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营岁月》周明森

22、橄榄绿的新装

　　第20章：橄榄绿的新装，1985年秋日的誓言

　　【本章摘要】：本文讲述了1985年三位年轻民警在换装前后的工作与生活细节。周明森、段旭和刘长坡在昝岗乡派出所工作，他们性格各异，岗位不同，却有着同样的信念和追求。他们处理邻里纠纷、寻找走失的老人孩子或是牲畜，用自己的行动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1985年，公安系统迎来了一次变革，全国公安民警统一换发83式警服。三位民警对新警服充满了期待，他们穿上新警服，更加深刻地领悟到“警察”这个职业的神圣与光荣。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践行一名人民警察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直到白发苍苍，初心不改。

　　一：岁月的底色（1985年初秋，唐河县）

　　1985年的初秋，暑气尚未完全消散，只是午后的阳光不再那般灼人，风里也开始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凉意。唐河县的土地上，玉米已经开始泛黄，沉甸甸的穗子低着头，预示着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即将到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也吹到了这豫西南的小县城，人们的脸上多了几分对未来的憧憬，日子似乎也在这平静的变迁中，悄悄加快了节奏。

　　昝岗乡派出所，就坐落在乡街的西头，一栋不算新的砖瓦房，院墙是用黄土夯实的，上面爬着几株丝瓜藤，叶子在初秋的阳光下绿得发亮。我叫周明森，那年刚满二十二岁，穿上警服才第二个年头。脸上的轮廓还带着几分未脱的青涩，眼神却因为职业的缘故，多了几分同龄人少有的沉稳和锐利。每天的工作，琐碎而具体，却让我乐在其中。

　　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就会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沿着乡间的土路去辖区巡逻。路两旁的白杨树叶子开始簌簌地往下掉，落在地上，铺成一层薄薄的金黄。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和庄稼的清香，偶尔能听到几声鸡鸣犬吠，或是远处村庄传来的、模糊的咳嗽声和说话声。我熟悉这条路上的每一个坑洼，熟悉每一个村庄的位置，甚至能叫出大多数沿途村民的名字。张大爷家的牛昨天是不是又没拴好？李婶家的孙子该上小学了，户口手续办得怎么样了？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像一颗颗珠子，串起了我平凡的警察生涯。

　　处理邻里纠纷是常有的事。东家的鸡啄了西家的菜，南院的树挡了北院的光，往往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口角，却最是磨人。我得耐着性子，听双方把火气都发泄出来，然后再摆事实、讲道理，有时候还要搬出土改时的地契，或者找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来作证。往往一场纠纷调解下来，口干舌燥，太阳也已西斜。但看着双方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心里那份踏实和满足，是什么都换不来的。

　　除了调解纠纷，更多的时候是处理些小偷小摸、寻找走失的老人孩子或是牲畜。记得有一次，王村的王老五家丢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那可是他家攒钱给儿子娶媳妇的指望，王老五急得差点哭了。我带着所里的老张，在村里转了整整一天，问遍了邻里，最后在村外的一个废弃窑洞里找到了那只鸡，原来是被黄鼠狼惊得飞跑了进去。把鸡送回去的时候，王老五非要塞给我几个刚下的鸡蛋，推辞不过，我只好收下，心里却暖烘烘的。那时候我就明白，“人民警察”这四个字，在基层，更多的时候不是雷霆万钧的威严，而是润物无声的守护。

　　我的战友段旭，我早同一年入警，那年二十三岁。他是个典型的内向性子，说话轻声细语，做事却极为认真细致。年初，所里调整岗位，他从需要风里来雨里去的巡逻岗调到了内勤，负责户籍管理。这活儿，在外人看来似乎轻松，不用风吹日晒，实则不然。

　　户籍室就在派出所进门右手边的第一间房，里面摆着一张老旧的木桌，桌面上被磨得光滑发亮。靠墙立着几个高大的铁皮柜，里面整齐地码放着一摞摞厚厚的户籍册。那些册子，有的纸张已经泛黄发脆，上面的字迹也因为年代久远而有些模糊，但每一页都记录着辖区内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迁入迁出。段旭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冰冷的册子打交道。

　　他总是早早地来到户籍室，先把屋子打扫干净，然后打开铁皮柜，取出当天需要处理的户籍材料。他伏在木桌上，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近视眼镜，手里握着一支英雄牌钢笔，一笔一划地在表格上填写着。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专注的脸上，能看到他额头上细密的汗珠。有时候，为了核对一个出生日期，或者一个地名的写法，他会翻找出好几本旧户籍册，反复比对，生怕出一点差错。

　　“明森，你看这个‘李’字，以前登记的时候多了一横，现在人家要迁户口，这可不能错。”他会拿着户籍册，叫我过去一起研究。在他看来，这薄薄的纸页，承载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是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安身立命的凭证，容不得半点马虎。户籍室的门总是敞开着，村民们有什么疑问，或者要办手续，都会来找他。他总是耐心地解答，仔细地指导，从不嫌烦。他伏在桌前忙碌的身影，成了派出所里一道安静而可靠的风景。

　　而刘长坡，则和段旭是截然不同的性子。他比我大两岁，快二十四了，个子高大，皮肤黝黑，说话声音洪亮，走路带风。他身上那股子不服输的冲劲和对刑侦工作的痴迷，是全所公认的。长坡脑子活，眼尖，观察力特别敏锐，平时看着大大咧咧，可一旦有案子，那股认真劲儿就上来了。

　　几个月前，县局刑警队缺人手，一眼就看中了他，把他借调过去跟班学习。这可把长坡高兴坏了，那是他梦寐以求的岗位。每次从县局回所里办事，他都像个刚得到新玩具的孩子，迫不及待地跟我们分享他的见闻。“知道不？老郑队长，就是破了去年那起连环盗窃案的那位，教我怎么看脚印呢！”“县局新配了辆三轮摩托，带斗的，跑起来那叫一个快！”他眉飞色舞地说着，眼神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对刑侦工作的热爱。我们都为他高兴，也知道，他这块料，就该在更能施展才华的刑侦一线发光发热。

　　我们三个，性格各异，岗位不同，却有着同样的信念和追求。在这小小的昝岗乡派出所，在这平凡的岗位上，各自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也共同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

　　二：崭新的期待（1985年10月，换装前夜）

　　1985年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活力迸发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从沿海到内陆，从城市到乡村，处处都能感受到变革带来的生机与活力。个体户开始多了起来，昝岗乡街上也开了几家新的服装店和杂货铺，录音机里播放着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我的中国心》，偶尔还能看到有人穿着喇叭裤，戴着□□镜，引来不少好奇的目光。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安系统也迎来了一次不小的变革。早在年初，关于全国公安民警将要统一换发新式警服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在系统内悄悄传开了。我们这些习惯了“72式”警服的民警，对此充满了期待。

　　“72式”警服，上白下蓝，我们都俗称“白警服”。那身衣服，穿在身上其实也挺精神，但时间久了，大家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尤其是夏天，白色的上衣特别容易脏，出趟警回来，往往就汗渍斑斑。而且，在老百姓眼里，似乎也少了几分威慑力。

　　关于新警服的样子，各种猜测在派出所里流传开来。午休的时候，大家聚在院子里，晒着太阳，话题总会不自觉地落到这上面。

　　“我听县局的老吴说，新警服是橄榄绿色的，跟解放军的颜色差不多，看着就威风！”老张吸着旱烟，慢悠悠地说。

　　“是吗？那可真不错！”我心里一动，想象着橄榄绿穿在身上的样子。

　　“不光颜色变了，领章也不一样了，好像是红色的，叫什么红旗领章，上面还有警徽呢！”刘长坡从县局回来，带来了更具体的消息，“面料也比现在的好，是那种挺括的咔叽布，不容易皱。”

　　段旭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手里还拿着一本户籍册，但显然也没心思看进去了，嘴角带着一丝向往的微笑。

　　整个秋天，这种期待的情绪就像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一样，悄悄地生长、蔓延。大家干活似乎也更有劲了，仿佛那身崭新的警服，能带来无穷的力量。

　　10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阳光正好，所长陈永高拿着一份文件，精神抖擞地走进办公室，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笑容：“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全县公安民警统一换发83式警服！”

　　“真的？！”办公室里瞬间炸开了锅，压抑了大半年的期待终于变成了现实，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笑容。

　　“太好了！”“终于盼到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平日里严肃的办公室，此刻充满了欢声笑语。

　　所长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好了好了，都别激动。明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所长特意提前放大家下班，回去好好休息，养足精神，明天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咱们的新警服！”

　　那天晚上，我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屋，却怎么也睡不着。小屋很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脑海里翻来覆去都是关于新警服的念头。

　　我想起三年前，自己刚穿上那身“上白下蓝”警服时的情景。那天，我特意跑到供销社买了块新肥皂，把警服洗了又洗，晾在院子里，看着它在阳光下慢慢变干，心里那份激动和自豪，至今记忆犹新。穿上警服的第一天，我在镜子前照了又照，感觉自己瞬间长大了，肩上也仿佛多了千斤重担。

　　我想起第一次独立处理警情，是去调解两家因为宅基地边界引发的争吵。当时我紧张得手心冒汗，说话都有些结巴，但看到双方最后听从了我的劝说，握手言和，那种成就感，难以言表。

　　我想起我的师傅，那位已经退休的老民警。他总是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72式”警服，带着我走村串户，教我怎么跟老百姓打交道，怎么观察细节，怎么判断是非。他常说：“明森啊，警服穿在身上，是荣誉，更是责任。老百姓看你穿这身衣服，就信你，你可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师傅的话，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我意识到，这次换装，绝不仅仅是衣服样式和颜色的改变。它更像是一个标志，一个节点，意味着公安工作可能会迎来新的变化，新的要求。我们将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群众面前，承担起新的使命。而我，有幸成为这变革中的一员，见证并参与其中。

　　窗外，一轮明月挂在天上，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地上，形成一片斑驳的光影。院子里的蛐蛐不知疲倦地叫着，更显得夜的宁静。我翻了个身，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怦怦直跳。

　　那橄榄绿的颜色，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它不像白色那么刺眼，也不像蓝色那么沉静，它带着一种沉稳、庄重而又充满活力的感觉，像田野里即将成熟的庄稼，像远处连绵的青山，让人觉得踏实、可靠。

　　那红旗领章，鲜红的颜色，一定像一团火焰，燃烧在胸前，时刻提醒着我们的责任和担当。那挺括的面料，穿上身，一定能让人不自觉地挺直腰板，更显精神和威严。

　　我想象着明天清晨，阳光洒满派出所的小院，我们全体民警整齐地站在院子里，领取属于自己的新警服。然后，大家郑重地换上，互相打量着，脸上都带着自豪的笑容。那一刻，我们不仅仅是昝岗乡派出所的民警，更是整个公安系统的一分子，是新时代的守护者。

　　想着想着，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暖流里，有对过去的怀念，有对现在的珍惜，更有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我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周明森，穿上新警服，就要有新样子，更要担起新责任。不能辜负这身衣服，不能辜负老百姓的期望，更不能辜负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夜渐渐深了，蛐蛐的叫声也稀疏了些。我终于有了些睡意，带着这份美好的期待，沉沉睡去。梦里，我仿佛已经穿上了那身崭新的橄榄绿警服，行走在昝岗乡的街道上，老百姓们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信任和赞许。

　　三：庄严的时刻（1985年10月，换装当日）

　　第二天一早，我几乎是在闹钟响之前就醒了。拉开窗帘，外面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天空湛蓝如洗，没有一丝云彩，阳光明媚得有些晃眼。我赶紧洗漱完毕，换上干净的旧警服，快步向派出所走去。

　　还没到所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热闹的说话声。推门进去，只见院子里已经站了不少同事，大家脸上都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互相打趣着，讨论着即将到来的新警服。平日里不苟言笑的副所长赵华甫，此刻也难得地松开了紧锁的眉头，嘴角噙着一丝笑意，正和几个老民警说着什么。

　　派出所的会议室被临时征用，成了换装的场地。一张长条木桌，上面整齐地码放着一摞摞崭新的警服。远远望去，那一片深邃而庄重的橄榄绿，像一片沉静的森林，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一种新布料特有的、淡淡的浆洗和纺织物混合的气味，让人精神一振。

　　“都到齐了吧？”所长陈永高走了进来，他今天也显得格外精神，“好了，现在开始领新警服。念到名字的，依次上来领取。”

　　“刘长坡！”

　　“到！”长坡响亮地应了一声，大步流星地走上前，从所长手里接过一个包裹整齐的服装袋。他掂量了一下，脸上笑开了花，迫不及待地想打开看看，又不好意思，只好抱着袋子站在一旁，眼神里满是期待。

　　“段旭！”

　　“到。”段旭推了推眼镜，快步上前，双手接过警服，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仿佛捧着什么稀世珍宝。

　　“周明森！”

　　“到！”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快步走到所长面前。所长笑着把一套警服递给我：“明森，穿上新衣服，好好干！”

　　“是！所长！”我郑重地接过警服，触手感觉沉甸甸的，布料挺括厚实，和之前的“72式”警服手感完全不同。我低头看了看怀里的警服，那橄榄绿的色泽，比我想象中还要沉稳大气，透着一股威严。

　　领到警服的同事们，有的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有的找了个安静的角落，都迫不及待地开始换装。整个派出所一时之间安静了下来，只剩下窸窸窣窣的穿衣服声，以及偶尔响起的、压抑不住的赞叹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声的庄严和激动。

　　我回到自己的值班室，关上门，小心翼翼地打开服装袋。里面整齐地叠放着上衣、裤子、大檐帽，还有领章、警号牌和“公安”臂章。我先拿出上衣，抖开。橄榄绿色的上衣，剪裁合体，胸前有口袋，袖口有收紧的设计。领口两侧，预留了佩戴领章的位置。我又拿起领章，那是两块鲜红的矩形领章，上面用黄线绣着警徽的图案，鲜艳夺目，像两面小小的红旗。警号牌是金属的，上面刻着一串数字：4141995。还有那顶大檐帽，帽檐挺括，帽墙是墨绿色的，正中镶嵌着一枚醒目的警徽——由麦穗、齿轮、国旗和华表组成的图案，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透着一种不容侵犯的威严，象征着国家的法治力量和警察的神圣职责。

　　我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认真地穿戴起来。先穿上裤子，系好皮带，然后穿上上衣。我一颗一颗地扣着上衣的纽扣，每一个动作都做得格外认真，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扣到最后一颗纽扣时，我感觉自己的腰杆都不自觉地挺直了几分。

　　接着，我拿起领章，对照着说明，小心翼翼地别在领口两侧。鲜红的领章映衬着橄榄绿的上衣，色彩对比鲜明，显得格外精神。然后，我将写有“公安”二字的臂章，端正地缝在了左胳膊的袖子上。最后，我拿起那枚属于我的警号牌——4141995，轻轻擦拭掉上面的浮尘，端端正正地别在了右胸口。

　　这串数字，从此就将与我紧密相连，成为我警察身份的象征。它不仅仅是一个编号，更承载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代表着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托付。

　　一切穿戴整齐，我拿起那顶大檐帽，轻轻戴在头上，调整好角度，让帽檐正好遮住眉毛上方。然后，我走到值班室墙上挂着的那面有些模糊的穿衣镜前。

　　镜子里的人，穿着一身崭新的橄榄绿警服，身姿挺拔，精神抖擞。那深邃的绿色衬得人肤色格外健康，鲜红的领章和闪亮的警徽点缀其间，更添了几分威严和坚毅。我看着镜中的自己，仿佛第一次真正认识了“警察”这两个字的分量。曾经的青涩似乎在这身警服的映衬下淡去了不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庄重与自豪。我下意识地抬手，轻轻拂过胸前的警号，冰凉的金属触感透过布料传来，却像一团火，在心底灼灼燃烧。

　　“明森，换好了没？快出来瞧瞧！”门外传来刘长坡的大嗓门，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

　　我应了一声，推开门走了出去。院子里，同事们都已换上了新装，平日里熟悉的身影，此刻都显得格外精神挺拔。橄榄绿色的队伍，在秋日的阳光下，构成了一幅庄严而鲜活的画面。

　　“嘿，明森，这身行头一穿，你小子更像样了！”刘长坡几步迎了上来，他也穿着崭新的警服，高大的个子配上这身衣服，更显英气。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轻，“怎么样，感觉是不是不一样了？”

　　“确实不一样。”我看着他胸前同样闪亮的警号，认真地点点头，“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说得对！”长坡咧嘴一笑，“咱可不能对不起这身衣服！”

　　不远处，段旭正站在一棵槐树下，微微低着头，用手指轻轻抚平警服上一处细微的褶皱。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身上，给那身橄榄绿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边。他脸上带着腼腆而真诚的笑容，眼神里满是珍视。听到我们说话，他抬起头，看向我们，也笑了：“这衣服……真挺精神的。以后干工作，也得更有劲头才行。”

　　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坚定的力量。我知道，对于认真细致的段旭来说，这身警服不仅是荣誉，更是一种鞭策，让他在户籍管理的岗位上，更加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时，所长陈永高整理了一下衣襟，从办公室走了出来。他穿着笔挺的新警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平日里温和的目光此刻也显得格外深邃有力。他走到院子中央，目光缓缓扫过每一位身着新装的民警，眼神里充满了欣慰与期许。

　　院子里渐渐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所长身上。

　　“同志们！”所长的声音不高，却沉稳有力，清晰地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今天，我们昝岗乡派出所的全体民警，都换上了这身83式新警服。”他抬手，轻轻拍了拍自己胸前的警徽，“大家看看，这颜色，这样式，是不是比以前更威严，更精神了？”

　　“是！”大家齐声回应，声音响亮。

　　“但我要说的是，”所长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这身警服，绝不仅仅是制式的改变，更不是让我们好看、威风的摆设。它代表的，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全新使命！”

　　他的目光锐利起来，扫过每一张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脸庞：“改革开放的形势越来越好，社会在发展，人民群众对我们公安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身更威严、更现代的警服，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它要求我们，要以更高的标准来约束自己，以更扎实的作风来对待工作，以更饱满的热情来服务群众！”

　　“我们是人民警察，从穿上这身衣服的那一刻起，就必须牢记自己的职责！”所长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守护一方安宁，打击违法犯罪，服务人民群众，这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让这身橄榄绿，成为老百姓心中最信赖、最安心的颜色！让他们看到我们，就觉得踏实，就觉得安全！大家能不能做到？”

　　“能！”全体民警齐声高喊，声音洪亮而坚定，像一股洪流，在小院里激荡，又仿佛穿透了院墙，要将这份决心，传遍昝岗乡的每一个角落，传到每一位百姓的耳边。

　　那一声“能”，凝聚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声，也承载了我们对这身新警服的承诺，对人民的誓言。阳光正好，微风拂过，吹动了我们的衣角，也吹动了我们心中那团名为“责任”与“使命”的火焰，越烧越旺。

　　四：初试锋芒（1985年10月，街头与胡同）

　　换装仪式虽然简单，却深深烙印在每个人的心里。所长看着精神焕发的队伍，提议道：“走，同志们，咱们集体在辖区转一圈，让乡亲们也看看咱们的新形象！”

　　“好！”大家纷纷响应，士气高昂。

　　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有力的步伐，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踏上了昝岗乡的主街。秋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崭新的橄榄绿警服反射出柔和而庄重的光泽。步伐一致的脚步声，在安静的街道上显得格外清晰，仿佛在宣告着一种新的开始。

　　街道两旁，不少村民和商户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好奇地望了过来。起初是小声的议论，很快，就有人认出了我们。

　　“哟，这不是派出所的同志吗？换新衣服了？”一个开杂货铺的大爷，探出头来，笑呵呵地说。

　　“这颜色好看！橄榄绿，跟解放军一样，精神！”旁边一个正在纳鞋底的大妈，也抬起头，赞许地打量着我们。

　　一位常年在街边摆摊修鞋的张大爷，放下了手里的活计，对着我们的队伍朗声说道：“警察同志，你们穿上这新行头，看着就更可靠，更有气派了！有你们在，咱们老百姓心里头，踏实！”

　　听着这些质朴而真诚的话语，感受着他们眼中流露出的信任与敬意，我的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这暖流，比秋日的阳光更让人温暖，也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身上这身警服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国家赋予的权力，更是老百姓沉甸甸的期望和托付。它不是用来炫耀的资本，而是服务人民、守护平安的凭证。

　　我们沿着街道缓缓前行，目光扫过每一个店铺，每一张面孔。街道两旁的生意如常，卖早点的铺子还冒着热气，理发馆的转椅缓缓转动，孩子们在街边追逐嬉戏，人们的脸上都带着平和的笑容。秋风轻轻吹过，卷起几片金黄的落叶，在空中打着旋儿，沙沙作响，仿佛在为我们这身崭新的行头，为我们肩负的使命，轻声吟唱。

　　巡逻一圈下来，回到派出所，大家脸上都带着一丝疲惫，却难掩兴奋。我刚想倒杯水喝，值班室的电话却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叮铃铃”的声音在安静的院子里显得格外刺耳，瞬间打破了这份短暂的宁静。

　　几乎是本能反应，我一个箭步冲了过去，抓起电话听筒：“您好，昝岗派出所。”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带着哭腔、声音急促而颤抖的求助声：“警察同志……救救我……求求你们，快救救我！”

　　“您别慌，大姐，您先冷静一下，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您现在在哪里？”我立刻放缓了语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沉稳可靠，试图安抚她的情绪，同时手已经下意识地拿起了桌上的值班记录本和笔。

　　“我……我在昝岗街南头……那个死胡同里……”女人的声音断断续续，夹杂着压抑的啜泣，“有个……有个醉汉，他拦着我，不让我走……还……还一直拉我……我害怕……呜呜……”

　　“您别怕，我们马上就到！”我一边快速在记录本上记下关键信息——昝岗街南头，死胡同，醉汉拦人，女性求助者，一边再次确认，“您千万注意安全，尽量和他保持距离，我们五分钟之内就到！”

　　挂断电话，我立刻转身向所长汇报了情况。

　　“情况紧急！”所长当机立断，指着我和旁边的张克科、张克合，“明森，你带克科、克合，马上出发！骑上三轮摩托，尽快赶到现场！”

　　“是！”我没有丝毫犹豫，大声应道。

　　张克科和张克合也立刻站了起来，他们同样穿着崭新的橄榄绿警服，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果断。我们三人迅速跑到院子角落，推出那辆半旧的偏三轮摩托车。克科跨上驾驶座，发动引擎，我和克合坐上边斗。

　　“走！”随着我的一声低喝，摩托车“嗡”的一声，猛地窜了出去，载着我们，向着昝岗街南头疾驰而去。

　　秋日的风迎面扑来，吹动了我们警帽下的头发，也吹动了崭新的警服衣襟。风声在耳边呼啸，街道两旁的景物飞速倒退。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再快一点！一定要尽快赶到，不能让求助的大姐出事！

　　昝岗街南头的那个死胡同，我很熟悉，那是一条狭窄而偏僻的巷子，尽头是一堵高墙，平时很少有人去。摩托车在街口停下，我们三人迅速跳下车，拔腿就往胡同里冲。

　　刚冲进胡同没几步，就看到了让人揪心的一幕：一个身材魁梧、满脸通红的醉汉，正摇摇晃晃地堵在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面前，满嘴酒气，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些污言秽语，一只手还死死地拉着女子的胳膊。那女子背靠着冰冷的墙壁，身体瑟瑟发抖，脸上满是惊恐，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拼命地想挣脱，却因为力气悬殊，根本无济于事。

　　“住手！你在干什么！”我怒喝一声，声音因为急切而显得有些沙哑，但在狭窄的胡同里，却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威严。我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用尽全力，一把将醉汉抓住女子胳膊的手猛地分开。

　　醉汉被这突如其来的力道推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他踉跄着站稳，转过头，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带着醉后的浑浊和戾气，恶狠狠地扫过我，以及紧随其后冲上来的张克科和张克合。看到我们身上崭新的橄榄绿警服，他愣了一下，但酒劲显然盖过了理智，他含糊不清地叫嚣道：“你……你们他妈是谁……少管老子的闲事！”

　　“我们是警察！”我往前一步，挡在女子身前，目光如炬地盯着醉汉，声音铿锵有力，“你的行为已经违法了！立刻放开她！”

　　张克科和张克合也迅速上前，一左一右，与我形成合围之势，目光警惕地盯着醉汉，随时准备应对他可能的反抗。我们身上崭新的警服，在昏暗的胡同里，仿佛自带一种威慑力，那鲜红的领章和闪亮的警徽，让醉汉的气焰明显收敛了几分。

　　“警察……警察又怎么了……”醉汉虽然还在嘴硬，但眼神已经开始闪烁，脚步也有些不稳，显然是酒劲上头，虚张声势。

　　“大姐，您没事吧？有没有受伤？”我趁机侧过头，尽量用温和的语气询问躲在我身后的女子，同时用余光警惕地观察着醉汉的动向。

　　女子惊魂未定，身体还在发抖，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我……我没事……谢谢你们，警察同志……太谢谢你们了……”她的目光落在我胸前的警号和警徽上，那原本惊恐的眼神里，似乎多了一丝安定，像是找到了主心骨，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

　　看着女子苍白的脸色和眼中尚未褪去的恐惧，一股怒火从我心底升起。我转过身，再次面对醉汉，语气严厉起来：“喝醉了酒，不是你胡作非为的理由！你无故拦截、骚扰妇女，已经涉嫌寻衅滋事，对他人造成了惊吓和伤害！必须跟我们回派出所，接受调查处理！”

　　或许是我的语气太过坚定，或许是我们三人身上那身警服带来的压力，又或许是他残存的理智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醉汉最后一点嚣张气焰也熄灭了。他嘟囔了几句听不清的话，低下了头，不再反抗。

　　“克科，把他控制住！”我沉声说道。

　　张克科上前一步，熟练地将醉汉的胳膊反剪到身后，控制住他。醉汉挣扎了几下，没什么力气，很快就老实了。

　　“克合，你留下，安抚一下这位大姐，做好笔录，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我对张克合吩咐道。

　　“好。”张克合点点头，走到女子身边，轻声安慰起来。

　　我和张克科押着醉汉，走出了胡同。将醉汉塞进偏三轮的边斗里，我回头看了一眼，张克合正在认真地记录着什么，那位女子的情绪已经稳定了不少。

　　发动摩托车，载着醉汉往派出所驶去。秋风依旧，只是此刻我的心情，却与巡逻时截然不同。巡逻时的自豪与喜悦，被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取代。这身崭新的橄榄绿警服，在第一次面对违法犯罪时，展现出了它应有的威严，也让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守护平安，打击犯罪，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需要我们用行动去践行的誓言。

　　五：灯火与沉思（1985年10月，夜晚）

　　将醉汉带回派出所后，一系列的工作接踵而至。先是将他安置在醒酒室，让他慢慢醒酒。然后是询问情况，做笔录，核实身份，联系他的家人。整个过程有条不紊，虽然繁琐，却每一步都不能马虎。

　　醉汉名叫马大壮，是附近村子的村民，因为家里琐事心情不好，中午在镇上喝了不少酒，之后就在街上闲逛，看到独自路过胡同的女子，便起了歹心。

　　等他酒醒了大半，意识到自己闯了祸，酒意也消了不少，脸上露出了懊悔的神情。在我们的批评教育下，他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并表示愿意接受处罚，向那位女子道歉。

　　最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我们对马大壮作出了罚款并警告的处罚。傍晚时分，他的家人匆匆赶来，连连向我们道歉，保证以后一定严加管教，然后将马大壮领了回去。

　　而那位被救助的女子，在张克合做好笔录后，由所里的一位女民警护送回了家。临走前，她特意来到值班室，对着我和张克科、张克合，深深鞠了一躬：“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警察同志。如果不是你们来得及时，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们这身新警服，看着就让人安心。”

　　看着她感激的眼神，听着她真诚的话语，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白天处警时的紧张和疲惫，仿佛都烟消云散了。

　　喧嚣渐渐散去，派出所里恢复了夜晚的宁静。窗外的天色早已彻底暗了下来，只有几盏路灯，在远处散发着昏黄的光。所里的办公室还亮着几盏灯，处理完手头工作的同事们，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低声交谈着，话题离不开今天换装的激动和下午处警的经历。

　　我独自坐在值班室的椅子上，却没有丝毫睡意。脱下警帽，轻轻放在桌上，指尖无意识地拂过那冰冷而坚硬的警徽，然后落在胸前的警号——4141995上。这串数字，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金属光泽，仿佛有了生命一般。

　　白天的一幕幕，如同电影画面般，在我脑海中清晰地回放：领取新警服时的激动与庄重，对着镜子看到崭新自己时的自豪与震撼，所长训话时心中涌起的强烈使命感，巡逻时百姓们投来的信任目光，接到报警电话时的急切，处置警情时的果断，以及最后女子那声真诚的感谢……这所有的一切，都与我身上这身崭新的83式橄榄绿警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忽然觉得，这身警服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外在的形象，让我们看起来更威严、更精神，更在无形中重塑着我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作为警察的责任与担当；它又像一座警钟，时刻提醒着我们肩负的使命。

　　穿上它，我更加深刻地领悟到“警察”这个职业的神圣与光荣。它意味着，在百姓需要的时候，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在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必须无所畏惧。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关乎这身衣服的尊严；我们对每一起案件的处理，对每一个弱者的保护，都代表着国家的法治力量，代表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我想起了段旭，此刻他大概还在户籍室里，整理着那些厚厚的户籍册吧。他穿着同样的橄榄绿，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他的细致和耐心，为每一个百姓办理户籍手续，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那份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同样重要，同样是在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

　　我也想起了刘长坡，他在刑侦一线追逐真相，打击犯罪，面对的是更直接的危险和挑战。他穿上这身警服，一定更加斗志昂扬，渴望着能破获更多案件，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还有所里的其他同事，无论是老民警，还是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我们都穿着同样的橄榄绿，虽然分工不同，岗位各异，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守护昝岗乡这方水土的平安，守护乡亲们的幸福生活。

　　我的思绪又飘到了更早的时候，想起了那些前辈们，他们穿着“72式”的上白下蓝，甚至更早式样的警服，在同样的土地上，做着同样的工作。他们也曾年轻过，也曾满怀热忱，为了这份事业，付出了青春和汗水，甚至鲜血。时代在变迁，警服的样式在更新，但警察这份职业的初心——为人民服务，维护社会正义，守护一方平安——从未改变。

　　这身83式警服，是对过去的传承，更是对未来的开启。它像一个崭新的坐标，标注着我们公安工作迈入了新的阶段，也提醒着我们，要以更昂扬的姿态，更务实的作风，去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窗外，夜色渐浓，昝岗乡已经沉沉睡去，只有派出所的灯火，还像一颗坚守的星辰，在寂静的夜里散发着光。远处的田野里，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更显得夜的静谧。我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窗外深邃的夜空，满天繁星像撒在黑丝绒上的碎钻，一闪一闪的，仿佛在倾听着人间的故事。

　　我想到，这身警服的背后，是无数前辈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铸就的荣耀，是一代代警察薪火相传的忠诚与担当。如今，这沉甸甸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退缩，没有任何借口懈怠。我们必须像前辈们那样，将这份忠诚与担当，融入血脉，刻入骨髓。

　　回到桌前，我翻开工作笔记，借着灯光，认真地记录下今天处理警情的每一个细节：报警时间、地点、当事人、事件经过、处理结果……笔尖在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响。我不仅记录了事件本身，更写下了自己的感悟：新警服带来的不仅是形象的改变，更是责任的加码。每一次出警，都是一次对初心的检验；每一次帮助群众，都是一次对使命的践行。

　　写完这些，我合上笔记本，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我知道，未来的从警之路还很长，路上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会有荆棘丛生，也会有风雨兼程。但只要心中装着人民，肩上扛着责任，身上穿着这身象征着使命与荣耀的橄榄绿，我就有信心、有勇气去面对一切，去克服一切。

　　夜深了，值班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挂钟，还在不知疲倦地走着，发出规律的“滴答”声，像是在为我们这些守夜人伴奏。我打了个哈欠，却没有丝毫睡意。脑海里，所长的话语、群众的笑容、战友的脸庞，还有那身崭新的橄榄绿，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温暖而坚定的画面。

　　我再次拿起桌上的警帽，轻轻摩挲着上面的警徽。冰冷的金属，此刻却仿佛有了温度。我在心里，再次默默地重温了入警时的誓言，也立下了与这身新警服相伴的、属于1985年这个秋日的誓言：

　　我周明森，将以这身橄榄绿为荣耀，以警徽为指引，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无论面临多大的危险，都将勇往直前，绝不退缩。我将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践行一名人民警察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直到白发苍苍，初心不改。

　　这份誓言，像一粒种子，在1985年秋日的晚风里，深深扎根在我的心底。我相信，它一定会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为我未来数十年的从警之路，遮风挡雨，指引方向。

　　窗外的灯光，依旧明亮，照亮了值班室的一角，也照亮了我前行的路。我知道，从穿上这身橄榄绿开始，我的人生就与“守护”二字紧密相连，而这份守护，将贯穿我的一生，成为我最珍贵、最厚重的记忆。

　　六：档案袋里的温度与警灯下的脚印

　　秋末的雨，总是来得缠绵。淅淅沥沥的，一下就是三天，把昝岗街的土路泡得泥泞不堪，一脚踩下去，能陷到脚踝，拔出来时，裤腿上沾满了黄澄澄的泥。

　　派出所的院子里，积水已经没过了脚面。段旭蹲在户籍室门口，眉头紧锁，手里拿着几块碎瓦片，正小心翼翼地给墙角那堆档案袋搭个小棚子。那些是他刚整理好的户口迁移证，纸页边缘已经因为潮气微微卷了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

　　“周哥，”他抬起头，额前的头发被雨水打湿，一缕缕贴在额头上，水珠顺着发梢往下滴，落在崭新的橄榄绿警服肩上，洇出一片深色的水渍，“张栓柱家的迁移证还没寄到？”

　　张栓柱是昝岗乡丁庄村的村民，前段时间举家迁到邻县投奔亲戚，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户口迁移证却迟迟没下来，耽误了报名，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托人捎了好几次信来问。

　　我正站在户籍室门口，踩着个小板凳，往墙上钉新印的便民服务指南。浆糊被雨水泡得发黏，刷子一抹，就扯出长长的丝。听到段旭的话，我手里的锤子没拿稳，“咚”的一声砸在指节上，疼得我龇牙咧嘴，倒吸一口凉气。

　　“嘶——昨天刚给县局户籍科打过电话，”我甩了甩手指，试图缓解那阵钻心的疼，“老郑说路上被雨耽搁了，邮件车陷在半路，估计还得两天才能到。”

　　段旭“哦”了一声，低下头，继续摆弄他的瓦片棚子，声音里带着点懊恼：“可张栓柱媳妇说，学校报名就剩这几天了，再耽误，孩子这学期就没法上了。”他轻轻抚摸着档案袋的边缘，像是在安慰那些卷了边的纸页。

　　就在这时，刘长坡披着件军绿色的旧雨衣，“啪嗒啪嗒”地从外面冲了进来，胶鞋上的泥点子甩了一地，在水泥地上印出一串杂乱的脚印。他一把扯掉雨衣帽子，露出被雨水浇得湿漉漉的头发，脸上却带着兴奋的红。

　　“有活儿了！”他扬了扬手里捏着的一张纸，纸页被雨水和汗水泡得软塌塌的，边角都卷了起来，“刑警队让咱协查个案子！前晚邻村赵庄丢了头耕牛，听说是头正当年的水牛，能拉犁能拉车，是村集体的宝贝，春耕全指望它呢！”

　　他把那张协查通报递过来，我和段旭凑过去看。上面印着耕牛的特征，还有几句案情描述：有人凌晨时分看到一辆带斗的摩托车，形迹可疑地往昝岗方向开。

　　“带斗的摩托车？”段旭突然抬起头，眼睛亮了一下，刚才的懊恼一扫而空。他猛地站起身，差点碰翻身后的档案袋，“我知道！丁庄村的李大爷前两天来补户口本，跟我念叨过，说最近总有人半夜在村口转悠，骑的就是辆带斗的摩托车，看着鬼鬼祟祟的。”

　　他转身就往户籍室里跑，差点被门槛绊倒，新警服的裤脚扫过地上的积水，溅起一片水花。很快，他抱着一本厚厚的户籍底册跑了出来，蹲在屋檐下，借着门口的亮光飞快地翻着。他的手指在纸页上滑动，指甲在“摩托车”三个字旁边轻轻划了道印子。

　　“找到了！”他指着其中一页，语气带着笃定，“王家庄的王二麻子，上个月刚把户口从外地迁过来，职业栏上填的是‘个体运输’，登记的交通工具里，就有一辆带斗摩托车！”

　　雨还在下，而且有越下越大的趋势，砸在派出所的铁皮屋顶上，噼啪作响，像是在敲一面急促的鼓。所长陈永高闻讯赶来，听我们一说情况，当机立断：“走，去王家庄看看！明森，你带长坡、段旭，注意安全！”

　　“是！”我们三个齐声应道。

　　披上雨衣，我发动了那辆偏三轮摩托。刘长坡坐驾驶座，我坐边斗，段旭则挤在后面。摩托车刚驶出派出所，就陷进了泥里，后轮“突突”地转着，溅起一片泥浆，把我们的裤腿和警服下摆都弄脏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车推出来。

　　路上的泥更深，摩托车像喝醉了酒一样左右摇晃，我们紧紧抓着车把和车斗，生怕被甩下去。段旭把户籍底册紧紧抱在怀里，用雨衣裹了一层又一层，生怕被雨水淋湿——那上面记着王二麻子家具体的门牌号，是他前天才核对补登好的。

　　“这雨，下得真不是时候！”刘长坡一边费力地把着方向盘，一边嘟囔着，雨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滴在胸前的领章上，把那抹红色衬得更加鲜艳。

　　“快到了，前面就是王家庄村口。”我指着前方隐约可见的一片房屋轮廓。

　　王二麻子家在村子最东头，是个不起眼的小院子，院墙是用泥土垛的，有些地方已经塌了。院门虚掩着，里面透出昏黄的煤油灯光，在雨幕中显得格外微弱。

　　我们把摩托车停在远处的树底下，熄灭引擎，借着雨声的掩护，悄悄摸了过去。刘长坡示意我们停下，他自己猫着腰，像只敏捷的豹子，慢慢靠近院门。他新警服的裤脚卷到了膝盖，露出的小腿上被路边的荆棘划了好几道血痕，混着雨水，隐隐有血珠渗出来。

　　突然，院子里传来一声清晰的“哞——”的牛叫，声音沉闷而委屈。段旭怀里的户籍底册“啪”地掉在了泥地里，他慌忙捡起来，心疼地用袖子擦着上面的泥点。

　　“行动！”我低喝一声，率先冲了过去，一脚踹开虚掩的院门。门板“吱呀”一声撞在墙上，惊动了院子里的人。

　　只见一个瘦高个男人，正举着一根鞭子，要往拴在柱子上的牛身上抽。那牛浑身是泥，身上还有几处明显的伤痕，看到我们冲进来，吓得猛地一挣，焦躁地刨着蹄子，发出不安的低鸣。

　　“你们凭啥闯进来！”那男人正是王二麻子，他看到我们穿着警服，先是一愣，随即红着眼扑了过来，嘴里骂骂咧咧，“我自家的牛，我想咋打咋打，关你们屁事！”

　　段旭想上前拦住他，却被他一把推得撞在墙上，怀里的户籍底册散落一地。刘长坡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王二麻子的胳膊，一个漂亮的擒拿动作，就把他按倒在了泥地里。雨衣的帽子掉了，雨水顺着他的额角往下淌，滴在新警服的领章上，那抹红，像是被血浸染过一样。

　　段旭顾不上揉被撞疼的肩膀，赶紧蹲在泥里，一张张捡散落的底册。雨水混着泥水，溅了他一脸，他也顾不上擦。纸页被泥水浸透，变得又软又重，他的手指被锋利的纸边割破了，血珠滴在“王二麻子”那一行字上，晕开一小片暗红。

　　他捡起最上面那张，走到被按在地上的王二麻子面前，把纸页举到他眼前。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却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这是你的户籍登记，上面写着你‘遵纪守法’，你对得起这四个字吗？这牛明明是赵庄集体的，你偷来还虐待它，你良心过得去吗？”

　　王二麻子看着那张被血和泥弄脏的户籍页，看着段旭那双因为愤怒而微微发红的眼睛，再看看旁边那头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望着他的牛，刚才还嚣张的气焰，一下子就泄了，头埋在泥里，不再吭声。

　　雨渐渐停了，天边露出一丝鱼肚白。我们把王二麻子铐起来，塞进摩托车边斗，然后牵着那头受了委屈的耕牛，往赵庄送。

　　段旭一路走在牛旁边，不停地用手轻轻抚摸着牛的脖子和后背，像是在安慰一个受了欺负的孩子。牛似乎感受到了他的善意，不再焦躁，温顺地跟着他走。刘长坡的警服上沾满了泥污，脸上却带着笑，哼着不成调的小曲：“老郑说了，这案子要是查实了，能给咱昝岗所记一功！”

　　路过丁庄村口时，远远就看到张栓柱媳妇站在那棵老槐树下张望，怀里揣着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看到我们，她眼睛一亮，快步迎了上来。

　　“周警官，段警官，刘警官！”她把油纸包往我们手里塞，“俺家男人去邻县办事了，让俺在这儿等着，说一定要谢谢你们。这里面是三个热馒头，刚出锅的，你们垫垫肚子。”

　　段旭的脸一下子红了，手在沾满泥点的警服上蹭了又蹭，才小心翼翼地接过来：“嫂子，这是我们该做的，不用谢。”他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裹着一张崭新的纸，“对了，这个给你。县局昨天派专人冒雨送来的，怕你着急，没敢提前说，就是张栓柱家的户口迁移证。”

　　张栓柱媳妇接过迁移证，看着上面清晰的印章和字迹，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大颗大颗地掉在纸页上，晕开一个个小小的湿圈。“太谢谢你们了……真是太谢谢了……俺家娃能上学了……”她哽咽着，说不出完整的话。

　　我望着远处的清水河，经过一夜的雨水冲刷，河水涨了不少，浑浊的河水浩浩荡荡地往西边流去，像是在载着希望奔向远方。段旭低头啃着馒头，新警服的袖口沾着点泥，被晨风吹得微微摆动，却比任何时候都挺括、都精神。

　　那天晚上，段旭把淋湿的户籍底册一张张摊在桌子上，旁边放着煤炉，慢慢烘干。他又找来几块平整的石板，把烘干的纸页压好，一点点抚平褶皱。刘长坡坐在旁边擦枪，金属零件的摩擦声和段旭翻动纸页的沙沙声混在一起，像一首安静而踏实的夜曲。

　　我看着墙上那张被雨水冲掉了边角的便民服务指南，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了，可“为人民服务”那五个字，在灯光下，却像是被雨水洗过一样，愈发清晰，愈发闪亮。

　　窗外的月光淌进来，温柔地照在我们摊在桌上的新警服上。橄榄绿的布料上，泥痕和淡淡的血渍交叠在一起，像一幅朴素而生动的画。画里有牛的低鸣，有雨声的急促，有孩子即将踏入校门的轻快脚步，还有我们三个穿着警服的人，把深深浅浅的脚印，印在昝岗乡的泥土里，像三颗扎在这片土地上的钉子，牢固而坚定，守着这片土地的安宁。

　　七：煤炉边的年关与警徽下的守岁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腊月。北风像个泼辣的媳妇，裹着雪沫子，没日没夜地抽打在昝岗派出所的窗户上，发出“呜呜”的声响。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叶子早就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中抖索着。

　　户籍室里，段旭正用煤铲把炉膛里的火捅得更旺些。橘红色的火苗“腾”地窜起来，映得他的脸暖暖的。铁皮柜上摆着一串冻得通红的山楂，是张栓柱媳妇前两天送来的，说给值班的同志解解腻。他的83式警服搭在椅背上，领口处有一块不太明显的墨渍，在雪光的映照下格外清晰——那是上个月给王秀莲家儿子上户口时，钢笔漏墨蹭上的。王秀莲是个寡妇，手笨，不会写字，段旭就一笔一划帮她填，填得太急，钢笔水就洇了出来。

　　“周哥，”段旭把最后一本户籍档案放进铁皮柜，轻轻拍了拍柜面，像是在跟老朋友道别，“这是今年最后一本了。你看，张栓柱的名字下面，都添上他孙子的准生证登记了，时间过得真快。”煤炉上的搪瓷缸子“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里面煮着红糖姜茶，是他特意给晚来办事的群众准备的，天太冷，喝口热的能暖暖身子。

　　刘长坡推门进来时，带进一股刺骨的寒气，瞬间让屋里的温度降了好几度。他的警服肩膀上沾着雪，头发上也结了层白霜，刚从县看守所回来。他手里拎着个蓝布包，脸上带着点笑意：“赵老四托我给孩子带的虎头鞋，他媳妇连夜纳的。”

　　赵老四是前段时间因为偷砍树木被处理的，在看守所里待了半个月，段旭和刘长坡去提审时，他总念叨着家里的娃，说快过年了，连双新鞋都没给娃做。

　　刘长坡打开布包，里面除了两双绣着虎头的小布鞋，还有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他展开来，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却是一笔一划写的：“谢谢刘警官，段警官。开春我就好好种地，再也不犯浑了。”

　　我正站在院子里，往巡逻车的挡风玻璃上贴春联。红纸上的“平安”二字，被北风吹得猎猎作响，边角都卷了起来。所长陈永高背着手在院里踱步，他还穿着那件半旧的“72式”警服，袖口都磨出了毛边，新警服他舍不得穿，说等有重要场合再拿出来。

　　“今年除夕，”所长停下脚步，看着我们，“老周你和段旭在所里值班，长坡跟我去集市巡逻。年根底下，小偷小摸的多，得看紧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水果糖，是县局发的福利，用透明纸包着，五颜六色的，透着点年味儿。“给值班的同志分了，也算咱在所里过个年。”

　　除夕这天，天还没黑透，鞭炮声就零零星星地响了起来，带着股子喜庆劲儿。所里备了点年货：两斤猪肉，一挂鞭炮，还有白面和白菜，打算包顿饺子当年夜饭。段旭正和面，面粉沾了他一鼻子，像只刚偷吃完面的小猫。我在旁边摘白菜，刘长坡则在擦拭他那把配枪，擦得锃亮，枪身映出他专注的脸。

　　突然，值班室的电话“叮铃铃”地响了起来，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显得格外刺耳。我心里咯噔一下，快步接起电话。

　　“警察同志，救救我！”听筒里传来一个女人带着哭腔的呼救声，还夹杂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俺男人喝多了，要烧房子！你们快来啊！”

　　是李家庄的王桂香，上个月刚因为家暴报过警。我心里一紧，赶紧问清地址：“你别急，我们马上到！你先想办法离他远点，注意安全！”

　　挂断电话，我冲屋里喊：“长坡，段旭，李家庄，王桂香家出事了！”

　　段旭手里的面盆一放，抓起墙上的警棍就往外冲，新换的胶鞋在雪地上打滑，胸前的警号撞到门框上，发出“叮”的一声脆响。刘长坡也迅速起身，把枪别在腰后，抓起外套就跟了上来。所长正在院子里检查巡逻车，见状也皱起眉：“我跟你们一起去！”

　　“所长，您在家坐镇吧，我们去就行！”我一边发动摩托车，一边说，“这里离李家庄近，我们快去快回！”

　　摩托车在雪地里飞驰，雪花打在脸上生疼。王桂香家的灯亮着，远远就看见一个人影在院子里手舞足蹈，手里还举着个什么东西，火光一闪一闪的。

　　“就是他！”王桂香在门口哭着喊，怀里紧紧抱着个吓得直哭的孩子。

　　我们冲进去时，王桂香的男人赵大强正举着煤油灯，往柴堆上凑，火苗已经舔到了他的袖口，他却浑然不觉，嘴里还胡咧咧：“这日子没法过了！过不成了！”

　　“放下！”段旭大吼一声，声音盖过了外面的鞭炮声。他想都没想就扑了过去，一把夺过赵大强手里的煤油灯，往地上一摔。火苗“腾”地窜起来，燎到了他的警服下摆，冒出一股焦糊味。

　　我趁机从后面抱住赵大强，把他往雪地里按。冰冷的雪水浸透了我的棉裤，冻得骨头都疼，可他还在挣扎，嘴里骂骂咧咧的。刘长坡赶紧找来绳子，把他捆了个结实。

　　王桂香突然“扑通”一声跪在雪地里，额头“咚咚”地往地上磕，磕得通红：“警察同志，求求你们，别抓他！他就是心里苦，喝多了犯浑！”她的手指绞着衣角，露出里面打补丁的秋衣，“今年玉米歉收，他去矿上干活，又被辞退了……家里就指望他呢……”

　　段旭正拍着警服上的火星，闻听此言，动作顿了顿。他脱下自己的警服外套，轻轻裹在吓得直哆嗦的孩子身上。那橄榄绿的布料上，还留着块补丁——是上次张栓柱媳妇看他袖口磨破了，连夜给补的，针脚密密匝匝的。

　　“先把人带回所里醒酒。”我扶起王桂香，“嫂子，你也别太急，有事咱慢慢说。”

　　回所里的路上，赵大强的酒醒了大半。他蹲在雪地里，双手抱着头，指缝里漏出的呜咽声，比鞭炮声还让人心里发堵：“我对不起桂香……对不起娃……我没本事……”

　　段旭从怀里掏出个硬邦邦的窝头，递给他：“先垫垫。明年开春，我帮你找村长说说，村办砖厂正好缺人，你去那儿干活，踏实。”他记着户籍册上的信息，赵大强是个瓦匠，有手艺。

　　赵大强接过窝头，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在上面，哽咽着说不出话。

　　所里的年夜饭简单得很，煤炉上煮着一锅面条，里面卧着三个荷包蛋，是所长特意让食堂留的。刘长坡从集市巡逻回来，手里拎着两斤猪头肉，用旧报纸包着，油汁把纸都浸透了。

　　“张队长说的，”他把肉往桌上一放，笑得露出白牙，“今年咱所破案率全县第一，这是奖励！”

　　窗外的烟花“砰砰”地炸开，把夜空照得五颜六色。墙上的锦旗在烟火光里闪着光，那是去年帮邻村找回丢失的羊群时，村民送来的，上面绣着“为民服务”四个金字。

　　段旭突然从床底下拖出个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三双布鞋。“周哥，长坡，”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俺娘给咱纳的，说穿新鞋走正道。”鞋底上纳着“平安”二字，针脚密得像鱼鳞，摸着厚实又暖和。

　　刘长坡的鞋跟早就磨平了，他赶紧脱下来，换上新鞋，脚在里面转了半圈，舒服得直咂嘴：“你娘这手艺，比城里鞋匠强多了！”

　　我也换上新鞋，暖流从脚底一直窜到心里。煤炉上的猪头肉冒着热气，肉香混着面香，还有窗外的烟火气，在小小的值班室里弥漫着，这就是年的味道吧。

　　大年初一的晨光，带着点清冷，照进派出所的院子。我们三个站在门口，让王指导员给拍了张照。段旭的警服下摆还留着被火燎过的焦痕，刘长坡的新布鞋沾着雪，我的警号在朝阳下泛着冷光。王指导员举着相机，手指冻得直哆嗦，按了好几下才拍下：“笑一个！这可是咱昝岗所最齐的一次！”

　　后来，那身83式警服被我收进了樟木箱。每次打开箱子，都能闻到淡淡的煤烟味和皂角香——那是段旭总用的上海药皂味，是刘长坡审讯时泡的浓茶味，是煤炉上永远温着的红糖姜茶味。这些藏在褶皱里的味道，比任何勋章都珍贵。

　　因为它们记得：所谓坚守，不过是把群众的日子当成自己的日子来过；所谓使命，不过是让警徽的光，照着烟火人间的每一条路。

　　多年后，新民警穿着新式警服来所里报到，指着老照片问那身橄榄绿的故事时，我总会拿出樟木箱里的旧警服。阳光透过窗棂照在补丁上，那些磨破的袖口、烫焦的下摆、蹭脏的领章，突然都活了过来。

　　它们在说，平凡的警察故事，从不在惊天动地的壮举里，而在每一个守岁的寒夜，每一次调解的争吵，每一双纳着“平安”的布鞋里。

　　这，就是83式警服留给我们的，最厚重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