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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第 22 章 ...

  •   第二十二章盛夏的寒冬

      庆城中学高一学年的最后一场考试,在七月的蝉鸣中落下帷幕。

      学军班和实验班只有三个星期的假期,凌澈一天也没有浪费。放假第一天,当高凌川在别墅里吹着空调打游戏时,凌澈已经骑着共享自行车,穿梭在庆城的大街小巷,寻找家教的工作。

      “暑假就好好休息吧。”董建国看着他每天早出晚归,忍不住说。

      凌澈头也不抬地整理着教材:“不用。”

      他不需要休息,他需要钱。过去这一年,他太知道饿着肚子听课的滋味,太知道交学费时翻遍所有口袋的窘迫。银行卡里的那点竞赛奖金和奖学金,像沙漠里的水洼,看似存在,喝一口就少一口,永远不知道下一口在哪里。低安全感已经刻进了他的骨子里,他停不下来。

      八月初,短暂的假期结束,学军班提前返校上课。天气热得像个蒸笼,教室里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搅动着闷热的空气。

      课间,凌澈正埋头验算一道物理题,班主任突然在门口叫他:“凌澈,有电话找你。”

      学校很少有电话打到办公室老师那里。他心里一沉,有种不祥的预感。

      电话那头是董建国停车场同事焦急的声音:“小凌,你爸董建国,老董昏倒了!我们叫了救护车,送到市一院了!”

      明明是三伏天,凌澈却感觉一桶冰水从头顶浇下,瞬间冻结了他的四肢百骸。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跟老师请的假,怎么冲出校门,又是怎么一路跑到医院的。

      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刺鼻而浓烈。

      凌澈跑到急诊室,看见董建国躺在惨白的病床上,双眼紧闭,脸色蜡黄,仿佛一夜之间又老了十岁。各种颜色的管子连接着他干瘦的身体,旁边的仪器发出规律的滴答声。

      “谁是家属?”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过来,手里拿着病历本。

      “我。”凌澈的声音干涩。

      医生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他洗得发白的校服上停留了一瞬,然后开始用机械而快速的语调陈述病情:“长期酗酒,生活极度不规律。急性肝损伤,肝功能指标严重异常。心脏也有问题,房颤,供血不足。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每一个字都像锤子砸在凌澈心上。他强迫自己冷静,抓住最核心的问题:“给他治病,大概要多少钱?”

      医生推了推眼镜:“先交五千办理住院,做全面检查。后续治疗……保守估计,先准备两万吧。如果出现并发症,或者考虑更好的治疗方案,那就没有上限了。”

      “两万……”凌澈喃喃重复。这个数字对他来说,是天文数字。

      “先去缴费吧,我们才能用药。”医生看着他,“你是他儿子?还这么小?看样子不像啊,你妈妈呢?还有其他家人吗?”

      “我……是他儿子,他没有其他亲人了。”凌澈木然地回答。

      医生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怜悯,但很快被职业性的冷静取代:“那……尽快去筹钱吧,病情不能拖。”

      凌澈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院的。

      八月的阳光白花花地照在地上,晃得他睁不开眼。他感觉不到热,只觉得冷,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寒冷。

      他回到那个小小的出租屋,机械地掀开衣柜后的地板,拿出那个藏着他全部积蓄的铁盒。他把里面的钱全部倒在床上——有整百的,有零散的毛票。他一分一分地数着,这是他一年多来省吃俭用、拼命打工、用无数个熬夜换来的。

      三千七百四十二块五毛。

      连住院的五千押金都不够。

      看着那堆钱,他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不是嚎啕大哭,只是无声地,任由泪水一颗接一颗地砸在那些皱巴巴的纸币上。

      果然……连老天爷都是见不得他好的。这个念头像毒蛇一样钻入他的脑海。只要我稍微喘过一口气,觉得日子好像能过下去了,就一定会有一记闷棍挥过来,把我打回原形。

      他看着床上那堆钱,一种深刻的 “不配得感” 揪住了他。他不配拥有安稳,不配拥有希望,更不配拥有这好不容易攒下来的一点“底气”。

      突然,一个更黑暗、更尖锐的念头冒了出来,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董建国,他没养过我一天,我为什么要花钱治他?他除了给我带来痛苦和负担,还给过我什么?这一年我已经供他吃,住,我还没有成年,我已经做得够可以了,他的其他子女,却没有尽过一天义务?如果没有他,我是不是会过得轻松很多?

      这念头让他感到恐惧和羞耻,却又带着一种残忍的真实。理智与情感在脑海里疯狂撕扯。

      但最终,他还是颤抖着手,把所有的钱塞进书包,重新走向医院。
      他做不到眼睁睁看着一个人去死,哪怕这个人是董建国。

      “先交三千七,剩下的……我明天一定补上。”他站在缴费窗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学校老师了解到情况,破天荒地给他批了三天假。

      班主任拍着他的肩膀:“凌澈,别硬扛,有困难要跟老师说。”

      他点点头,心里却知道,有些困难,不是别人说一句“别硬扛”就能解决的。

      董建国住进了三人间的病房,打着点滴,依旧昏睡。凌澈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着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每一盏灯后面,似乎都有一个温暖正常的家。

      而他,坐在冰冷的医院里,面对着一个无底洞。

      三千七百块,最多两天时间就见底。后续的两万,甚至更多,在哪里?

      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又一个名字,又一个个否定。青矜小队的朋友们,他们都还是学生;老师们,已经帮了他太多……唯一有可能拿出这笔钱的,只剩下一个人。

      他的母亲,凌雪。

      这个认知让他感到一阵剧烈的反胃和屈辱。他好不容易才从那个家挣脱出来,建立起一点可怜的独立,现在却要亲手把它打碎,回去乞讨。

      自尊和一条生命,你要哪一个?

      黑夜中,凌澈闭上眼,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他没得选。

      第二天,在医生又一次催促缴费后,凌澈走到医院走廊的尽头,用公共电话,拨通了那个他以为再也不会主动联系的号码。

      “妈……”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他的声音控制不住地颤抖,“我需要钱,董建国……他病得很重。”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凌雪的声音传来,带着一种他预料之中的复杂情绪:“你在哪?我过来。”

      凌澈报出医院地址。挂掉电话后,他靠着冰冷的墙壁,缓缓滑坐在地上。

      他知道,即将到来的,不会是一场温情的救助,而是一场刀刀见血的修罗场。而他,已经赤裸裸地,把自已最不堪、最脆弱的一面,展现在了那个他曾发誓不再依靠的人面前。

      心,痛得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无法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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