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笔记|随笔|游记合集》厄芙拉

34、恰当的疏离

　　战时的现实是一个重大题材，但重大题材还不够，甚至反而使得手艺的不充足变得更可见。尚有另一个因素，使艺术显得难以捉摸。高贵的意图理应受到奖励，具有高贵意图的文学作品理应获得一种持久的存在，但大多数时候情况恰恰相反：需要某种超脱，某种冷静，才能精心制作一个形式。人们被抛入使他们痛苦呼叫的事件之中，很难找到把这种材料加以艺术转化所需的距离。

　　——米沃什《诗的见证》

　　这种把艺术等同于生活的做法的可悲之处在于，它总是以牺牲艺术来达致的。如果一次悲剧经验就是一部杰作的保障的话，则相对于那些居住于毁坏和新建的万神殿里无数的杰出群众，读者将变成令人沮丧的少数派。如果伦理与美学是同义的，则文学将成为天使的领域，而不是凡人的地盘。

　　——布罗茨基《小于一》

　　超验的天意使得秘密德意志成为继“神圣希腊”、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和但丁预示的文艺复兴时期世俗化的人文文化之后，第四个末世论的、最终在精神上位列最高的社会。（《旧约》中的犹地阿不扮演任何角色。）秘密德意志回到了希腊的模式，位于一个特定的空间，也即德国，但它是这样一个社会，其成员在“生命的丰盈”以及“对‘至为深奥的人的存在’的‘一切’的包罗上，甚至超过了希腊人。秘密德意志的统治者和贵族，虽然是人类，但可以与宙斯、阿波罗或狄俄尼索斯同列。康托洛维茨并不希望列出具体的成员——他并未想过写一部“条顿人的《神曲》”——而是强调（暗地里与纳粹的宣传唱反调）它的最为伟大的代表中，许多虽然是德意志人，但被指责为“非德意志”。腓特烈二世是这样，称赞过拿破仑的歌德和黑格尔是这样，回避“官方德国的布尔乔亚世界”的斯特凡·格奥尔格也是这样。如尼采说过的，“为了更德国，一个人必须让自己去德国化”。

　　——勒纳《天使时间：康托洛维茨传》

　　“至深的痛苦绝不到露天市场，通过爆发而出的叫痛声来阐释自己；然而深谙灵魂的行家们却能听见它——听见它那令人无比感动的羞怯的孤独之啜泣”，格奥尔格曾如此写道。正是“羞怯的孤独”和面对赤裸裸的灵魂时的战栗，让尼采呐喊：“一切深刻者都寻求面具”，而关于“处在心灵之深山的状态”（里尔克）的主题则已响彻数百年之久，它在多少诗人的血脉中流淌——正如此处，它作为轻微的震动穿过格奥尔格的诗歌颤抖着。这种响动我们必定听见了。

　　——施洛塞《是诗人，还是预言家？》

　　流放是一种解放的力量，通过主动或被动地改变外在环境，诗人迫使自己放弃既有的、熟悉的思想观念、思维习惯和艺术风格，争取新的突破。布罗茨基几乎把流放变成了实现什克洛夫斯基所言的陌生化的一种高级“程序”：诗歌的陌生化首先需要诗人不断追求自我的陌生化。在诗的末尾，布罗茨基戏仿了奥维德《变形记》中的情节：忒修斯为了不在代达罗斯建造的迷宫里迷路，带上了一个线轴，这里的代达罗斯也如法炮制，只不过他要去的是冥府。读者固然可以觉得这是反讽，即使机巧如代达罗斯，也不是死亡的对手，但更大的可能是，这个意象表现了诗人智胜死亡的决心。这里的死亡是艺术的绝境，是自我重复的迷宫，流放却给了诗人绝处逢生的机会。奥维德或许没有意识到，恰好是流放黑海的经历为他创造一种新的诗歌提供了条件，这种诗歌在他志得意满的青年时代恐怕从未梦想过。

　　因此，晚年的布罗茨基似乎相信，诗人天然是流放者，不能欣赏流放体验的奥维德不再是他心目中最典型的流放诗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厌弃了奥维德，事实上，他在生命尽头所写的《致贺拉斯书》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奥维德一生的迷恋，因为后者和贺拉斯、维吉尔等人不同，永远坚持私人化的创作，永远不为政治扭曲艺术。无论对于布罗茨基还是普希金、曼德尔施塔姆来说，奥维德的流放诗歌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别处”来审视自己置身的世界，反思各种文学、艺术和社会的陈规。在他们挪用和改写奥维德的过程中，奥维德的传统也内化为一种新的传统，形成俄国自己的流放诗歌谱系。

　　——李永毅《奥维德与俄国流放诗歌的双重传统》

　　从语言甲翻译到语言乙会让第三种存在的影响活现出来，它会展示出“纯粹语言”的样子，既优于二者，又是二者的基础。在真正翻译的召唤下，那个一致紧凑的图案会显示出自己模糊却无疑的外形，它正是巴别塔之后人类言语嘈杂碎片的来源。通过引起疏离感，路德版《诗篇》与荷尔德林翻译的品达《皮托凯歌·三》(Third Pythian Ode)表明了需要引入一种“源语言”这个事实，它让德语-希伯来语和德语-古希腊语得以交融。这种融合可以存在，也必须存在，因为人类意味着同样的事物，人类的声音源于同样的希望和忧虑，虽然他们说出的词不同。换言之，劣质的翻译中充斥着表面上相似的话语，但是忽略了意义的联系。语文学中对道的热爱高于对不同词干的科学探求。路德和荷尔德林让德语向后“退”了一些，使它更接近那个万语由来的源头。不过为了实现这种魔术，译本必须与自身的语言保持一定的疏离感，保持相异，这是至关重要的。荷尔德林的《安提戈涅》几乎不“像”日常德语；玛丽安·摩尔译笔下的拉封丹仿佛带刺的树篱，与美式英语口语相距甚远。译者让源头语言渗人并调整自己的语言，从而使它更加丰富。

　　——乔治·斯坦纳《巴别塔之后》

　　济慈将莎士比亚的天才描述为一种“消极能力”，而非“积极能力”，这让我们想起维吉尔在地狱旅行时对但丁的警告：如果想要看得真切，就不允许怜悯。想要看到完整的人性，眼睛必须不被眼泪所遮蔽，甚至不被忠诚所遮蔽。威廉·布莱克也曾写道：怜悯使灵魂分裂。

　　——简·赫斯菲尔德《十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