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睡到肚子变饿》牧案

1、去河对岸

　　那气味先于记忆抵达。不是橡胶林里清晨与傍晚那种甜腻中带着腐叶酸气的味道，也不是胶汁凝固前在空气里迅速氧化后残留的稀薄腥味，而是一种更久远，也更模糊的味道，混杂了汗水、泥土、少年身体和廉价肥皂的复合气味。它没有源头，自我身体的内部升起，穿透我书房里经过空调过滤的干燥空气，提醒我某种早已被遗忘的亏欠。我停下敲击键盘的手，房间里只有主机风扇规律的嗡鸣，窗外是另一栋水泥高楼沉默的侧脸，没有树，没有土地，甚至没有一只可以辨认出形状的飞鸟。三十岁以后，记忆便不再是线性叙事，它变成一种类似嗅觉的东西，毫无逻辑地伏击你，在最不设防的时刻，把你拖回那个永远在下着黏腻的雨的赤道小镇。
　　我试图回到方才正在撰写的报告上，关于东南亚新兴市场的风险评估，那些冰冷的数字与图表曾是我赖以逃生的筏，可现在它们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线条。那气味依旧盘旋不散。于是我放弃了，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我知道它想把我带回哪里去。带回梁。或者说，阿梁。在我的记忆里，他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字，有时是课本上被墨水涂掉的“梁文道”，有时是母亲口中那个“对面新搬来的梁家小子”，更多时候，他只是一个单音节的、被压在舌根下的模糊呼喊。阿梁。仿佛喊出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罪。
　　我们的开始与终结都发生在河边。那条贯穿整个小镇的浑浊的河，上游是伐木场，下游是棕榈园，河水永远是茶褐色的，漂浮着细碎的木屑、塑料袋，偶尔还有死去的家禽。镇上的人都说河里有东西，是日本兵的冤魂，或是更早些年被英国人推进河里的华工。父亲告诫我不许去河边，他说那里淹死过不听话的小孩。可阿梁不怕，他总是在那里等我。傍晚，太阳的余光把棕榈树的影子拉得又长又瘦，投射在泥泞的河岸上，像无数沉默的墓碑。他会赤着脚，裤管卷到膝盖，露出瘦而结实的小腿，上面布满了蚊虫叮咬后留下的深色疤痕。他从不主动说话，只是用下巴朝河对岸的橡胶林示意一下，我便跟过去。
　　我们穿过那片被镇民废弃的墓地，穿过长满野草的铁轨，进入橡胶林的深处。那里的空气是停滞的，光线被层层叠叠的树叶过滤得幽暗，只有一行行排列整齐的胶树，每一棵都绑着一个收集胶汁的瓦罐，象是在进行沉默的祭祀。我们并肩走着，手臂偶尔会碰到一起，他皮肤的热度透过薄薄的校服衬衫传过来，让我心慌。我们不说要去哪里，也没有目的，只是走，直到连最后的鸟叫声都消失，只剩下我们自己的呼吸和脚踩在落叶上的沙沙声。然后他会停下来，靠在一棵胶树上，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和火柴。那是他从那个当货车司机的哥哥那里偷来的。他点烟的动作很笨拙，火柴划了好几次才燃起，微弱的火光照亮他轮廓分明的侧脸，鼻梁很高，嘴唇很薄，眼神总是望向很远的地方，仿佛在看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
　　“你爸昨天是不是又打你了？”他抽了一口，把烟递给我。
　　我摇摇头，接过烟，学着他的样子吸了一口，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他看着我，没有笑，只是伸手拿回香烟，又吸了一口，缓缓吐出白色的烟雾。烟雾在潮湿的空气里弥散开，带着廉价烟草的辛辣味道。
　　“我看到你家晚上没开灯。”他又说。
　　我没回答。父亲那天喝醉了，不是因为我，是因为橡胶价格又跌了。他没有打我，只是把家里所有能砸的东西都砸了，母亲在一旁哭，哭声被他巨大的咆哮盖过。我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用枕头捂住耳朵。那晚确实没有开灯，因为电费单已经催了两次。这些事我无法对阿梁说，就像我无法对他说，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傍晚在河边看到他的身影。
　　“迟早要走的。”他忽然说，象是在对我，又象是在自言自语。烟头在他指间明灭，像一只红色的萤火虫。
　　“去哪里？”我问。
　　“吉隆坡，或者新加坡。哪里都行，反正不是这里。”他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灭。“这里什么都没有，只会烂掉。”
　　他说“烂掉”的时候，我仿佛能闻到河里那些漂浮物的腐臭，能感觉到橡胶林里无处不在的、缓慢的腐烂过程。我们的镇子，我们的人生，好像都在这股气味里慢慢烂掉。我看着他，想说点什么，或许是“我跟你一起走”，或许是更无力的“别走”，但最后什么也没说。我们之间总是有大段的沉默，沉默是我们唯一安全的语言。在那片幽暗得仿佛与世隔绝的橡胶林里，我们分享着同一支香烟，分享着彼此无法言说的秘密和恐惧。他的手指偶尔会碰到我的，干燥，粗糙，带着薄薄的茧。每一次触碰都像一次微弱的电击，让我既渴望又害怕。
　　那天我们回程时天已经全黑了。没有月亮，我们几乎是摸索着走出橡胶林的。穿过铁轨时，我被枕木绊了一下，他伸手扶住我，手掌握住了我的手肘。隔着一层布料，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掌心的热度。我僵住了，他也没有立刻松开。我们就那样在黑暗里站着，周围是无边的寂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又重又快。时间仿佛被拉长了，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最后是他先松开手，声音有些不自然：“小心点。”
　　回到家，父亲已经睡了，母亲在昏暗的厨房里收拾被砸碎的碗碟。她看见我，什么也没问，只是说：“饭在锅里，自己去盛。”我没吃，回到房间，关上门，躺在床上。黑暗里，手肘上似乎还残留着阿梁掌心的温度，而那股混杂着烟草、汗水和少年身体的气味，则像幽灵一样萦绕在我的鼻尖，久久不散。从那天起，我开始做一个重复的梦。梦里我一直在那片黑暗的橡胶林里奔跑，不停地跑，却怎么也跑不出去。阿梁就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我能看到他的背影，却怎么也追不上。我大声喊他的名字，但他从不回头。
　　这个梦纠缠了我很多年，甚至在我已经离开小镇，来到这个完全不同的城市之后，它还是会偶尔出现。尤其是在我感到疲惫和孤独的时候。
　　与阿梁的最后一次见面同样是在河边。那是中五毕业后的一个下午，空气异常闷热，一场暴雨即将来临。我们坐在河岸边那棵巨大的芒果树下，谁都没有说话。他要去吉隆坡了，跟着他哥哥跑长途货运。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小镇留不住任何人，所有还有一丝力气的年轻身体，最后都会像被潮水带走一样，涌向那些更大、更冷酷的城市。
　　“什么时候走？”我声音干涩地问。
　　“明天一早。”他看着浑浊的河面，没有看我。
　　沉默再次降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沉重。空气里充满了泥土被暴晒后的腥气，以及远处工厂排出化学废料的酸味。我有很多话想说，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我想问他还会不会回来，想问他以后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想问他记不记得那个晚上在橡胶林里他扶住我的手。但这些问题都像被石头堵在了喉咙里。
　　他突然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泥土。“我走了。”他说。
　　我仰头看着他，逆着光，他的脸隐没在一片阴影里，看不真切。我没有动，也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他犹豫了一下，仿佛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转过身，沿着河岸朝镇子的方向走去。他的背影瘦削而挺直，很快就消失在河岸尽头的拐角处。我依旧坐在原地，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豆大的雨点开始砸落。那场雨下了整整一夜，河水暴涨，淹没了我们常常坐着的那片河岸。第二天，我去车站，没有看到他。就像一块石头沉入深海，阿梁从此消失在我的生命里。
　　后来我也离开了小镇，读大学，工作，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之间辗转。我学会了穿西装，学会了喝咖啡，学会了在各种饭局上说着言不由衷的客套话。我甚至有过几段短暂而模糊的感情，和男人，在那些灯光昏暗的酒吧里，在那些同样孤独而沉默的身体之间。但每一次，当另一个人的体温靠近时，我闻到的依旧是那股来自遥远小镇的气味，混杂着汗水、泥土和廉价肥皂的气味。它像一个无法摆脱的诅咒，提醒着我，我从未真正离开过那片潮湿而黏腻的土地，也从未真正从那片幽暗的橡胶林里走出来。
　　父亲在我大学毕业那年就去世了，肝癌。葬礼上我没有哭。母亲卖掉了镇上的老房子，跟着我哥搬到了新山。那条我们曾经并肩走过的河，据说因为污染严重，已经被填平了一半，上面盖起了新的商业区。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在消失。只有阿梁，他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留在了那个即将下起暴雨的闷热午后。他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个关于我那段无处安放的青春、关于那个无法被命名的压抑欲望的幽灵。
　　报告最终还是没有写完。我找出一个尘封已久的硬盘，在数千张杂乱的照片里找到了一张毕业合照。那是我们全班唯一的合照，在学校礼堂门口拍的。照片已经有些褪色，每个人的脸都显得模糊而遥远。我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找到了自己，瘦得像根竹竿，表情怯懦。然后我开始寻找阿梁。我从左到右，一排一排地看，把每一张模糊的脸都仔细辨认。但我找不到他。他又一次消失了，这一次甚至没有留下一个背影。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或许是我记错了？或许他根本就不在我的班上？或许他只是我臆想出来的一个幻影，用来承载那些我不敢承认的情感？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一阵寒意。我关掉照片，重新打开那份写了一半的报告。屏幕的白光映在我的脸上，冰冷而陌生。窗外，夜色已经很深了，远处的城市亮着无数的灯火，像一片没有边际的冰冷星空。我知道，那个关于橡胶林的梦，今晚大概又会来了。在梦里，我将永远追逐着一个不存在的背影，在一个永远无法逃离的故乡里。而那股无名的气味将再次充斥我的呼吸，直到我醒来，发现自己依旧被困在这个没有气味，也没有记忆的房间里。
　　不知过了多久，我起身走到窗边。这座城市的夜晚和我记忆中的小镇截然不同，没有蛙鸣，没有虫叫，只有车辆行驶的低沉噪音，持续不断，像一只巨兽沉重的呼吸。楼下的街道空无一人，路灯投下橘黄色的光，把人行道分割成一块块明暗交错的几何图形。我想起父亲，想起他被酒精和失望压弯的背。他一辈子都没离开过那个小镇，就像那些被钉在土地上的橡胶树。他痛恨那片土地，又无法离开它。他是不是也曾经有过想要逃离的念头？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他还没有被生活磨去所有棱角的时候。我从未问过他，我们也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交谈。我们之间隔着的，是比那条浑浊的河流更深、更无法逾越的沉默。
　　现在想来，我对阿梁的依恋，或许有一部分是源于这种沉默的家庭。他也是沉默的，但他的沉默和父亲的不同。父亲的沉默是压抑的、充满怨气的，像一块密不透风的铅块；而阿梁的沉默，则带着一种野性而不驯的意味，像暴雨来临前宁静的荒野。在他的沉默里，我奇异地感到被理解的安宁。我们不需要语言，一个眼神，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足以交换彼此内心深处的秘密。那是极度危险的共鸣，在那个保守而封闭的小镇上，足以将我们两人都推向深渊。
　　离开小镇后，我曾试着打听过他的消息，通过一些还在镇上生活的老同学。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说他在吉隆坡开货车时出了意外，死了。有人说他跟一个女人跑去了印尼，再也没回来。还有人说他因为欠了赌债，被人砍断了手脚，扔进了巴生港。每一个传闻都充满了暴力和血腥，仿佛他的人生注定要以一种惨烈的方式收场。我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或者说，我每一个都不愿意相信。在我心里，他应该还活着，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城市，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或许他已经结婚生子，变成一个臃肿、油腻的中年男人，早已忘记了那个曾经在河边和他分享同一支香烟的瘦弱少年。这样想，心里会好过一点，但又会感到更深的失落。
　　我拉开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放着一个铁盒子，装着一些从小镇带出来的早已没用的旧物。一张中学时期的成绩单，一枚生了锈的校徽，还有一本硬壳笔记本。我翻开笔记本，里面是我当年胡乱写下的一些诗句和日记，字迹幼稚而扭曲。翻到最后一页，我看到一行被钢笔用力划过的字：
　　“河对岸的灯塔。”
　　我愣住了。这是什么？是一个地名？还是某种暗号？我完全没有印象。但这确实是我的笔迹。我盯着那行字，试图在脑海里搜寻相关的记忆碎片。河对岸……我们小镇的河对岸，除了橡胶林和一片乱葬岗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什么灯塔。是阿梁对我说的吗？还是我自己写下的幻想？记忆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法填补。那行字像一个来自过去的谜语，嘲笑着我此刻的徒劳。
　　也许这才是最残忍的真相。我所执着不放的过去，早已被时间篡改得面目全非。我所以为的刻骨铭心，或许只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阿梁的存在可能真的像那张毕业合照所暗示的那样，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他或许从未像我想象中那样重要过，他只是我青春期病态的孤独投射出的一个影子。我把所有的渴望、所有的叛逆、所有对现实的不满，都寄托在了这个影子的身上。而当影子消失后，我便成了一个没有寄托的游魂。
　　我合上笔记本，把它放回铁盒，重新关上抽屉。那股盘旋在房间里的气味似乎也随着这个动作变淡了一些。或许我该接受，过去已经死了，无论我如何招魂它都不会再回来。我应该像这个城市里所有的人一样，学会遗忘，学会麻木，学会在这些由钢筋水泥构成的丛林里，做一个合格的、没有过去的幸存者。
　　电话在这时响了起来，是我的上司，提醒我明早九点的会议材料必须发给他。我应付了几句，挂掉电话，重新坐回电脑前。报告里的那些数字和图表此刻看起来不再那么面目可憎。它们是清晰的，是实在的，是可以用逻辑和理性去分析和掌控的。这让我感到安全。我深吸一口气，开始敲击键盘，手指在键盘上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仿佛要把整个灵魂都倾注进去。
　　窗外，天边开始泛起一丝微弱的鱼肚白。又一个不眠之夜过去了。我没有再想起阿梁，也没有再想起那条河。我只是在工作，专注而机械，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我想这大概就是成长吧。成长就是学会如何杀死一部分的自己，然后用剩下的部分若无其事地继续活下去。只是在某个无人知晓的深夜，当我从疲惫的梦中醒来，我依然会下意识地去寻找那股早已消失在风中的气味，混杂着汗水、泥土和少年身体的独一无二的气味。
　　我不知道自己写了多久，直到颈椎传来一阵尖锐的酸痛，我才停下来。天已经大亮，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地上投下几道狭长的光斑。报告完成了，我把它发给了上司，然后关掉了电脑。房间里恢复了寂静，只有冰箱偶尔发出低沉的制冷声。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仿佛一夜之间，我把过去几十年的记忆又重新活了一遍，然后亲手将它们埋葬。
　　我起身给自己倒了杯水，冰冷的液体流过喉咙，让混沌的大脑清醒了一些。我走到窗边，拉开百叶窗。清晨的城市展现出它另一副面孔，街道上开始有车辆和行人，清洁工在清扫昨夜留下的垃圾，远处工地的塔吊也开始缓缓转动。一切都充满了秩序感，一种按部就班的秩序。我的小镇没有这种秩序，那里的一切都是混乱的、野蛮生长的，像热带雨林里的藤蔓，疯狂地纠缠在一起。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一件被我遗忘了很多年的事。那是在阿梁离开后不久，有一次我经过他家，那栋早已人去楼空的老旧木屋。门没有锁，我鬼使神差地推门走了进去。屋里搬空了，只剩下一些被遗弃的杂物，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霉味。我在阿梁的房间里站了很久，那是一个很小的房间，只有一扇窗，正对着我家。我在积满灰尘的地板上发现了一本被撕掉封面的书。我捡起来，那是一本很旧的世界地图册。我翻开，在其中一页，我看到了被圆珠笔圈出来的一个地方。那是一个位于南美洲最南端的港口城市，旁边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着几个字：
　　乌斯怀亚。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世界尽头的灯塔。
　　那一瞬间，巨大的记忆洪流将我淹没。“河对岸的灯塔”，原来是这个意思。那不是我们小镇的河，而是世界的河。他早就告诉过我他想去哪里。他想去那个世界尽头的地方，去看那座灯塔。而我却把这个最重要的信息遗忘了整整二十年。我把那本地图册带回了家，后来搬家时，不知道遗失在了哪里。连同那个地名一起被我彻底封存在了记忆的深处。
　　此刻，这个被遗忘的名字重新浮现，带着雷霆万钧的力量击碎了我刚刚建立起来的平静。原来他不是一个幻影。原来我们之间并非只有沉默。他曾经对我发出过一个如此清晰的邀请。一个关于逃离，关于远方的邀请。而我却因为怯懦和无知错过了它。我甚至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我冲回书桌前，打开电脑，在搜索栏里输入“乌斯怀亚”。无数张照片跳了出来。照片上的那座城市被雪山和冰川环绕，海湾里停泊着白色的船只。其中一张照片就是那座著名的灯塔，红白相间的塔身，孤独地矗立在海天之间的一座小小礁石上。它看起来那么遥远，那么不真实，像一个童话。
　　这就是他想去的地方。一个和我所生活的这个闷热、潮湿、永无止境的夏天截然相反的世界。一个冰冷而纯粹的地方，就位于世界的尽头。
　　我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去成。或许他的人生轨迹早已在某个分岔路口转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或许那些关于他的血腥传闻才是更接近真实的版本。但这一刻，我宁愿相信他成功了。他逃离了那片会“烂掉”的土地，抵达了他梦想中的世界尽头。他或许就站在那座灯塔下，看着潮起潮落，看着海鸟飞过，呼吸着冰冷而自由的空气。
　　我关掉网页，一片难以言喻的悲伤漫了上来。这不是为他，而是为我自己。为那个被永远留在了原地，不敢回应邀请的少年。我终于明白，我所怀念的不仅仅是阿梁，更是那个曾经有可能成为的另一个自己。那个勇敢到可以抛下一切，跟着他去往世界尽头的自己。
　　阳光已经完全照进了房间，驱散了所有的阴影。我看着窗外那个秩序井然、按部就班运转着的城市，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觉到，我被困住了。不是被这个房间，不是被这份工作，而是被我自己。
　　我从钱包里拿出身份证，看着上面那张面无表情的、陌生的脸。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一个在几小时前还无法想象的决定。我打开订票网站，手指在键盘上悬停了许久，最终，颤抖着敲下了那个遥远的地名。
　　或许现在去已经太晚了。或许我什么也找不到，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我想，我至少应该去看一眼。看一眼那座他想看的灯塔，替他，也替那个死在二十年前的我自己。当我按下确认键的那一刻，我仿佛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混杂着汗水、泥土和少年身体的气味。但这一次，它不再是束缚我的幽灵，而是指引。它穿过二十年的漫长时间，轻轻地对我说：
　　“走吧，去河对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