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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海外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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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元旦刚过,空气中还残留着节日的余温,双河市汽车站弥漫着离别的气息。
苏轻侯终于背上简单的行囊,在全家人的注视下,踏上了开往省城宁城的班车。车窗玻璃上凝结着薄雾,他回头望了一眼站在车下的程少芬,眼神里交织着不安与一丝被推着向前走的茫然。
班车发动,喷出一股黑烟,缓缓驶离车站,载着苏轻侯,也载着程少芬为他搏取的另一条人生轨迹,驶向了未知的省城。
程少芬望着班车消失在街道拐角,心中百感交集。
她太了解苏轻侯了,这个男人骨子里缺乏主见,胆小怕事,容易安于现状。
但他有一个难得的优点——但凡交给他的任务,一旦接下,他便会投入十二分的认真,全力以赴,细致到几乎不会出任何纰漏。
塑料厂那个安逸的锅炉控制室,就是消磨他意志的温床。只有狠心把他从那个安乐窝里拽出来,砍断他所有犹豫和退路,逼他走上这条高考的独木桥,他才能真正为了自己的未来,拼尽全力。
送走苏轻侯不久,另一件让程少芬心头舒畅的事情也发生了——那个处处与她作对、言语刻薄的小姑子苏轻妃,终于风风光光地嫁给了玻璃厂的科长梁成,搬出了苏家祖宅。
看着苏轻妃带着得意和炫耀的神情坐上迎亲的自行车后座,程少芬只觉得压在心口的一块石头被搬开了,终于不用再每日面对那张令人厌烦的嘴脸,家里的空气仿佛都清新了许多。
原本拥挤不堪的三楼,一下子少了苏轻侯和苏轻妃两个人,顿时显得宽敞、安静了许多。
苏轻妃一搬走,大姑子苏轻王便主动提出:“爸,妈,现在三妹出嫁了。我跟三妹原来住的那间大房子,我一个人住着太空旷了,要不让给二弟和二嫂住吧?他们带着孩子,住那个小房间太委屈了。”
苏建华老爷子却摆了摆手,说道:“轻侯去宁城备考,半年内怕是回不来。少芬和孩子住现在那间也还行。轻王你啊,年纪也不小了,眼看着也要谈婚论嫁,还是你住大房间吧,将来也好些。”
程少芬在一旁默默听着,没有做声。她心里清楚,大姑子苏轻王本质上是个老实善良的好人,可惜长了一张不会说话的嘴,心直口快,往往得罪了人还不自知。这也导致她年纪不小了,婚事一直没着落。最近,倒是有个叫廖三强的小伙子对她表示了好感。
这个廖三强,比苏轻王还小了整整六岁。家里父母原是中药房的伙计,懂些中医药理,解放后在附近农村做了赤脚医生。
他还有个姐姐,比他大十岁,在自然灾害那那年孤身一人偷渡去了香港,据说后来在那里开了家私人中医按摩馆。正因为有这么一个“海外关系”,廖三强一直受牵连,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在制药厂做临时工,收入很不稳定。
程少芬记得,上一世,苏建华老爷子对这个不嫌弃大女儿年纪大、并且愿意住到苏家来几乎是上门女婿的廖三强格外照顾,一直让他们夫妇住在那个大房间里。她也知道,用不了几年,随着市场经济冲击,苏轻王所在的百货公司和廖三强的制药厂都会倒闭,他们夫妇这一生将会过得非常艰难拮据,直到临老,熬到他们的女儿廖莹长大成人,创出一番事业,他们才能过上几天舒心日子。
所以,程少芬打心眼里并不想跟这一对可怜人争夺房间。
这天傍晚,在邮局做了一辈子信件分拣员的婆婆冯淑芳老太太下班回家,脸上带着一丝不同寻常的凝重和犹豫。她从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工作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封信,递给了正在听收音机的苏建华。
“ 建华,我刚上班时,收到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上面写着,是给你的。”冯淑芳的声音压得很低,仿佛怕被外人听见。
苏建华一愣,放下手中的茶杯,疑惑地接过信。信封是那种带着竖排格式的港式信封,邮票图案陌生,邮戳清晰地显示着“HONG KONG”。当他看到寄信人栏那略显熟悉又久远的字迹时,手指猛地一颤,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香港?建国?是二弟?!他还活着?!”他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惊愕,更多的却是恐慌。
苏建邦,是父亲苏翼丰老先生六个儿子中最聪慧、最被寄予厚望的一个。父亲当年送他去美国留学,期望他学成归来光耀门楣。然而得知三弟在上海殉国日寇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消息,苏建邦毅然放弃学业,回国参战。可千不该万不该,他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站错了队。
苏建华老爷子对二弟的记忆,永远定格在1949年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二弟一身来不及换下的戎装,匆匆回家叩别年迈的父母,对着大哥大嫂满脸愧疚地说了声“对不起”,然后便含泪转身,先踏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后辗转到了美国。从此音讯全无,一晃就是整整三十年。
此刻,对这失散多年亲弟弟的思念,在瞬间被巨大的恐惧所淹没。苏建华的手抖得厉害,仿佛捏着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条吐着信子、随时会咬人的毒蛇,足以将他,甚至远在宁城的六弟苏建业两家人,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你、你糊涂啊!”他猛地将信摔在桌上,对着冯淑芳低吼道,“你将他的信带回家做什么?你想害死我们全家吗?!不能拆!一个字都不能看!马上、马上拿到灶膛里烧掉!就当从来没收到过!”
他喘着粗气,仿佛这样还不足以撇清关系,又立刻改口:“不!不能烧!烧了更说不清!我明天就把它上交组织,交给领导!要向政府说清楚,我们跟苏建邦早就断绝了一切关系,没有任何往来!我们苏家是清白的,没有这种海外关系!”
程少芬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公公因为一封信而方寸大乱、惊恐万状的样子。她记得清清楚楚,上一世的今天,同样收到了这封二叔从香港的来信。当时苏建华也是这般反应,最终这封信被原封不动地上交,从此石沉大海。
家里没有任何人知道,彼时的苏建邦已是癌症晚期,生命进入倒计时。他写下这封信,是渴望在生命最后时刻,能获得祖国的谅解,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祭拜一下父母的坟茔,再看一眼阔别三十年的大哥和小弟,问一句“你们这些年,过得还好吗?”
上一世,苏建邦老人在香港苦苦等待了三个月,始终没有得到家乡的任何回音,最终带着无尽的遗憾回到美国,不久便客死异乡。
直到2000年,一切早已时过境迁,尘埃落定,二叔的一对儿女才遵照父亲遗愿,将他的骨灰送回故土安葬。
那时,程少芬才从堂兄妹口中得知,为何二叔会在1979年春天,那样执着地想要归来。
此刻,看着那封承载着生命最后祈盼的家书,程少芬不再犹豫。她上前一步,在苏建华惊愕的目光中,轻轻地、却坚定地从桌上拿起了那封信。
“爸,妈,”她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这封信,交给我来处理吧。我打探一下现在国家对于这种事情的具体政策是什么。等问清楚了,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她将信件仔细地收好。
苏建华多年老党员,就是因为有海外关系,在税务局一直得不到升迁。
虽然他职位很低,但人缘非常不错,一茬茬刚入税务系统的新兵蛋子在他调教下成为成长为干部。他带的徒弟中有四个成了各地税务局局长。包括现在双河市税务局局长金廉明私下也要喊他一声师傅。
上一世,老爷子就是将信交给了税务局党支部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想来一定是税务局的领导怕老爷子将近退休的年龄再受海外关系拖累,将这封信瞒下不上报。
如果二叔再晚三年回国,这根本就不是事。但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岁月,唯有敢干实事又有魄力的人,才能做出前瞻性决定。
程少芬将这封信交给了万书记时,当时恰逢万书记在省城学习回来,正准备组织全市解放思想,正确看待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看到程少芬提交的信件,万书记不住点头说:“这封信来得很好很及时。”
两日后,傍晚时分,如往常一样,冯淑芳老太太与租户们在苏家拥挤的厨房里开始做晚饭,四个柴火灶一起冒烟让厨房如同火灾现场。
苏建华老爷子如往常一样在信箱里拿到今日的报纸,还没得来及坐下来得。小女儿苏轻妃拿着今日的双河日报冲回家里。”爸,大新闻,我们家上报纸了。”
双河日报用整幅版面图本并茂报道了当时双河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报纸重点介绍了,苏家四子舍身报国三子战死沙场。民族资本家苏翼丰强忍又一个儿子在昆仑关战死的悲痛,组织号召双河本地的士绅商贾,搬迁设备,转移物资,绝不留给日寇一颗螺丝钉。苏家当时在双河有一家颇具规模的棉纺厂和一家洋火厂,那些笨重的机器无法及时转移。苏翼丰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他亲自带人,将自家工厂的设备全部砸烂,沉入滚滚西江,绝不能资敌。
“老头子,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冯淑芳老太太一脸疑惑,“这可是建国以来,在双河市第一次说资本家,国军战士好话。”
苏建华嘟囔着说:“也许,风向真的变了。”老爷子每日读报,知道风向在变。但小心方能驶万年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