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的路》念夏nx

11、烽火归尘处，烟火伴余生

　　1976年的深秋，北方的风已经带着刺骨的寒意，卷着营区操场上的黄沙，掠过姥爷的军绿色棉袄。彼时他刚结束上午的队列训练，指尖还沾着未拍净的沙尘，就被连长叫进了办公室。阳光透过糊着旧报纸的窗户，在斑驳的木质办公桌上投下细碎的光斑，连长手里捏着两份文件，眉头却拧成了川字，那神情让姥爷心里泛起一丝微妙的预感。
　　“金玺，组织上给你两个选择。”连长的声音带着军人特有的沉稳，却又藏着几分惋惜，“一是留队提干，下个月去师部参加干部培训，回来就是副连级；二是复员，下月初就能批下来，回老家安置。”
　　这话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在姥爷心里激起层层涟漪。留队提干，是多少战友梦寐以求的机会。姥爷20岁参军，在部队摸爬滚打了四年，从一个青涩的农村小伙，成长为能带队完成演习任务的骨干班长。去年抗洪救灾，他背着老乡蹚过齐腰深的洪水，肩膀被磨破了皮也没吭一声；今年春天的射击考核，他还拿了全营第三名，胸前的三等功奖章至今还闪着光。提干对他来说，是对四年军旅生涯最好的肯定，也是一条能让家人跟着享福的“光明路”。
　　可就在连长话音落下的瞬间，姥爷的脑海里却浮现出姥姥素贞的模样。那是他参军前，在村口老槐树下跟她告别的场景。当时姥姥攥着他的衣角，眼眶红红的，却硬是没掉眼泪，只说：“金玺，我在家等你，你好好当兵，注意安全。”每年收到姥姥的信，字里行间都是家常——家里的老母鸡下蛋了，给你留着；村口的路修宽了，等你回来就能骑着自行车带我去赶集。可姥爷知道，那些没写在信里的，是无数个夜晚的牵挂。
　　“连长，我选复员。”姥爷的声音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比回答战术考核问题时还要坚定。连长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快做决定，毕竟多少人为了这个机会争得头破血流。“金玺，你不再想想？提干可是一辈子的事，回去安置工作未必有这么好的前景。”连长还想劝劝他，可姥爷只是笑着摇头：“谢谢连长，我想好了。我跟素贞说好了，等我回去就结婚，我不能再让她等了。”
　　那天晚上，姥爷在灯下给姥姥写了信。信纸是部队发的稿纸，他一笔一划写得格外认真，把选择复员的事告诉了她，还说回去就去她家提亲，让她等着做他的新娘。写完信，他把胸前的三等功奖章摘下来，用红布仔细包好，放进了行李箱最底层——这是他给姥姥的“聘礼”，是他四年军旅生涯最珍贵的纪念。
　　1976年11月初，姥爷背着沉甸甸的行李箱，踏上了返乡的火车。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响着，窗外的景色从荒凉的塞北戈壁，渐渐变成了熟悉的华北平原。看着田埂上金黄的麦田，闻着空气中弥漫的泥土香，姥爷的心里又激动又忐忑。他想象着姥姥看到他时的模样，会不会像当年一样，红着脸攥着他的衣角，会不会埋怨他这么多年才回来。
　　火车到站时，天已经黑了。姥爷刚走出车站，就看到昏黄的路灯下，一个熟悉的身影正踮着脚张望。是姥姥！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还提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刚烙好的白面饼。“金玺！”姥姥看到他，眼睛一下子亮了，快步跑过来，接过他手里的行李箱，指尖不小心碰到他的手，又赶紧缩了回去，脸颊红得像熟透的苹果。
　　“素贞，我回来了。”姥爷看着她，喉咙有些发紧，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这一句。那天晚上，姥姥把他送到家，又给他擀了他最喜欢吃的面条，直到夜深才回去。临走时，姥爷把包着奖章的红布递给她：“素贞，这个给你，等我安置好工作，就去你家提亲。”姥姥接过红布，紧紧攥在手里，点了点头，转身走进了夜色里，脚步却比来时轻快了许多。
　　复员后的安置工作很顺利。乡里的干部知道姥爷是退伍军人，还有高中文化，就推荐他去乡小学当老师。1977年春天，姥爷正式走上讲台，教三年级的语文。乡小学的条件很简陋，教室是土坯房，窗户没有玻璃，只用塑料布糊着，一刮风就哗啦响；课桌椅是用木板钉的，高低不平，有的椅子还缺了腿，学生们只能垫着砖头坐。可姥爷一点也不觉得苦，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步行三里地去学校，先把教室的炉子生好，再把黑板擦干净，等着学生们来上课。
　　他教语文时，会把课文里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比如《司马光砸缸》，他会让学生们扮演不同的角色，模拟当时的场景，学生们听得入了迷，上课再也不打瞌睡了，有个叫二柱的学生，家里穷，冬天没棉鞋，冻得脚肿，姥爷就把自己的旧棉鞋改小了给二柱穿；还有个学生学习跟不上，姥爷每天放学后留他下来，耐心地给他补课，还把自己的教案借给他看。时间久了，学生们都喜欢上他的课，家长们也常说：“肖老师是个好老师，把孩子交给你，我们放心。”
　　可姥爷心里，始终记着一件事——和姥姥完婚。1977年冬天，他提着两斤红糖、一斤点心，去了姥姥家提亲。姥姥的爹娘看着他，笑得合不拢嘴，说：“金玺是个靠谱的孩子，素贞跟你，我们放心。”双方约定，等1978年夏天，麦收结束后就办婚礼。
　　1978年6月，麦收刚过，乡里的空气里还飘着麦秸秆的清香。姥爷和姥姥的婚礼办得很简单，没有婚纱礼服，没有鞭炮宴席，姥爷用自己的工资攒下来给姥姥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两家人的亲戚聚在一起，吃了一顿白面馒头和红烧肉。姥姥穿着一件新做的碎花布褂子，头发上别着一朵小红花，笑起来眼睛弯成了月牙。姥爷穿着他复员时的军绿色上衣，胸前别着那枚三等功奖章，牵着姥姥的手，在亲友的祝福声里，拜了天地，入了洞房。那天晚上，姥姥摸着他胸前的奖章，轻声说：“金玺，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跟你好好过日子。”姥爷紧紧抱着她，说：“秀兰，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以后咱们一起把日子过好。”
　　婚后的日子平淡却温馨。姥爷每天去学校教书，姥姥在家操持家务，还在院子里种了蔬菜和向日葵。姥姥也是高中文化，乡里对军属照顾，就给姥姥安排在乡小学教数学，就这样，他们两人过起了一起上班一起下班的日常。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姥姥就会提前把早饭热好，两人坐在小桌前，就着咸菜喝玉米粥，偶尔聊几句当天要做的事。饭后，他们并肩走在乡间小路上，路两旁的白杨树沙沙作响，田埂上的野草沾着露水，偶尔遇到上学的学生，孩子们会齐声喊“肖老师好，张老师好”，姥爷会笑着点头，姥姥则会叮嘱他们慢些走。
　　傍晚放学，两人配合着把办公室收拾干净。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一路说说笑笑往家走，有时聊学生的趣事，有时说家里的庄稼，平凡的话语里满是温馨，把这段二人时光过得比蜜还甜。
　　就在姥爷以为日子会这样平静地过下去时，1978年12月，一件大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乡里为了让乡亲们学习全会精神，决定举办一场“万人演讲会”，让有文化、口才好的人上台宣讲。乡领导第一个就想到了姥爷——他是退伍军人，思想觉悟高，又在小学教书，口才好，讲得通俗易懂。
　　接到通知时，姥爷既紧张又激动。他知道，这不仅是一次宣讲，更是一次向乡亲们传递新思想、新政策的机会。为了准备演讲，他每天放学后，就抱着从乡里借来的全会文件，坐在灯下仔细研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乡里的老干部，或者跟学校的其他老师一起讨论。姥姥看着他熬夜，就给他煮鸡蛋、泡热茶，还帮他整理笔记，有时候还当他的“听众”，让他把讲稿念给她听，帮他指出哪里讲得不够清楚。
　　演讲会那天，乡里的晒谷场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有老人，有年轻人，还有背着孩子的妇女。舞台是用木板搭的，上面挂着“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红色横幅，旁边放着两个大喇叭。姥爷穿着一件干净的蓝布褂子，手里拿着讲稿，走上舞台时，心里还有些紧张，可当他看到台下姥姥鼓励的眼神，一下子就平静了下来。
　　“乡亲们，今天咱们来讲讲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会开得好啊，就像给咱们农村带来了春风！”姥爷的声音通过喇叭传到晒谷场的每个角落，清晰又有力，“以前咱们种地，都是按工分算，干多干少一个样，现在不一样了，以后咱们可以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己种地自己收，多劳多得，日子肯定能越过越红火！”
　　他没有讲深奥的理论，而是用乡亲们熟悉的家常话，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把全会精神讲得明明白白。他说：“以前咱们村的路不好走，粮食收了运不出去，以后乡里会修公路；以前咱们孩子上学条件差，以后会盖新学校，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以前咱们想买点东西都得去县城，以后村里会开小卖部，方便大家……”
　　台下的乡亲们听得入了迷，有的频频点头，有的小声议论：“肖老师讲得好啊，我听懂了！”“以后能多劳多得，那咱们种地更有劲头了！”演讲结束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姥姥站在人群里，看着台上的姥爷，眼睛里满是骄傲。
　　这次演讲，不仅让姥爷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还引起了乡初中领导的注意。乡初中的校长当时也在台下听演讲，觉得姥爷讲得非常好，既有理论水平，又接地气，还很有感染力。没过几天，校长就找到姥爷，邀请他去初中给老师们和学生们讲一次公开课，主题还是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姥爷欣然答应了。为了准备公开课，他更加认真，不仅修改了讲稿，还加入了一些适合学生的内容，比如告诉学生们，以后国家会重视教育，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为国家做贡献。公开课那天，初中的教室里坐满了老师和学生，还有乡里的干部来听课。姥爷讲得生动有趣，学生们积极举手提问，老师们也频频点头称赞。
　　公开课结束后，校长拉住姥爷的手，激动地说：“金玺同志，你讲得太精彩了！我们初中正好缺一位思想觉悟高、口才好的老师，你愿意来初中教书吗？”姥爷又惊又喜，他没想到，一次演讲、一次公开课，竟然能让他调到初中。他赶紧回家跟姥姥商量，姥姥笑着说：“这是好事啊，你去初中教书，能教更多的学生，我支持你！”
　　就这样，1979年1月初，姥爷正式调到了乡初中，教初一的政治和语文。新的工作环境比小学好一些，有砖瓦房教室，有像样的课桌椅，还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同事。姥爷更加努力地工作，他不仅教学生知识，还经常跟学生们谈心，鼓励他们树立远大理想，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的建设做贡献。
　　后来，姥爷在初中教了几年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有的学生考上了大学，成为了医生、老师、工程师；有的学生回到农村，搞起了种植、养殖，成为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每当学生们来看他，跟他说起自己的成就时，姥爷都会笑着说：“都是你们自己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
　　而姥姥一直陪伴在姥爷身边，操持家务，照顾他的饮食起居。1979年07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他们一起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风风雨雨，一起看着村里的路越修越宽，房子越盖越新，日子越过越红火。有时候，姥爷会跟姥姥说起1976年那个深秋的选择，笑着问她：“当年我要是留队提干，你会不会怪我？”姥姥总是摇摇头，握着他的手说：“不管你选什么，我都支持你。不过现在这样也很好，你教书培养了那么多学生，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好。”
　　是啊，姥爷当年放弃了提干的机会，选择复员回家，看似错过了一条“光明路”，却收获了一辈子的幸福——有相濡以沫的爱人，有热爱的教育事业，有一群尊敬他的学生，还有一个温暖的家。他用自己的选择，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平凡中的伟大。
　　如今，姥爷和姥姥都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还很硬朗。他们住在镇里的老房子里，每天早上一起去公园散步，晚上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偶尔还会跟孙子孙女说起当年的故事。每当说起1978年那场万人演讲，姥爷的眼睛里还会闪着光，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热闹的晒谷场，回到了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而姥姥，总会在一旁笑着补充，说起他当年熬夜准备讲稿的样子，说起他上台时紧张又激动的神情，那些平凡的细节，在岁月的沉淀下，变得愈发珍贵，愈发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