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疤》奕濹鱼

6、生锈的年轮

　　桥洞下的风，吹了整三年。我膝盖上的疤，是第一年冬天冻裂后反复结痂长出来的，如今厚得像块老树皮，纹理纵横交错，深褐色的痂皮嵌在皮肤里，用指甲抠一下，能掉下细碎的皮屑。每到阴雨天，这疤就像被无数根细针在扎，从骨头缝里往外疼，疼得我直想把腿锯掉。有次疼得实在熬不住，我拿块破布塞在嘴里咬着，额头上的汗珠子滚下来，砸在桥洞的泥地上，洇出一个个小坑，像谁在地上点了串省略号。

　　表哥在码头扛大包，每天天不亮就去，天黑透了才回来。他的腰被百十来斤的麻包压弯了，原本挺直的脊梁，如今像只被踩扁的虾，走路时上半身往前倾，肩膀一高一低地晃。每天回来，他都从床底摸出个豁口的瓷瓶，往膝盖上倒药酒。酒液是深褐色的，带着股冲鼻的药味，顺着他腿上的皱纹往下流，在裤腿上积成小小的黄洼，干了之后就留下圈硬邦邦的印子，像给裤子镶了道边。有次我帮他揉腿，摸到他膝盖上的筋疙瘩，硬得像块石头，他“嘶”地吸了口凉气，说：“没事，老毛病了，揉揉就好。”可我知道，他夜里总疼得翻来覆去，床板“吱呀”响，吵得我也睡不着。

　　二柱媳妇在码头食堂帮工，活儿杂得很，洗盘子、擦桌子、扫地上的饭粒，有时还要帮着择菜。每月月底，食堂管事会给她十斤粮票，花花绿绿的，她像宝贝似的揣在怀里，回来就小心翼翼地掏出来，铺在桥洞的石头上数，数了一遍又一遍，生怕少了一张。她把粮票换成玉米面，每次换完，都要把布口袋翻过来抖抖，把粘在袋角的玉米面抖进碗里，一粒都舍不得浪费。

　　玉米面蒸成的窝头，总是夹生的。灶是我们用三块砖头搭的，火忽大忽小，蒸出来的窝头外面一层是熟的，里面却硬邦邦的，剌得嗓子疼。可我们吃得香，每次拿到窝头，我都先掰一小块，放在嘴里慢慢嚼，玉米的香味混着粗糙的颗粒，在舌尖散开。娃更小，二柱媳妇把窝头掰成碎末，泡在温水里，喂给娃吃，娃张着小嘴，“啊呜”一口吞下去，嘴角沾着玉米面，像长了圈白胡子。有次表哥开玩笑说：“这窝头，比城里的白面馒头还香。”我们都笑，笑声在桥洞下回荡，撞在桥柱上，又弹回来，显得格外响。

　　娃长到五岁，还不会说话，只会“啊”“呀”地叫。每次有人经过桥洞，他就指着人家，“啊啊”地喊，手舞足蹈的。表哥总说：“这是贵人语迟，将来准有出息。”可我看见，二柱媳妇总在夜里偷偷抹泪。她抱着娃坐在桥洞的角落，借着远处路灯的光，摸娃的头，眼泪掉在娃的头发上，湿了一小片。有天早上，她揣着攒了半个月的五毛钱，抱着娃去了码头的诊所。

　　诊所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医生是个戴眼镜的老头，他用手电筒照娃的眼睛，又摸了摸娃的头，说：“可能是小时候饿坏了脑子，影响了语言发育。”他从抽屉里拿出片维生素，递给二柱媳妇，“吃了兴许能好，每天一片。”药片是白色的，像颗小石子，二柱媳妇把药片掰成两半，混在窝头碎里喂给娃。娃嚼得“咯吱咯吱”响，嘴角沾着白末，像沾了点雪，可爱又让人心酸。

　　桥洞的墙光秃秃的，风一吹，就有土掉下来。表哥从码头的废纸堆里捡了些报纸，我们一起把墙糊了层。报纸大多被水泡得模糊，字迹晕成了一团，只剩下些图片还能看清：有的是穿着军装的人在笑，脸上带着憨厚的褶子；有的是戴着帽子的人在鼓掌，手拍得通红；还有些高楼，玻璃亮得晃眼，反射着阳光。娃总指着高楼的图片，用小手在墙上比划，一会儿往上抬，一会儿往旁边摆，像在搭积木。二柱媳妇说：“娃是想住高楼呢。”我们都沉默了，谁也没说话，只有桥洞外的风声，“呼呼”地响。

　　有天夜里，突然下了暴雨。雨点砸在桥面上，“噼里啪啦”的，像炒豆子。没一会儿，桥洞就进水了，水顺着桥洞的缝隙往里灌，很快就淹到了膝盖。我们慌了神，赶紧把行李往高处搬——表哥的破棉袄、二柱媳妇的针线筐、我的旧鞋子，还有娃的小被子，堆在桥洞最高的石头上。我们站在水里，看着水往上涨，浪头打着桥柱，发出闷响，像谁在远处敲鼓。

　　表哥突然指着水面，声音发颤：“我看见三婶了，就在水里站着，穿着那件蓝布衫，头发飘在水面上，像水草。”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水面上只有浪头翻涌，什么都没有。二柱媳妇抱着娃，死死盯着水面，嘴唇哆嗦着，却没出声，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水里，溅起小小的涟漪。那天夜里，我们就站在水里，直到天快亮时，雨才停，水慢慢退了下去。

　　水退了之后，墙上的报纸被泡得烂成了泥，一块块往下掉，露出里面斑驳的墙。我们重新糊报纸时，表哥从码头捡来张新报纸，上面印着个穿裙子的女人，在海边笑，笑得露出牙，身后是蓝色的大海，波光粼粼的。“这地方好，”表哥指着报纸，眼睛里闪着光，“没有桥洞，没有火车，只有水，干净的水。”他的手指在报纸上划，划出道白印，像条河，从报纸上的海边，一直划到我们脚下的泥地。

　　没过多久，码头要扩建，桥洞被划进了拆迁范围，我们得搬离这里。表哥在码头附近找了个废弃的仓库，仓库的门是铁的，锁锈得打不开，上面布满了红棕色的锈迹，像块烂铁。表哥找了根铁棍，插进锁眼里，使劲撬，“哐当”一声，锁掉在了地上，铁锈渣掉在地上，像撒了把碎铁。

　　仓库里堆着些破麻袋，一袋袋摞在墙角，装着不知什么东西，硬邦邦的，透着股霉味。墙角结着厚厚的蜘蛛网，网里挂着死虫子，有苍蝇，有蚊子，还有些不知名的小虫子，风干了，像一串串风干的豆。地面上积着厚厚的灰尘，我们走进去，脚印留在灰尘上，像幅抽象画。二柱媳妇找了块破布，擦了擦墙角的一块石头，说：“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床了。”

　　搬进去那天，娃突然指着墙角，“啊啊啊啊”地叫，声音比平时大了些。我们走过去，看见蜘蛛网里缠着只蝴蝶。蝴蝶的翅膀破了，一边翅膀缺了个角，还沾着蜘蛛网的丝，可它还在扑腾，翅尖的蓝色闪着光，像块碎玻璃，在昏暗的仓库里格外显眼。二柱媳妇想把它放了，她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想把蜘蛛网挑开。表哥却说：“留着吧，给娃做个伴。”二柱媳妇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手缩了回来。

　　可第二天早上，蝴蝶就死了，翅膀耷拉着，不再扑腾。娃看见后，“哇”地一声哭了，哭得嗓子都哑了。二柱媳妇哄了他半天，他还是哭。最后，表哥找了把小铲子，在仓库外的空地上挖了个小坑，把蝴蝶埋了进去，娃亲手把土盖上，还在上面插了根草棍，像个小小的坟。娃蹲在坟前，看了半天，嘴里“啊呀”地念叨着，不知道在说什么。

　　祸不单行，没过几天，表哥在扛包时被砸了腿。那天他扛着个大木箱，木箱外面包着铁皮，沉甸甸的。走到码头的台阶时，脚下一滑，他身子往前倾，木箱掉了下来，正好砸在他的小腿上。“咔嚓”一声，骨头断了的声音清晰可闻。表哥疼得倒在地上，冷汗瞬间就湿透了衣裳，他想站起来，可腿根本用不上力，白花花的骨头茬子戳破了皮肤，露在外面，像根露出的柴，吓人得很。

　　工头跑过来，看了看表哥的腿，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块钱，扔在他面前，说：“拿着钱，回家养着吧，以后别来了。”表哥想争辩，可疼得说不出话，只能眼睁睁看着工头走了。他拖着断腿，一步一步往仓库挪，裤脚全是血，在地上拖出条红印，像条有力的蛇，弯弯曲曲地延伸着。

　　我们没钱去医院，二柱媳妇急得直哭。她从食堂讨来些酒精，装在个小瓶子里，往表哥的伤口上倒。酒精一碰到伤口，表哥就疼得直哆嗦，汗珠子像断了线的珠子，直直地砸在地上，“嗒嗒”响，在灰尘里砸出一个个小坑。我看着心疼，去找码头的老中医。老中医在码头附近摆了个小摊，专门给人看些小病小痛。

　　老中医看了看表哥的腿，皱着眉头说：“得接骨，不然这腿就废了。”他从箱子里拿出几块夹板，又找了些绷带，小心翼翼地把表哥的腿固定住。然后，他开了副草药，用纸包着，递给我，说：“这药得用黄酒煎，效果才好，每天一副，煎两次，早晚各喝一次。”我接过草药，谢了老中医，赶紧往回跑。

　　可我们没钱买黄酒，表哥躺在地上，喘着气说：“用白酒代替吧，白酒也行。”我点点头，拿着表哥给的五毛钱，去附近的小卖部打了半斤散装白酒。白酒的度数很高，我闻了一下，呛得直咳嗽，烧得嗓子疼。回到仓库，二柱媳妇已经把药罐洗好了，我把草药放进去，倒上白酒，又加了点水，放在灶上煎。

　　草药煎出来是黑褐色的，像锅墨汁，还带着股刺鼻的药味和酒味。表哥捏着鼻子，仰着头灌下去，刚喝下去没一会儿，就“哇”地吐了出来，吐出来的东西带着股浓烈的酒气，酸得人睁不开眼。二柱媳妇拍着他的背，说：“慢点喝，慢点喝。”表哥摆摆手，说：“没事，接着煎，明天再喝。”

　　可表哥的腿还是没接好，落下了残疾。夹板拆了之后，他的小腿比原来短了一截，走路时只能一瘸一拐的，比我还瘸。他再也扛不了大包了，只能在仓库门口摆个小摊，卖些捡来的小玩意：缺了口的瓷碗，碗沿上有个小豁口，里面还沾着点干了的饭粒；断了带的手表，表盘上的指针早就不动了，停在三点十五分；掉了漆的发卡，原本是红色的，现在漆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的铁皮。

　　没人买的时候，表哥就坐在小马扎上，看着码头的船。远处的货轮来来往往，汽笛声“呜呜”地响，他的眼神空得像口井，什么都装不下，又像什么都装了进去。有次我问他：“表哥，你在看啥？”他过了半天，才慢悠悠地说：“看船往哪开，要是能坐船走就好了。”

　　就在我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苦下去的时候，娃突然会说话了。那天二柱媳妇从食堂偷偷带回来个鸡蛋，鸡蛋是白色的，带着点鸡粪的痕迹，她用袖子擦了又擦，擦得干干净净。她把鸡蛋放在灶上煮，水开了之后，鸡蛋在锅里“咕噜咕噜”地转。煮好后，她把鸡蛋剥了壳，递给娃。娃咬了一口，蛋黄的香味散了出来，他突然眨了眨眼睛，说：“娘......好香。”

　　二柱媳妇愣了半天，手里的鸡蛋壳掉在了地上，她看着娃，眼泪“唰”地就下来了，突然抱着娃哭，哭得浑身抖，像风中的麻袋。表哥也笑，咧着嘴，露出两排黄牙，笑着笑着就淌了泪，他用袖子擦脸，把脸擦得花里胡哨的，像个小丑。我也跟着笑，笑着笑着，眼泪也掉了下来。那天，我们把那个鸡蛋分着吃了，每个人都尝了一口，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可好景不长，没过一个月，娃得了场急病。那天早上，娃起来就不对劲，脸红红的，摸他的额头，烫得像块烙铁。到了下午，他就开始说胡话，指着天花板，说：“有好多小虫子在爬，爬得好快。”我们慌了，赶紧把他抱起来，往医院跑。

　　医院的走廊里人来人往，到处都是消毒水的味道。我们找到医生，医生给娃量了体温，又听了听心跳，说：“得住院治疗，先交五十块钱押金。”五十块钱，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表哥把小摊上的东西全卖了，缺了口的瓷碗卖了五分钱，断了带的手表卖了一毛钱，掉了漆的发卡卖了两分钱，总共才卖了一块七毛钱。他又去码头跟认识的人借，好说歹说，才借了二十九块钱，凑了三十块。

　　我们拿着三十块钱，跑回医院，递给医生。医生摇摇头，说：“不够，还差二十块，你们回去吧，或者再想想办法。”表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拉着医生的手，说：“医生，求求你，救救娃，我们一定能凑到钱的。”医生皱着眉，把他的手甩开，说：“医院有医院的规定，我也没办法。”

　　我们抱着娃往回走，娃在二柱媳妇怀里哼哼，小脸蛋烧得通红，小手抓着她的衣襟，抓出几道皱。路过菜市场时，二柱媳妇突然停住脚，眼睛直直地盯着肉铺里的肉。那是块五花肉，肥瘦相间，油亮亮的。她突然冲进肉铺，抓起那块肉就跑。老板是个光头男人，反应过来后，大喊着追了出来，一把把她推倒在地，用脚踹她的背，“让你偷！让你偷！我看你还敢偷！”

　　二柱媳妇趴在地上，怀里还紧紧抱着娃，那块肉掉在地上，沾了层泥，像块烂抹布。表哥赶紧跑过去，把二柱媳妇扶起来，又把肉捡起来，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泥，对老板说：“对不起，我们给钱，我付钱。”他掏出所有的钱，有毛票，有硬币，还有几张皱巴巴的角票，摊在柜台上，一张一张地数。老板不耐烦地数了数，骂了句“穷鬼”，把钱扫进抽屉，转身回了肉铺。

　　二柱媳妇抱着娃，看着那块沾了泥的肉，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肉上，溅起小小的泥花。我们抱着娃回到仓库，二柱媳妇把肉洗了又洗，想给娃煮点肉汤。可娃已经烧得昏迷了，再也没醒过来。他走的时候很安静，嘴角还带着笑，像梦见了什么好事，也许是梦见了吃不完的白面馒头，也许是梦见了报纸上的高楼。

　　我们把他埋在仓库外的空地上，离那只蝴蝶的小坟不远。二柱媳妇在坟前种了棵向日葵，是她从菜市场的垃圾堆里捡来的小苗，叶子还带着点蔫。她说：“让它跟着太阳转，娃就不黑了，就能看见亮了。”我们每天给向日葵浇水，可那棵向日葵长到半尺高就蔫了，叶子黄得像纸，一捏就碎，根上全是虫眼，虫子在根里钻来钻去，把根咬得烂糊糊的。

　　表哥的小摊越来越冷清，有时候一整天都卖不出去一件东西。他还是每天坐在小马扎上，看着码头的船，只是眼神更空了。二柱媳妇变得沉默寡言，每天坐在仓库的角落，看着娃的小坟，一动不动，像尊石像。我膝盖上的疤，还是阴雨天就疼，可我再也没说过想把腿锯掉的话，因为我知道，就算腿锯了，日子也还是要过下去。

　　有天傍晚，我坐在仓库门口，看见远处的夕阳，红得像血，把天空染成了一片橘红。码头的汽笛声又响了，“呜呜”的，像是在哭。我想起娃第一次说话时的样子，想起他指着报纸上的高楼比划的样子，想起他埋蝴蝶时插的那根草棍。我突然觉得，我们就像仓库里的那只蝴蝶，翅膀破了，却还想扑腾，想飞向亮的地方，可最终还是逃不过命运的安排。

　　夜里，风从仓库的门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像在哭。二柱媳妇又在偷偷抹泪，表哥在旁边坐着，一言不发。我摸了摸膝盖上的疤，疼得钻心，可我知道，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我们还得在这世上活着，哪怕像桥洞下的野草，哪怕像仓库里的灰尘，也要活着。因为活着，就还有希望，就还有可能等到亮的那天，等到能住上高楼，能吃上白面馒头，能让娃在阳光下笑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