇嵌着玻璃的木门,阳光穿过窗棂落在工作台的铜钳上,总在同一个位置投下菱形的光斑。
这行干了七年,见过的钟表比人多。从十七世纪带鎏金指针的怀表,到民国时期的座钟,齿轮咬合的声音于我而言,比任何语言都更诚实。
正常的钟表会老,会坏,会在时间里慢慢磨损,但它们的故障总有逻辑——发条松了,齿轮卡了,摆锤歪了,就像人生病总有病因。
直到三个月前,我收到一个快递。
寄件人地址是空白的,邮戳来自本市一个早已拆迁的老街区。
盒子里垫着泛黄的报纸,裹着的是一只挂钟式的铜钟,足有半人高,钟面蒙着层绿锈,钟摆却异常干净,像刚被人擦拭过。
最奇怪的是它的时间——时针和分针死死卡在十二点整,无论我用多少种工具,都掰不动分毫。
“夏师傅,这钟邪门得很。”送快递的老周擦着汗,眼神瞟向工作台,“昨儿个在站点,它突然自己响了一声,当时正好午夜。”
我没接话,指尖划过钟壳上的纹路。那是种很特别的缠枝纹,藤蔓里藏着极小的“卍”字符号,这在民国钟表里极其罕见。更诡异的是内部结构,拆开底盖时,我发现齿轮间卡着些深褐色的粉末,凑近了闻,有股极淡的杏仁味——那是□□的味道。
第一个异常出现在三天后。
那天我加班到十一点五十七分,正准备收拾东西,工作台的台灯突然闪了闪。余光里,那只铜钟的钟摆竟然动了,以肉眼难辨的速度朝着十二点的反方向挪动。我猛地转头,它又恢复了原状,指针依旧卡在午夜。
但工作台的玻璃台面上,多了道极细的划痕,像有人用指甲尖划出来的,弧度正好和钟摆的轨迹重合。
接下来的日子,怪事开始密集起来——
我放在抽屉里的螺丝刀,总会在第二天清晨出现在铜钟旁边;工作室的挂钟会在午夜十二点准时停摆,哪怕前一晚刚换过电池;
更离谱的是,我电脑里关于那只铜钟的修复记录,总会在凌晨被自动删除,回收站里也找不到痕迹。
有次深夜,我故意守在工作室。
十一点五十九分,窗外的蝉突然不叫了,整条巷子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当秒针指向十二时,那只铜钟发出了第一声嗡鸣,不是清脆的“当”,而是像有人对着钟口吹气,沉闷又潮湿。
与此同时,玻璃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那声音很慢,一步,一步,踩在青石板上,带着种奇特的黏滞感,像是穿鞋的脚沾了水。它停在门口,然后,有人开始叩门。
笃,笃,笃,
三声,不多不少。
我握紧了手里的镊子,盯着门玻璃上的倒影。外面空无一人,只有路灯的光晕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晃。
但那倒影里,我的肩膀后面,多了一截苍白的手腕,正搭在门框边缘,指甲缝里嵌着和铜钟齿轮间一样的褐色粉末。
“钟……该走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像贴着门板飘进来的,带着股潮湿的霉味。
我没有开门。从业手册第一条:永远不要在午夜回应任何关于“时间”的询问。这是师父教我的,他十年前修复一只清代自鸣钟时,在工作室里失踪了,只留下半杯没喝完的茶,和停在午夜的钟。
十二点零一分,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走到门边,看见门把手上挂着片干枯的花瓣,是白玉兰的,这个季节早就谢了。而那只铜钟的指针,竟然微微动了,指向十二点零一秒的位置,仿佛真的走过了一秒。
第二天,我去了那个拆迁区。
废墟里长满了野草,只有一块地基还留着,上面刻着模糊的“陈记”二字。附近的老人才告诉我,这里以前有家钟表铺,老板姓陈,民国三十六年的一个午夜,他和怀孕的妻子死在铺子里,死因不明,只知道那天所有的钟都停在了十二点。
“听说陈太太怀的是双胞胎,”卖杂货的阿婆递来杯凉茶,眼神往我包里瞟,“死前一天,有人看见她抱着只铜钟,在巷子里来回走,嘴里念叨着‘时间错了’。”
我回到工作室时,那只铜钟的钟面裂开了。不是外力撞击的痕迹,更像从内部被什么东西撑开,裂纹里渗出暗红色的液体,顺着桌腿往下滴,在地面积成小小的水洼。
水洼里有倒影。
一个穿着月白色旗袍的女人,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发间别着支银簪,正弯腰看着我。
她的脸藏在阴影里,只能看见嘴角的弧度——那是种极其诡异的微笑,嘴角咧到了耳根,却没有任何笑意。
工作台的台灯又开始闪烁,光线忽明忽暗间,我看见自己的影子在墙上拉长,而那女人的影子,正从影子的脚踝处慢慢往上爬,像条蛇。
铜钟突然剧烈地震动起来,齿轮疯狂转动的声音刺得耳膜生疼。我猛地按住它,却发现底盖不知何时被打开了,里面没有齿轮,只有一团蠕动的黑发,发丝间裹着枚小小的银锁片,上面刻着两个字:念安。
这是我第一次在古董里见到活物。
墙上的挂钟显示十一点五十九分,秒针还在走。但我手机里的时间,已经停在了十二点整,屏幕上跳出一条陌生短信,内容只有三个字:等等我。
门又被敲响了,还是三声。
这次我听见了第二个人的声音,很轻,像个孩子在哼歌。调子很熟悉,是我小时候奶奶教我的童谣,关于时间和等待的。
铜钟的钟摆终于彻底挣脱了束缚,开始顺时针转动。
每晃一下,工作室的光线就暗一分,直到最后一缕阳光被吞进阴影里。我摸向工作台的抽屉,那里放着师父留下的唯一遗物——一把刻着“守时”二字的银质拆信刀,刀鞘里总塞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个穿旗袍的女人,抱着只铜钟,站在早已消失的老巷子里。
照片背面有行字,是师父的笔迹:民国三十六年闰二月,钟停了,人没等住。
叩门声停了。
门缝里渗进来些东西,不是水,是头发,黑色的,湿漉漉的,正朝着我的脚踝爬过来。
铜钟的指针指向了十二点零一分。
然后,它开始倒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