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藏》马点蹄

8、驻村开始

　　过完年回来，村里的驻村工作队和下沉干部们也陆续返岗。我告别巴嘎当回到了乡里，但我并未就此离开，真正意义上的驻村生活，即将拉开序幕。
　　时值三月，海拔四千三百米的高原依旧大雪纷飞，寒风刮过脸颊，如同钝刀割肉。周末若有机会去县里采购生活物资，便是一场对小身板的考验。街道上人影稀疏，那时我没有驾照，更没有车，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将整箱的矿泉水、桶装泡面、米面油等物资或扛或抱，徒步往返于乡驻地与县城之间。
　　风雪是永恒的旅伴，十余公里的路途，每一步都沉重如铅。矿泉水尤其难缠，又重又滑，走到半程，双手便冻得失去知觉，呼吸在严寒中化作急促的白雾。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来藏半年，我竟少有高原反应。或许，那片养育我的黄土高原，早已在不知不觉间，将我的肺腑锻造成了能够适应这片苍茫的容器。
　　雪线之上，每一次跋涉都是对信念的重塑。而母亲悄悄塞进行李的辣椒酱，在某个深夜泡开一碗面时，便成了舌尖最滚烫、最直抵人心的乡愁。
　　后来，我托同一批进藏的同事，找人从拉萨捎来一辆自行车。那时邮政快递虽已通到县里，但像自行车这样的大件仍无法投递，只能依靠熟人顺路捎带。
　　车是崭新的，红色的车架，在无垠的雪地里格外醒目，像一簇跳动的火苗。那正是我年幼时渴望已久的东西。骑上它，在风雪中前行的速度终于快了一些。车轮碾过积雪，发出清脆的“咯吱”声，竟像极了童年玩伴在耳畔的欢呼。
　　“咯吱”声里，旧日时光与当下现实悄然重叠。车链在严寒中转动，带着微微的滞涩，却依旧固执地向前。雪原沉默，唯有风穿过山谷的呼啸，将年轻的心绪吹向更远的地方。
　　骑行在这片无人之境，孤独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这辆红色自行车，是我人生中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更是一种自由的象征。时隔多年，我依然清晰记得它立在我眼前的那一刹那——我似乎正在实实在在地“长大”。我用自己挣的工资，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第一辆车。那一刻的喜悦，如同雪后初晴的阳光，锋利而温暖，足以穿透高原所有的寒意。
　　它不仅载我穿越风雪，更让我在广袤的荒寂中，第一次触摸到了一丝掌控命运的实感。正如《平凡的世界》中所言：“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这辆红色的自行车，便是我向生活主动宣战获得的第一枚勋章，是漂泊中的坚实支点，是孤独里不灭的火种，在海拔四千三百米的天地间，划出一道专属于我的轨迹。
　　三月在高原是个特别的时段。所有休假外出的人员都必须返岗，随后被派往各个驻守点值班。我和赵哥作为新人，被安排到县城入口的加油站，轮流执勤。
　　清晨七八点，天光未明，寒气裹挟着雪粒扑面而来。我裹紧棉大衣，站在加油站旁，登记每一辆进站车辆的信息。手指冻得僵硬，几乎握不住笔。加油站很简陋，没有室内休息区，也没有给我们这些临时驻守人员的座位，只能蹲在油罐区外的矮墙边避风，脚跺得发麻，也不敢久走。
　　每当轮到我值班，赵哥总会在饭点，骑着那辆红色自行车给我送来热腾腾的饭菜。餐盒被他仔细地裹在旧棉袄里，取出时还冒着白白的热气。我们便一同蹲在墙根下，就着自行车链条轻微的“咔哒”声，飞快地扒几口饭。
　　我曾问他：“为什么不在食堂吃完再过来？这儿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还这么冷。”
　　他咬着馒头，笑了笑说：“等我吃完再送来，你这份早就凉透了。”
　　那一刻，风雪中的这口热饭，成了世间最奢侈的温暖。我低下头，眼眶阵阵发烫，却不敢让泪水流下，怕它顷刻间就在这严寒中凝成冰棱。
　　赵哥不善言辞，可那辆红色自行车承载的，远不止是饭菜，更是他沉默而坚实的牵挂与陪伴。我们是老乡，家乡相隔三百多公里，未曾相识于故土的街巷，却在这高原的风雪中，真正读懂了彼此。他递来的不只是饭盒，更是异乡漂泊时，一份无需言说的支撑。
　　正如古语所云：“同袍同泽，岂曰无衣？”在这片苍茫天地间，我们以沉默对抗严寒，以坚守回应孤独。那辆红色自行车在雪地里留下的两道蜿蜒车辙，仿佛命运悄然铺展的伏笔，将两个平凡的身影，深深镌刻进这段既凛冽又温情的岁月里。
　　时至今日，我依然对身边所有人讲述着那段日子，讲述赵哥是个多么好的人——哪怕后来，许多人都认为赵哥变了，变成了一个“坏人”。
　　三月，在无尽的风雪与守点执勤中悄然退场。四月的雪渐渐稀薄，阳光开始在冰面上折射出微弱的闪光。加油站旁的矮墙上，我们曾蹲坐的地方结了一层薄冰，像一封永远无法寄出的信，默默封存着那段沉默的青春。
　　驻村工作队一年的轮换期将至。乡书记将我和赵哥叫到办公室，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组织上考虑你们表现扎实，而且年轻，决定派你俩去村里当大学生村官。下去历练历练，成长会更快。回来之后，也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我愣在原地。赵哥低下头，用力搓着发红的手指关节，半晌，才轻轻点了点头。
　　窗外，风停了。那时的我们，一腔热血，却不知前路如同眼前的雪原般苍茫未知。只觉得心中燃着一团火，并不确切知道驻村将会遭遇怎样的人与事，更不知这团火，能否真的暖化即将面临的整个寒冬。
　　最终，赵哥被分到一个相对较近的村子，但并非书记所说的“最近”。而我，则继续前往巴嘎当村——一个连地图上的名字都标错了的山沟。那里冬季大雪封山，手机信号时断时续。
　　通往巴嘎当的路，一如既往的九曲十八弯。不同的是，第一书记从李靖换成了顿珠。
　　顿珠是藏族人，说话带着低沉的鼻音，笑起来时，眼角的皱纹堆得深深的。他的汉语很好，交流全无障碍。他常在傍晚邀我去河边散步，看浑浊的河水如何切开冻土，听冰层在脚下碎裂的细微声响。他总说：“春天，是从地底开始的。人得学会去‘听’。”
　　顿珠不像李靖那般严肃，身上却蕴含着一种更沉静的力量，如同山间缓缓升起的晨雾，不声不响，便笼罩了整片山谷。我们边走边聊，从村民的牲畜聊到孩子的上学路，再聊到这片土地上，祖辈竖起的经幡为何从不倒下。
　　他从不抱怨条件艰苦，只是偶尔会望着远处的雪山出神。我知道，那沉默里，藏着比风雪更沉重的责任。
　　他时常讲起在那曲双湖县驻守的十年。
　　“那个地方，只有沙石和风，没有草，几乎没有其他会喘气的活物。一望无际的荒原上，连孤独，都有回声。”他说，“人在极致的寂静里，才会听见内心的声音。那声音不是来自耳朵，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
　　很多坚持不住的人，选择了各式各样的方法逃离双湖。而他，一守就是十年。
　　十年里，他把孤独走成了日常，把荒原，站成了生命的界碑。
　　顿珠说，守在那里，“不是因为不怕死，而是怕忘记自己，当初为何而来。”
　　我和顿珠蹲在河岸的石头上，掰碎一块干粮，扔进湍急的水流，看它瞬间被卷走，消失无踪。
　　就这样过了几天，县法院选派的驻村工作队队长——任队长，抵达了巴嘎当村。
　　任队长是个身材矮小的河南中年女人，戴着一副黑框变色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刀。她一到村里便召集我们开会，声音清亮，没有一丝拖泥带水：“村里事小，件件连着民生；咱们位子不高，肩上担子可不轻。”
　　说这话时，她正拿着手机拍照，准备发往县驻村工作群，动作利落得像在法庭上整理案卷。她匆匆给我和顿珠书记交代完近期要推进的工作，便拿起外套，一头冲进风雪中，赶回了县里。
　　她走后，顿珠望着门外翻卷的雪幕，低声说：“这样的天气还来回跑，真是铁打的人。”
　　那时，我并未听懂他话里深深的弦外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