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回忆里筑巢》邂月

4、盆与长衫 “隔壁有个

　　“隔壁有个休息区，你带着妹妹他们去那边房子睡。”妈妈悄悄将我扯到了房子的角落，我闻声看向了困得直点头的陆有恒和陆有欢。
　　“妈，我把他们送过去，我也在这边一起待着吧。”
　　“你也跑了一天了，明天还有一天。”母亲陆远容理了理我翻起的衣领，疲惫的眼神避开我的注视，“你舅舅他们顾不过来。”
　　“你们这边也休息不好，不然换着守。”我跟她提议，却看见母亲摇了摇头。
　　“这是我跟我二姐姐，最后一天挨那么近了。”
　　我不再言语，我看懂她眼中泛着泪光的话。
　　我将衣服穿好，将几个孩子问了个遍，只有陆有欢、陆有恒与李炳跟着我走到了旁边的休息间，里面摆着沙发和几个铁架床，即便这么简易，也比母亲他们坐着的塑料板凳舒服。
　　一踏入房间，看见柔软的沙发与床铺，我也不由得泛起一阵困倦，一路的颠簸与失眠，确实让我疲惫不堪，头脑发晕。可我强撑着不敢闭上眼小憩，心中总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还能睡觉，就像对不起谁似的。
　　显然年纪更小的妹妹还未真的意识到死亡的意味，也顾不得床铺脏不脏，一头扎进了梦乡。
　　我跟李炳半靠在沙发上，一人占据一头，他拿着手机无声刷着短视频。
　　我望了会天花板，从包中掏出一个微单，揭开镜头盖，打开摄像，对着天花板一只蜘蛛游移的尸体漫无目的地拍摄。
　　我哥是摄影爱好者，一眼就看到了相机，“什么相机？”
　　“索尼的。”
　　“全画幅？”
　　我点了点头，目光盯着屏幕里摇摆的蜘蛛，心中想象曾有多少人在这张沙发上被迫安置又辗转难眠，要是眼神有力量，或许天花板早就被钻出个洞来。
　　突然，躺在铁板床上的陆有恒细弱蚊蝇的声音打破了这片宁静。
　　“姐，他们让我明天摔碗，我有点紧张。”
　　我的镜头对准了床上的男孩，今年也才刚刚成年，身高抽条到了186，躺在床上，脚和腿还漏在外面。
　　我不禁疑惑，放下照相机，“摔什么碗？”
　　李炳在旁边解释：“出殡前，要摔一个陶盆。”
　　“摔盆？”
　　李炳叹了口气：“葬礼传统，或者说封建迷信。把盆摔碎了，要她不要再惦念人世间，安心离开。”
　　“嘘。”我见他声音大起来，赶忙看了看陆有欢，她还安稳地睡着。
　　陆有恒看了眼妹妹，说道：“今天有只小猫跑到门口，他们也给打走了，说不能让猫出现，不然不吉利。”
　　我默了默，李炳继续说：“人去世了就是真的消亡了，还论什么不吉利。人的想法、神经不就脑袋上的一片白肉，靠着一颗心脏吊着，心脏跳不动了，身体就彻底成了一具空壳。”
　　我开口：“可要是没了这些传统，后人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好好安葬逝去的人。”
　　李炳也跟着安静了一会，“我们不过都是大自然的粪土，最后也是要化成土的，那么多流程只是为了给活着的人看。”
　　我见陆有恒若有所思，最后重重地砸在床上，两手抱着头看着天花板。
　　看，这世界上只有天花板是人类思绪共同的稿纸。
　　我赞同他此刻的说法，人来于自然又归于自然，是生命的法则。只是，一场正规的、传统的葬礼，或许是逝去的人留给活着的人最后的祝福。让这些被装在罐子里，无法随意宣泄情绪的成年人有理由放声大哭，并以今天为结点，继续走接下来的路。
　　所以我回他，“一个句子都要有逗号和句号来做标记，才知道哪里是继续，哪里是结束。”
　　但我还是奇怪，“为什么要让弟弟来摔？按道理不该是二姐。”
　　“这个盆，只能男的摔。”
　　“那按长幼，不应该是你，哥。”
　　“这个盆，只能是亲兄弟摔。”
　　“亲兄弟？什么才叫亲兄弟？”
　　“我们跟二姨都不是一个姓，跟二姨是关系最远的人。他们姓陆，是最亲的血缘关系。”
　　我的嘴唇诺捏了半天，心中只剩下一阵难以安抚的躁动，我明白它叫什么，是不甘心，不情愿。
　　一个孩子身上，又不是只有母亲还是只有父亲的血液，偏偏被一个姓分割地四分五裂。
　　弟弟陆有恒也不再说话了，不知道是睡去了，还是有自己无法理解的思索。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李炳的声音也低下去，我听出他话语中不是习惯，而是无奈。
　　我隐隐的悲愤突地被手机的震动惊扰，点开手机发现是一封通知“新锐纪录片导演大赛”报名成功的邮件，我手一抖，才想起这件事。
　　在赶来参加葬礼的前一周，我向北京的实习工作递出了辞呈，连同一张伪造的实习证明放到了老板张莹的桌上。
　　说起张莹，还得益于母亲的工作。母亲陆远容从08年开始经历了两家小说网站的迭起更替，手中有不少人脉，张莹就是其中之一。她是北京一家影视公司的老板，也是制片人，正在筹划几部与高检合作的悬疑题材横屏短剧，因为预算低，便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则招募新人编剧的消息。
　　那时，我还在上大一，天天与电脑编程斗智斗勇，怎么也没想到，当时凑数报的大学志愿，居然成了自己未来的院校。枯燥时，我跟母亲提过想要多赚些生活费，就顺理成章地被推给了张莹。
　　我喜欢网络小说，也曾梦想过做一名导演，只是当时的家境实在支撑不起学艺术或者做传媒，便不了了之。面对张莹“会不会写剧本”的询问，我一口否认，又赶忙抓紧机会。
　　“张老师，我不会，但我能学，希望您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尝试一下。”
　　张莹自己是从底层爬出来的，喜欢给些年轻人机会，倒是被我打动了，便给了我一周时间。
　　我把空余时间全部用来读“法医”“悬疑”“刑侦”类的读物，一点一点扣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没想张莹透过底稿看到了我的天赋。
　　第一部作品结尾后，便立刻向大三准备实习的我递出了橄榄枝，我不惜跨专业来到北京实习。
　　我一个人走到北京，自己租了房子，找到地铁线路，才在北京做了三个月的编剧。最后交给张莹盖章的实习证明上却写着“电脑技术岗位”。
　　简直是自欺欺人。
　　我打开张莹的最后一条微信，时隔半天，我都没鼓足勇气回复。毕竟北京的三个月给了我重重地一击，将在大学无忧无虑的我扯了半边出去。
　　我始终焦虑于，这个月的工资半份给了房租，半份给了生活开支，母亲给的零用钱又全数成了放在同事桌上的咖啡。一分存不下，少了也不肯再张口问母亲要。就这样日子始终不见好，未来也显得遥遥无期，偏偏体重直线向上，好像自己过得多好似的。
　　每每看见北京大街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年轻群体，永远挤到缺氧的1号线，我就不禁在心里揣摩：“北京到底哪里好，值得所有人头破血流地进来？”
　　直到那天，我无意听到一个北京户口的小孩，操着纯正的北京腔跟他外地落户的母亲说，“我们今天去圆明园，上了语文书上《圆明园》的那一课。”
　　他母亲问：“你觉得怎么样？”
　　小孩回答：“妈妈，太可惜了，那么漂亮的建筑。”
　　突然，我童年深埋在心中的一股飓风剧烈地抽走了我全身的力气。人们前仆后继地走进北京，是为了读那一篇《圆明园》的时候，能真的看见那座坍塌的殿堂，叹一句“可惜”。
　　三个月，我空荡荡地来到北京，最后一分未挣不说，还带着不小数目的花呗欠款灰溜溜回家。
　　谁知，当我向昔日关系不错的舍友诉苦，舍友却一改往态，“你好歹还能靠你妈妈的关系，我的简历交了七八份出去，到现在没有一个回音。你还是知足。”
　　那一句话，拆穿了我的自足。即便你为此付出多少，都抛不开这个前提，我的脸再次火辣辣地疼着，越掩饰，越心虚。
　　于是，那日我看到大赛消息，立刻用手上全部的钱报了名。与其说是为了完成梦想，更像是非要向一些人的看法证明些什么。就像我妈说的一样，小小年纪就已经成了面子的俘虏。
　　但我觉得不准确，这不单单是面子问题。直到几个月后，一个热梗“脱不下的长衫”让我醍醐灌顶，但现在，依旧属于没由头的焦虑。
　　一时间，“亲兄弟”的盆与“脱不下的长衫”都背在了我身上，我和天花板上那只挂在蛛网的蜘蛛也没什么区别，自己被自己编织的人生绊住了脚。
　　我没办法用心去解开这些困惑，因为“心”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产物。可如果当我拿起手里的相机，用这只客观而又冰冷的眼睛对准时代和家族的病灶，说不定，就将它们血淋淋地展开在大众面前，用评判与见证的目光烧光它们。
　　这是一个残酷的选题，我心里摇摆犹豫，说不定彻底将我推向家族的对立面。
　　“没办法，我们都是贱命！”隔壁刻意压低的哭喊透过薄薄的墙壁穿进了我的耳朵。
　　我和三哥对视一眼，听出这是三姨陆远瑶的声音。
　　“你二姐，从小就知道怎么哄爸妈，咱们兄弟姐妹六个，除了俩弟弟最吃香，下面就是她。你看你这个不争气的，过得不比我们好多了，凭什么就先走了！”
　　怒骂之后，是几声此起彼伏的呜咽。
　　我又听见母亲陆远容的声音：“小时候过得多难啊，好不容易孩子养大了，父母不需要照顾，马上夫妻俩都要退休，马上就要享福，怎么忍心抛下孩子就走了啊......”
　　大姨陆远芳声音带着压抑的怒气：“都是为了爸爸！当初但凡有个人能带她去趟医院！”
　　这句话如同一个地雷，将刚刚的哭闹声瞬间消灭了，墙的那一面变得静悄悄的。
　　我斜靠在沙发上，闭眼假寐，却企图探听到更深的答案。然而，许久许久，墙的那一面再也没有声音传来。
　　半梦半醒时，我听到似乎又有人说话：
　　“爸当年要不是为了那点水，五妹说不定也活下来了！我们姐妹五个走到今天，都得益于我们的父母！”
　　而此时，放在我膝盖上的镜头，正直直地对准面前写满秘密的白墙，录下了关键的这一句。
　　——
　　大姨陆远芳，二姨陆远晴，三姨陆远瑶，我妈行四，除了两个双胞胎舅舅，从小我就知道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
　　我猜测这位从所有人口中消失多年，唯恐提及的五姨的身世，就藏着陆家的“病根”。
　　我拿起摄像机，决心将陆家拆开来看。或许是为了一个不能言说的秘密，或许是为了向世俗反抗，也或许，是为了在时代洪流下找到一席属于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