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同/一战】天堂的彼端》德意志

4、天堂的彼端（4）

　　“听起来很有异域情调不是吗？”恩斯特眨了眨眼，拿过服务员手中的菜单，“开心果冰激凌，看上去真不错……据说这里还会供应很地道的土耳其咖啡。”
　　酒馆人多却不拥挤，几人最后选择了一桌最亮敞的位置，点了烤猪肘，开心果冰淇淋，三杯咖啡，还有一瓶香槟。恩斯特和特罗斯克没有多余的财力享受这些，布伦希尔德选择主动邀请战友们。
　　恩斯特边吃边说，嘴上沾满了油：“这可比楼下那四个有意思多了。”
　　布伦希尔德抬头：“你说的是那四个穿十九世纪学生服的歌手？”
　　恩斯特回答：“就是他们，给客人们唱小夜曲……至少都是些民族主义的曲子，这种我在军营里早就听厌了，这么久过去还是没点新意。”
　　“是啊。”特罗斯克点头，仿佛那股焦味还弥漫在口腔里。
　　服务员端上来的三杯咖啡，只有布伦希尔德喝完了自己的那杯，剩下两杯直到这顿饭结束时，都还是完完整整的。特罗斯克抱怨，这尝起来像烧焦的煤炭，比在前线吃的蚯蚓还要难以下咽。听了一遍又一遍爵士乐演奏，几人感觉有些无聊了，不过这是他们难得放松的一次，打算在这儿多呆一会儿。
　　布伦希尔德慵懒地靠在椅背上，看着周围，酒馆接待了很多外地人，甚至是风尘仆仆的外邦人，也许他们一路来到柏林，就是想体验这座城市中的新鲜事物——柏林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的，很多本地人也是如此——他想起清晨吃早饭时看的旅游报纸，昨晚他的妻子在波茨坦广场买的，上面说：用不着花多少钱，你就可以感受到一个更大世界的气息。
　　抬头，墙纸上的钟表已经走向正午。
　　我把女儿送到邻居卡特太太那儿暂时照看，晚上她会把玛利亚送回来。我道了谢，出门。
　　从亚历山大广场走不了多远，我来到了一个街区，和光鲜亮丽的新柏林相比，这里是一个流脓的疮口——那里的污垢和油彩与其说掩盖了黎凡特工人阶级的身份，还不如说是一种彰显——突然之间落入一个陌生的世界。
　　大我二十岁的笔友卡钦斯基太太就住在这个街区。在这里经常会迎面撞上头戴绒帽，留着大胡子的东欧犹太人。我搜寻着记忆中的地址，来到一个破旧的廉租简易房片区，里面的公寓楼围绕着望不到边的内部庭院修建，对于外面的人来说就是一座迷宫。
　　我进了其中一栋没有什么特色的公寓，上了几层楼梯。卡钦斯基太太为我开门，她瘦削了许多，脸色蜡黄，但是眼睛很精神。
　　她对我说：“快进来吧，雅雅，外面冷。”
　　雅雅是我的闺名。
　　屋子里很狭窄，厨房和起居室连成一体，后者还要作为卡钦斯基太太两个孩子的卧室。丈夫的房间已经空出来了——因为在战争后期死去——被用来放置杂物。
　　卡钦斯基太太是个勤快的人，我可以看出她想尽力将这方狭窄的天地收拾得仅仅有条，但几乎做不到。这里的环境不像西柏林，我脚下的地板是木头的，炉子是用来烧煤的，原本锅碗瓢盆只能放在架子上，现在可以放进丈夫的房间里，但是刚空出的架子又被人造黄油挤满。
　　还算庆幸的是，这栋楼在外圈，可以享受不错的阳光，这是唯一可以慰藉的。
　　我把袋子放在铺着油布的桌子上，里面装着一些黄油和香肠之类的食品。卡钦斯基太太从厨房里走出来，给我倒了一杯薄荷茶，茶叶聊胜于无，她坐在我的身边，发出幽长的叹气声。
　　“有时候，我真的感觉我们像废弃水沟里的老鼠。”卡钦斯基太太凝视着窗台前的一方黑色小盒子，上面贴着卡钦斯基模糊的照片，我本来想询问，但突然明白了什么。
　　卡钦斯基太太的语气像一块风干的木头：“年轻的皇帝发动了一场战争，告诉世界他长大了，被遗忘的是我们。”
　　窗外吹来一阵带有煤炭气味的风，房间里孩子的啜泣穿透了墙壁，我的手心冒起一阵湿汗。
　　“他是在去战地医院的时候死的。那时候隔壁的保罗还活着，卡钦斯基在他背上，但是到医院的十分钟前，细小的流弹片打中了卡钦斯基的头。”
　　卡钦斯基太太伸出一根手指：“卡钦斯基在走之前，告诉我他只是去教训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法国人，就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她发出一声极轻极轻的笑——如果那还能被称作是笑，几乎和过期陶瓷崩裂的釉面如出一辙。
　　“后来恩斯特把骨灰盒带回来给我，距离卡钦斯基最后寄来最后一封信也不过三个月，那时候他还说想喝我做的汤——”
　　话语忽地断裂了，像年久失修的琴弦，我的喉咙发酸，煤炭气息的冷风吞进了我的喉咙。我有点想哭，但是泪腺是干涸的，就像被冻住，心跳也跳得很快。
　　这是一种我最熟悉，也最怕的无力感。用尽生平所有词汇，我能组织出什么语言？请节哀？还是他是德意志的英雄？有什么东西能从我这个西柏林的太太嘴里说出，给这位住在拥挤公寓里失去挚爱的老妇人听？
　　从我这个丈夫平安无事回家的妻子嘴里吐出的任何字眼，都是一种得罪的炫耀。这太残忍了——
　　我的视线无法在那个黑色的盒子上移开，我猜这肯定很没礼貌。但是这个盒子太小了，小得只能装下一个成年男人的骨灰，太轻了，轻得装不下卡钦斯基太太的念想，装不下一碗没喝到的汤。
　　在我几乎要被窒息压垮时，卡钦斯基太太动了一下：“啊，真对不住，和你说了这么多无关紧要的事，最近玛利亚有好好吃饭吗？”
　　这个问题是我的救命稻草：“她很听话，愿意吃胡萝卜了……她最近喜欢喝南瓜汤，我会在里面放一些牛奶。”
　　“是很好喝……还记得之前吗？小弗里茨打翻了汤，弄得衣服到处都是，怕我生气，在你那里偷偷待了一个下午。”小弗里茨是卡钦斯基太太的小儿子。
　　我暗自松了口气，点点头：“是啊，他总是很淘气。”
　　就这样避开了使我们如履薄冰的深渊，很刻意，我们心知肚明，已经是最好的退让，再偏离几分只会让拼凑好的情绪再次坍塌，我们经受不起。
　　“诶，配给票取牛奶一定要在中午之前，那会儿奶厚，掺的水少……土豆要选那些带着泥巴的，最好还有点湿，这样说明是新鲜的，还是得看农户脸色……”
　　我在这里一直到了晚上，薄荷茶已经被我们喝光，卡钦斯基太太把我带来的土豆煎成土豆饼。土豆个头适中，还带着微湿的泥巴。
　　我站在门口透气，走廊上来来往往的人，最显眼的是那些缺胳膊少腿的士兵们，他们的眼神大多带着一股麻木粗糙的精亮，我只在自杀的父亲脸上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