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来爱去在东京》阿鲸一直游

15、至少，花还开得好

　　阿泥的祖父是台湾人，所以她有个汉语的名字，中间第二字，是个霓虹的「霓」。

　　长大以后，她嫌笔划太多，自己抱着辞典查，看上了一个相同发音的「泥」。学过八年芭蕾的她，横看竖看，都觉得那个字根本就像一只水面上的，天鹅。

　　我和阿泥的个性南辕北辙，从相遇的第一天便见了端倪。

　　我在代官山的尚保罗高堤耶，刷卡买下一件价值两万多块的枣红色衬衫的同一时间，她正竞竞业业地，在一百公尺外，为一个时尚旗鉴店走秀。

　　阿泥对演戏的兴趣，比当模特儿大得多，刚开始合作的几个导演，却总是不假辞色地骂她：『老在意自己漂不漂亮，怎么入得了戏？』，『妳自己想想，一个普通人在过红绿灯的时候，会那样甩甩头发再走吗？』。对于她从伸展台带来的肢体特质，诸多挑剔。

　　当满街艳羡的眼光，都在为她出众的外表赞叹的时候，她却无所不用其极地，想和自己的美貌努力切割。这种自觉和毅力，总让我一再感动，并且心疼。

　　她从很小的年纪，便挥别了名古屋老家的养尊处优，孤身在东京求学、谋职，认真地长大。而对于自己未来的方向，她义无反顾，为了任何能够掌握的机会，她不曾停止过学习和茁壮。

　　逐渐，我气馁地发现：在阿泥这片由一朵云飞翔到更亮的一朵云的璀灿天空中，我，其实帮不上太多具体的忙。

　　对于我总是没办法第一时间在她脆弱、沮丧，甚至生病的时候陪在她身畔的这个事实，我深自感到一股沉甸甸的，罪恶感。
　　我和她的恋爱画下句点，不在情感的冷热浓薄，台北到东京的两千两百七十八公里距离，每一公里，都是一个理由。

　　为了节樽开销，阿泥住在一个叫做『我孙子』的小镇，从新宿转车三趟，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

　　我第一次踏上那个小而单调的月台，看到那个实在不像名字的地名，忍俊不禁地大笑起来。

　　她由着我在那边捧着肚子笑，然后，才孩子似地撒娇说：『念成ABIKO，你不觉得是很美的发音吗？』

　　我在那一剎那间，就让她说服了。在尔后的四百多个日子里，这个ABIKO，见证着我一趟一趟的到来离去，以及过程中，所有的故事与悲喜。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干净的垃圾场，抢救回来一棵矮小碧绿的树。不知是哪个附近邻居院子里铲起来丢弃的，我们把它种回她公寓门前，短檐底下的草坪上。

　　最初，我们都爱那树的叶子，整整有阿泥的两个巴掌大，翠油油的，布满了鲜明有致的纹路。几个月后，那树开出花来，我们吓了一跳，真是有眼无珠，原来竟是名贵的紫阳花。

　　海碗口那么大的绣球，一个个长出型状来，那个含烟带雾的嫩紫色，让人每看一回，心臆之中便添一层恬适与宁静。

　　那棵在中国被唤做「八仙花」的树，从此成了我和她的宝贝，也是我们的爱情里最获得关切的，一个亘久的话题。

　　雨季时节，小城的草间荫底，常会爬满一种小拇指般大，壳色透明的圆型蜗牛，我们怕牠吃了叶子，总会不厌其烦地，蹲在花树旁边抓。拾起来，放到报纸折迭的柳叶船里，再远远地找棵大榕树去放生。

　　离开阿泥之后，我仍旧惦念着那棵树。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头，数不清多少次，我专程搭飞机到成田，转京急线到新宿，再辗转三趟车，到我孙子。花上五六个小时，就只为了跑来看看：是否，花还开得好好的呢？

　　有一个收费停车场，旁边有座没什么人走的木楼梯，我总喜欢坐在那上头，看着正对面几十公尺外的那棵紫阳绣球花，以及花树旁边的人。

　　有时候，她在檐下的阳台上晒衣裳；有时候，她泡了一壶茶，对着花儿发起呆；有时候，骤雨来了又走，她也总是那样盘起长发，手脚轻柔地，把花间枝桠里的蜗牛，仔细地挑出来……

　　后来，有一天，我刚在ABIKO跨下电车，雨便像要把穹苍整片撕裂似地，滂滂沱沱地来了。

　　我跑上那座楼，坐在我再熟悉不过的阶梯，却远远地看到：那个公寓房子门边的名牌已经换了，那个阿泥，不知什么时候搬走了。

　　我抬起头来，像庙会烟花般，欣赏着那豆大的雨一滴两滴三滴地下。雨都停了，我才想起：『唉哟！蜗牛大概又要出动了，可别咬坏了花！』

　　于是乎，那个雨后的黄昏，我就那样在一个也不知道是谁的陌生人家门口，一只两只三只地，抓着花里的蜗牛。

　　我看着那些正要从白转紫的花苞，无比快乐地对自己说：『嗯！至少，花都还开得好。』

　　当然，我心里清楚：那个人烟稀少的，叫做『我孙子』的月台，此后，我是不会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