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第 10 章 该想的办法 ...
-
路，似乎走到了尽头。
兴盛煤矿那扇冰冷的铁门，我已经记不清敲了多少次，回应我的，只有风中飘散的煤灰和保安漠然的眼神。万兵堂姐托的那个朋友，据说是在矿上有些脸面的人物，最终也只是带来一句“老板说了，就这个数，爱要不要，别再来烦”。我甚至厚着脸皮，辗转打听到几个在大同地面上有些能量的煤矿老板，递烟，说好话，把万兵的惨状描述得尽可能具体，得到的回应却惊人地相似：“都是同行，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好插手。”或者更直接：“这种事，多了去了，认栽吧。”
认栽？万兵躺在病床上，双腿缠着厚厚的绷带，医生说神经损伤严重，能不能站起来都两说，以后就算能走，也再干不了重活。他才三十出头，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这双腿，是他的命，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怎么认栽？
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所有能求的人也都求了。希望像风中残烛，一次次被吹得摇摇欲坠，又被我用最后一点力气护住，重新点燃，然后再次熄灭。
现在，连那最后一点烛火，似乎也快要耗尽了。
我坐在燕子山简陋的招待所里，窗外是灰蒙蒙的天，一如我此刻的心情。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堆成了小山，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味道。万兵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自从知道赔偿款只有六万后，他就很少说话了。那六万，对于他这条几乎被毁掉的腿，对于他后半生的生活，简直是个笑话，一个残酷而冰冷的笑话。
“哥，要不……就算了吧。”万兵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六万……或许……也够了……”
“够个屁！”我猛地一拍桌子，烟灰缸都跳了起来，“那是你的腿！是你后半辈子！六万？他们打发叫花子呢！”
万兵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还是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把头扭向了墙壁。那声叹息，像一把钝刀子，在我心上反复切割。
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对自己说。只要还有一丝希望，就不能放弃。
我想起了来大同前，一个老乡无意中提起的话：“在这边挖矿的，不光是本地人，还有好多四川、重庆过来的，抱团，讲义气。”
重庆人？
这个念头像一颗微弱的火星，在我几乎熄灭的心底重新燃起。兴盛煤矿是本地人的产业，他们或许抱团排外，但同为外乡人的重庆老板，会不会……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还有一个地方——左云县安监局。这是体制内的部门，理论上，他们是管这事的。之前之所以没去，是因为听人说，矿上和这些部门多少都有些“关系”，平头老百姓去了也是白去。但现在，这似乎是我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找在大同采矿的重庆人试试，到左云县安监局反映试试。
这两条路，像摆在悬崖边上的两根细藤，看起来都那么不靠谱，但我别无选择。这是万兵的希望，也是我的希望。这是无奈之下，最后的路子了。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身了。燕子山的清晨，寒气浸骨，路边的野草上挂着一层白霜。我仔细地把海鸥单反相机挂在脖子上，又检查了一遍公文包——里面装着万兵的病历复印件、拍的X光片，还有我连夜写的一份情况说明，字迹潦草，却字字沉重。
我在燕子山路口，独自登上了开往左云县的客车。车厢里弥漫着煤烟、汗味和劣质烟草混合的复杂气味，乘客大多是矿工模样的汉子，沉默地抽着烟，眼神疲惫而麻木。客车摇摇晃晃地驶离燕子山，沿着坑洼不平的公路向远方开去。窗外，是连绵起伏的黄土坡，沟壑纵横，看不到一丝生机。我的心，也像这黄土高原一样，贫瘠而沉重。
客车行驶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在一个岔路口附近，我听到有人用带着浓重川渝口音的话交谈。我心里一动，凑到司机旁边，递了根烟，小心翼翼地问：“师傅，前面是不是有个重庆老板开的露天煤矿？”
司机接过烟，夹在耳朵上，瞥了我一眼：“哦，你说老杨那个矿啊？就在前面不远，公路边就能看到。”
“麻烦您到那儿停一下，我有点事。”
司机没多问，点了点头。
又过了十几分钟，客车放慢了速度。我顺着司机示意的方向望去，果然，在公路一侧的山脚下，有一片被挖开的巨大豁口，几辆黄色的挖掘机和自卸卡车正在忙碌着，尘土飞扬。那就是重庆人经营的露天煤矿。
“师傅，停这儿吧，谢谢您。”我背起相机，提着公文包，匆匆下了车。
付了车费，客车卷起一阵尘土，继续向前驶去。我站在路边，望着眼前这个不大的露天煤矿。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空气中弥漫着更浓烈的粉尘味。我深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朝着矿区简陋的办公房走去。
接待我的是一个操着重庆口音的中年男人，自称是矿长，姓杨。我说明来意，把万兵的情况简明扼要地讲了一遍，特别提到了我们也是四川出来的，希望杨矿长能念在老乡的情分上，帮忙想想办法，或者，至少给兴盛煤矿的老板递句话。
杨矿长听完，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丝无奈：“兄弟，不是我不帮你。在这儿混饭吃都不容易。兴盛煤矿的王老板，我们是知道的，那人……不好打交道。关键是，我跟他确实不熟，生意上也没什么往来。我要是贸然去说情，不光帮不上你，反而可能把我自己也卷进去。你也知道，我们这些外来的，在人家地面上讨生活，步步都得小心。”
他的话，和我之前听到的大同小异。我心里那点刚燃起的希望，又迅速黯淡下去。
“我明白，杨矿长，给您添麻烦了。”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尽管那笑容一定比哭还难看，“是我唐突了。”
“没事，出门在外，都不容易。”杨矿长递给我一支烟，“再想想别的辙吧。”
我接过烟，却没有点燃，只是紧紧攥在手里。烟卷被捏得变了形。我客气地和杨矿长道别，转身走出了矿区。
站在公路边，望着远处依旧繁忙的露天煤矿，我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连“老乡”这层关系，也没能撬动分毫。阳光渐渐升高，却没有带来丝毫暖意，反而让空气更加干燥，呛得人喉咙发疼。我靠在一棵光秃秃的白杨树旁，等待着下一班客车。风刮过树梢，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嘲笑我的徒劳。
等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终于又来了一辆去左云县城的客车。我木然地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的景色依旧荒凉，我的心，也跟着荒凉到了极点。
客车最终抵达了左云县城。这是一个比燕子山繁华不了多少的小县城，街道两旁是低矮的楼房，行人稀疏。我按照路人的指点，七拐八绕，终于找到了左云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办公楼看起来有些陈旧，但门口挂着的牌子却异常醒目。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厚重的玻璃门。
接待室里，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干部正在看报纸。我走上前去，说明了来意，把万兵因顶板坍塌砸伤双腿，以及兴盛煤矿只肯赔偿六万元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向他做了反映。我把带来的病历复印件和X光片递了过去，又把那份写得密密麻麻的情况说明放在桌上。
这位干部听完，表情严肃起来，仔细翻看了我递过去的材料，又问了几个关于事故经过和万兵伤情的细节。他的态度，比我想象中要认真一些。
“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他放下材料，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安全生产是大事，工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这样吧，你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尽快了解情况，也会和兴盛煤矿那边进行沟通协调，争取给你们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
他的话，像一股暖流，瞬间涌遍了我的全身。我几乎要喜极而泣，连声说着：“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麻烦您了！”我激动地留下了招待所的电话，又千恩万谢了一番，才脚步轻快地离开了安监局。
走出办公楼，阳光似乎也变得明媚起来。我甚至觉得，连空气里的煤烟味都不那么刺鼻了。安监局的介入，这一次，应该会不一样吧？我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守在招待所的电话旁，焦急地等待着消息。万兵的情绪也似乎好了一些，偶尔会问一句：“有信儿了吗？”
我总是安慰他：“快了，安监局的领导说了，会协调的，肯定会有好结果。”
大约过了三四天，电话终于响了。我几乎是扑过去接起的。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兴盛煤矿办公室主任的声音，依旧是那种公事公办的冷漠：“喂，是万兵的家属吗？我们老板说了，可以坐下来再谈谈。”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连忙问：“谈？怎么谈？赔偿款……”
“赔偿款嘛，”对方顿了一下，语气不容置疑，“还是六万。老板说了，这是仁至义尽了。考虑到你们也找了些部门，我们就主动找你们谈一次，别再折腾了，没意思。”
六万。
还是六万。
我拿着电话听筒，感觉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头顶，瞬间冻结了我所有的血液和希望。安监局的协调，换来的就是这个结果？他们所谓的“合理解决办法”，就是让煤矿老板“主动”来告诉我，他们依然坚持那冰冷的六万？
我张了张嘴，想质问，想怒吼，想骂人，但最终，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了，憋得我胸口发疼。
电话那头见我没说话，又催促道：“喂？听见了吗？到底同不同意？不同意就算了，我们也很忙。”
我缓缓地放下了电话听筒，动作僵硬得像个木偶。
彻底无语。
也束手无策了。
招待所的房间里，一片死寂。只有墙上那台老旧的挂钟，还在不知疲倦地“滴答、滴答”走着，每一声，都像是敲在我的心上，沉重而绝望。
窗外，天色开始暗了下来，左云县城的轮廓渐渐模糊。我的眼前，也一片模糊。
六万。
万兵的两条腿，就只值六万吗？
这个问题，像一个巨大的问号，沉甸甸地悬在我的头顶，也悬在这间冰冷的房间里，悬在这片灰蒙蒙的天空下，久久没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