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暮天归航

1、上古先秦

　　神话是远古时期的人民，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
　　神话通常以神为主人公，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雄人物。神话的意义通常显示为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解释，表达先民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愿望。
　　上古神话在《山海经》中记载较集中，其余散见于《淮南子》、《楚辞》、《左传》、《穆天子传》、《庄子》等各类书中。【屈原：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簾使奔属。】
　　我国古代的一些著名神话故事有：盘古开天、鲧禹治水、夸父逐日等。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保留在《淮南子》中。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最具神话学价值。
　　《山海经》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
　　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等方面的资料。
　　神话“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就保存在《山海经》中。
　　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意象原型，如不死国、女儿国。鲁迅称之为“古之巫书。”，纪昀认为其“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
　　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订成书，大约在公元前 6世纪。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无论是在形式题材、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六义说是关于《诗经》分类的说法之一，源自《毛诗序》。《毛诗序》承袭《周礼》六诗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其中风、雅、颂是《诗经》的三种诗歌体裁：
　　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一一郑樵
　　风，即音乐曲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国风即各地区地方土乐。内容多反映百姓生活、爱情、劳动、政治讽刺等，语言质朴，情感真挚。如《关雎》《蒹葭》《七月》等。
　　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室京畿地区的乐调。雅共105篇，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多歌颂周族历史、祖先功绩；小雅以贵族宴饮、批评时政为主。风格庄重典雅，如《鹿鸣》《文王》等。
　　颂，即容，是祭神祭祖时用的歌舞乐曲，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音乐较舒缓，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如《清庙》《玄鸟》等。
　　赋、比、兴是三种诗歌表现手法：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一一朱熹《诗集传》
　　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可以叙事描写，也可以议论抒情。在赋、比、兴三者中，赋是基础。例如《诗经·七月》逐月描写农事活动。
　　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运用诗人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再现异彩纷呈的物象。如《卫风·硕人》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或只在开头调节韵律用来唤起情绪，例如《关雎》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引发对爱情的咏叹。
　　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

　　“兴观群怨”
　　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重要概念，由儒家创始人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概括了诗歌（尤其是《诗经》）的社会功能与审美价值，强调文学对个人修养和社会治理的作用。
　　“兴”，指诗歌能激发人的情感与想象力，使读者产生共鸣，陶冶情操。例如读《关雎》引发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读《无衣》激发慷慨报国之志。
　　“观”，指诗歌反映社会风貌与政治得失，通过作品可观察民情、了解时代。如《诗经》中的《硕鼠》讽刺剥削，《七月》展现周代农耕生活。
　　“群”，指诗歌促进交流与群体认同，通过共情增强社会凝聚力。例如宴饮诗中《鹿鸣》强化贵族纽带，民歌传递共同情感。
　　“怨”，指诗歌允许委婉批判现实，抒发对不公的怨愤，起到疏导情绪的作用。如《伐檀》讽刺不劳而获，《采薇》表达戍边士兵的哀怨。

　　《诗经》的艺术特色。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艺术特色极其丰富，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艺术特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1）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诗经》，尤其是《国风》和《小雅》中的大部分诗篇，奠定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诗歌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周代五百多年间的社会风貌，包括劳动、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祭祀、宴饮等方方面面。无论是抒发对爱情的追求（《关雎》）、对剥削的愤恨（《硕鼠》）、思妇的哀怨（《伯兮》），还是战士的思乡（《采薇》），情感都质朴真诚，毫不矫揉造作。
　　（2）赋、比、兴的艺术手法。这是《诗经》最具标志性的艺术成就，三种手法常交织使用，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
　　赋，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描绘场景。如《七月》按月份顺序叙述农夫的全年劳动；《溱洧》直接描绘青年男女春游嬉戏的场面。
　　比，通过比喻或比拟，使形象更生动，道理更通俗，情感更鲜明。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卫风·硕人》）用比喻极致刻画庄姜之美。“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魏风·硕鼠》）将剥削者比作老鼠。
　　兴，托物起兴，用于诗篇或章节的开头，借自然景物唤起情感、渲染气氛、创造意境。“兴”句与正文的联系有时明显，有时隐晦，从而产生含蓄悠长的韵味。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用水鸟和鸣兴起对爱情的联想。“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用盛开的桃花渲染新婚喜庆热烈的气氛，并喻示新娘的娇美。
　　（3）重章叠句的句式结构。这是《诗经》在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在同一诗篇中，各章句法结构基本一致，中间只更换少数几个关键词，回环往复，一唱三叹。通过重复，层层递进，加深情感表达，增强音乐性和节奏感。在重复中实现时间推移和情节发展。如《蒹葭》中通过“苍苍”、“萋萋”、“采采”和”为霜”、“未晞”、“未已”的变换，描绘了时间的推移和追寻者坚持不懈的情态。
　　（4）丰富多彩的语言艺术。以四言为主，灵活多变：主体是四字句，但也穿插二言至八言不等的句子，使节奏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用词准确、生动、优美：特别是大量使用双声词（如”参差”）、叠韵词（如“窈窕”）和叠字（如“关关”、“夭夭”、“灼灼”），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形象性。押韵方式多样：句尾押韵是主流，但也有隔句押韵、句中押韵等多种形式，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歌押韵的基本范式。
　　（5）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虽然篇幅短小，但《诗经》成功塑造了许多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如《卫风·伯兮》中那位为思念远征丈夫而无心梳洗的思妇；《邶风·静女》中那位天真俏皮、与情人约会的少女；《秦风·无衣》中那些慷慨激昂、同仇敌忾的战士。
　　《诗经》的艺术特色在于其内容上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形式上的高度艺术成就的完美结合。它运用赋、比、兴的手法，采用重章叠句的结构，以丰富生动、富有音乐性的语言，深刻地反映了周代的社会生活，抒发了真挚多元的情感，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抒情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石，成为后世文人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诗经》的影响。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和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其影响深远而广泛。
　　（1）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源头。《诗经》（尤其是“国风”）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后世”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杜甫的“诗史”、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无不深受其影响。
　　（2）开创了抒情言志的传统。《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显示出了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3）风雅与文学革新。《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成为后世文学革新的依据。
　　（4）“赋、比、兴”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最基本、最重要的表现手法。从屈原的香草美人，到唐诗宋词的意境营造（如”春蚕到死丝方尽”之比，“锦瑟无端五十弦”之兴），无不源自于此。
　　（5）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民歌，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给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6）《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如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中的大量意象（如“鹿鸣”、“黍离”）和诗句（如“杨柳依依”、“蒹葭苍苍”等）成为后世文人反复引用、化用的典故和创作灵感来源，极大地丰富了文学语言的表达。大量成语源于《诗经》，如“未雨绸缪”（《豳风·鸱鸮》）、“一日三秋”（《王风·采葛》）、“新婚燕尔”（《邶风谷风》）、“战战兢兢”（《小雅·小旻》）等。
　　（7）“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和之美，体现了儒家的中庸哲学，成为民族审美的重要准则。《诗经》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对爱情和劳动的赞美，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审美趣味。
　　《诗经》的影响是全方位、奠基性的。不仅在文学方面，更深刻参与了儒家思想体系、政治伦理和民族性格的构建。其语言、意象和情感，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我们文化基因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屈原到李白、杜甫，再到现代的文学家，几乎无人不从中汲取营养。可以说，不懂《诗经》，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