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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圆圆曲》作者（和《红楼梦》疑似作者）吴梅村的杂谈
吴梅村（本名吴伟业，“冲冠一怒为红颜”《圆圆曲》的作者，《红楼梦》的疑似作者之一）的一生其实挺割裂的，崇祯死前和崇祯死后对于他完全是两个世界：崇祯死之前，他二十四岁被皇帝钦定榜眼，假归成亲，春风得意；他显赫文声名镇江南，虽然后来仕途不算非常顺利，但能在南京做官，离家乡不远，更有钱兴建别墅，真个是优哉游哉，自得其乐。
而在感情方面，他更能和卞玉京、陈圆圆这样档次的名妓有情感纠葛（当然，他对于陈圆圆是单相思，不过这也能佐证《圆圆曲》应该写了不少内情），等于秦淮八艳里他一个人就牵扯了两位，除了他那位花花朋友冒辟疆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人能和他相比，可以说是一副典型而又突出的江南名士派头了。
但等到崇祯死了之后，一切都变了：南京弘光政权一年亡国，而在清军南下之前，因为看不惯朝局昏暗，早就辞官躲回老家的吴梅村，既不敢抗清，也不想降清，最后却又被逼仕清。等到了北京，又经常为自己“屈膝失节”感到痛苦，痛悔无绪，于是不仅出工不出力，还常借诗词以写哀，隐晦表现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复杂情感。
结果没想到的是，正是他这种诉诸笔端的“非暴力不合作”言论，导致在他身故差不多一百年后，到了乾隆朝，又被那位一边不遗余力宣扬“满人精神复兴”，一边又把汉文化里“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玩出花儿来的乾小四陈弘历看得极不顺眼，直接把吴梅村踹进了《贰臣传》，还是乙编。
这里顺便说说，《贰臣传》是乾隆四十八年由陈弘历本人亲自下旨，为配合七年前（乾隆四十一年）编订的《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一本褒奖明朝建文时期和晚明崇祯——南明时期殉国忠臣们的书），而作为反面教材所编订的一本著名反面人物传记集。所谓“贰臣”，就是那些先后在明、清两朝都当过官的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汉奸洪承畴），而像范文程这种没在明朝当过官，一毕业就进了后金——清朝工作的，是没有“资格”录入该书的。
而且陈弘历不愧是传说中他爷爷康麻子亲手指定的隔代接班人（当然也有人说这是陈弘历自称的，因为康熙接进宫亲自教养过的孙子远不止他一人），那真是把儒家经典给读透了，在“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儒家修史观基础上，真正实现了与时俱进、杠上开花——
他天才地根据这些贰臣们入清后的表现，把他们进一步细分为了甲编和乙编，对自己亲自认定（正宗的“钦定”）的走狗们竟然又进行了二次分类：
简单来说，《贰臣传》甲编是那些仕清后全心全意为清朝当狗的，就比如洪承畴和尚可喜。而乙编是那些三心二意当狗的，通常是和复明势力拉拉扯扯的，比如冬泳健将钱谦益；或者整天思念明朝还诉诸笔端让人看到的，比如江左才子吴梅村；再或是当狗当的不好的（也就是那些仕清后结局混的不好或者后来评价不高的），比如（贾）雨村原型陈之遴和晚明耽美小冯翰林（冯铨）。
当然还有那些骑驴找马、跳船很快、先闯（或许还有献）后清、三易其主的大小换旗手们，就比如被吴三桂不讲武德偷袭赶出山海关的唐通，还有让名妓老婆（顾横波）得着一品诰命的龚鼎孳。
通过这一细分，陈弘历不但充分贯彻了自己“旌示君臣大义”的总体目标，同时还照顾到了那些因为给满洲皇帝认真当狗，从而荣幸地被编入甲编的贰臣们的后代的思想情绪（就比如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那些积极祭祖的后代们），充分彰显了满洲主子对于自己那些相对忠心的奴才们的人文关怀，真可谓是骂了婊子，又为从良后基本规规矩矩的婊子立了牌坊，属实是把又骂又立、又打又拉玩出花儿来了。
而至于那些乙编贰臣们的后代吗，他们会不会因为这种区别待遇感到不快？那就要从政治功利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了：既然你们的先人混得不好（不然怎么会进乙编？），那么这些后代在我们大清朝一般混的也就那么回事儿，让你们安生活着就不错了，还用费神考虑你们高不高兴？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虽然进行了二次分类，但是《贰臣传》也不是无所不包的，因为对于吴三桂、马宝这种虽然在各种不同情势下降了清，但后来又勇于发动三藩之乱，差点把清朝掀了的，那对不起，您只能《逆臣录》见了。
因此，被打入《贰臣传》乙编的吴梅村，等于是在这一时期被同时钉在了明、清两边的历史耻辱柱上，可以说是倒霉透顶。如果他地下有知，知道自己后来会是这么个定性，没准儿在被逼仕清的那一刻就直接自裁了。
当然这是他的身后事，而在他还活着的时候，经过如此“非暴力不合作”在北京耗了三年，终于耗到了顺治十三年底，得以以丁忧（应该是他母亲去世了，而他之前仕清可能部分也是被这位“伟大的”母亲劝的）的借口南还，从此不复出仕。
（总结一下，吴大才子在清朝总共当了三年多一点的官儿，在明朝似乎也就干了十年，等于虽然活了六十三岁已属不短，且二十四岁就中了榜眼，绝对是出名早，当官儿早，但一辈子主要时间就是在写和玩儿，总共干活儿时间没准儿满打满算也就不到十五年。）
但此后十余年间，因为东南地区时常兴起针对反清复明分子和对清朝统治不满者的大狱，而且经常把打击面划的很大，所以已经归隐的吴梅村也每每因此惊恐不安，深怕罹难。
到了康熙十年（1671年）夏季，这位大才子终于迎来了自己迟到的结局。这一年江南酷热，吴梅村“旧疾大作，痰声如锯，胸动若杵”（《致冒辟疆书》），他预感自己不久于人世，便留下遗言：
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险，无一境不尝艰辛，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蓑，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曰：“诗人吴伟业之墓”。
暂且按下“圆石”被广泛认为是暗指《石头记》这件事不提，就从吴梅村这段临终遗言或许可以看出，他虽然活的不算短（活了六十三岁），但可能确实属于那种精神比较“脆”的。因为从他一生来看，前半生年少得志，颇为顺利，自不必说，而其后半生虽然遭遇家国变故，但他一没捐躯赴难，二没自杀成仁，三没护发入山（即坚决不剃发找地方躲起来），反而是在清廷和老母的压力下自己选择了屈膝投清，这怎么看也是欠缺了些民族气节。
但这在他口中却成了“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险，无一境不尝艰辛，实为天下大苦人”，坦白地说这就是在为自己洗地，还洗的有些矫情，和张煌言（张煌言后面也会在《南明耻》里出场），或者钱肃乐（柳振民同科进士，也会出场）等等这些真正经历千难万险，却始终意志如坚的爱国文人们一对比，不仅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甚至显得有些卑贱。
（同样的，在他面对卞玉京的感情时，也是既不敢勇于接受，也不敢勇于救援，从头到尾就喜欢跑到卞玉京的楼下吹那个箫，这也是《南明耻》里我写柳振民在感情方面有些看不起他的原因。）
而他作为明末清初的大文学家，留下的“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实为天下大苦人”这种临终遗言，和张煌言被押赴杭州处斩前写下的《甲辰八月辞故里》相比，更是不啻于天上地下。
这里强烈推荐一下这位民族英雄张煌言的千古名句《甲辰八月辞故里》，我每每读起都不禁热泪盈眶，在此特别希望以后大家去西湖游览岳飞墓和于谦墓时，也能顺路祭拜一下我们华夏民族这位虽然不知名（和岳武穆岳王爷以及于忠肃于少保相比），但同样杰出的民族英雄的祠堂和坟墓（就在西湖边上，杭州市西湖区南山路2-1号）。
因为历史和人民早已有了公论，并称他们为“西湖三杰”。
《甲辰八月辞故里》
明·张煌言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当然，吴梅村能获得比张煌言这些真正的硬骨头们（张煌言一家三口全死在清朝手里）大得多的名声，关键还是在于他杰出的文学才能，他不仅写了《圆圆曲》这些很杰出的叙事诗，也为了报答崇祯皇帝知遇之恩，在《绥寇纪略》里疯狂地泼了李自成几大缸脏水，也正因如此，这本书竟然得以在清前期那极为残忍严酷的文字狱下不被删减（或者起码没被删减太多）还能流传下来，如果套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他也是很会过审了。
（就包括《圆圆曲》这首指着鼻子骂吴三桂不忠不孝的诗竟然能在“三藩之乱”前保存下来，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须知彼时吴三桂还是大清朝正式在编的平西王呢！那可是亲王啊！）
所以在这本《南明耻》后半部里，当吴梅村经历了自己不忍回首的后半生后，再次见到在这数十年间四处奔走，却救国无果，同样饱经沧桑，但却是彻彻底底另一番滋味的柳振民时，两人虽然仍是至交好友，但因为数十年间的不同经历，到此时均已是完全不同的心境了，到时再翻回来看这几章，大概会有另一番感触吧。
六镇民
书于2022年3月19日

《关于崇祯任内频繁更换大学士这一问题的探讨》
“在对崇祯的众多诟病非议中，“滥杀滥换大臣”向来是比较常见的一条。此类说法中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当属金庸在小说《袁崇焕评传》一文中的一段话：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
后来许多论及崇祯的文章都沿袭甚至原样照抄金庸的这段话（比如林洛写的《明朝灭亡的真相》）。”
以上内容出自杜车别（一位颇具争议的历史学家）的文字，虽然和他“崇祯对明亡没有那么大的责任”这一观点相反，我认为崇祯本人的各种“微操”对明朝的迅速败亡实在是难辞其咎，完全就是个亡国加速器，但我也认为，崇祯在频繁更迭内阁人选这件事上确实有不得不为的地方——面对当时那种不断恶化的局势（当然他本人要对这种不断恶化负极大责任），他实在太需要一个能够总揽全局的首辅了，所以不能说他屡屡“换马”就是错的。
以下继续引用杜车别的评述：
“但显然对于崇祯而言，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只能“时献微益”，而是能够“扶危定倾”的人才！这才是崇祯不断调换内阁成员的真正原因。更何况象成基命、文震孟、蒋德璟这些人恐怕连“时献微益”都做不到，他们最擅长的是说些空话，漂亮话，做和事老，以及说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压人，于当时可以沽名钓誉，于史书中也可以获得一个“性宽厚，识大体”，或者“最严正”的美名（如文震孟“震孟在讲筵，最严正。时大臣数逮系，震孟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反覆规讽，帝即降旨出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于狱。帝尝足加于膝，适讲《五子之歌》，至‘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视帝足，帝即袖掩之，徐为引下。时称‘真讲官’。”）但于实际却没有半点裨益。
对那些真正有才干的，能做些实际事情而不是只会说空话的内阁辅臣，崇祯还是对他们充分任用甚至抱有感情，比如温体仁、徐光启、杨嗣昌，方岳贡等。其中温体仁在内阁中长达七年，为什么？因为他能做实事，能保持清正廉洁，不怕得罪人。至于如徐光启，崇祯五年当上内阁大学士，就深受崇祯信任，甚至他生病了，崇祯都不放他回家，以至死于任上。听到他死讯，崇祯甚至下令罢朝一天，以表示对他的哀悼。崇祯对杨嗣昌的深厚感情，在下面还会说到，这里不必多说。”
杜车别的文字到此告一段落，回到正题：为什么崇祯皇帝在即位之初成功扫荡了魏忠贤集团后，会如此十七年如一日地渴求能干的首辅，却在大部分时间无法如愿？在我看来，关键就在于自张居正死后，明朝官场“太极”风气盛行，长期缺少敢于任责的重臣，如杨昌嗣这样愿意站出来试着补天的，且同时有当首辅资格的人物少得可怜。就像这一章里刘同升之父刘应秋说的一样：严嵩时期明朝官场的风气是“贪”，张居正时期官场风气变成了“险”（个人理解这里“险”作急功近利，张居正是顶着压力改革，所以他领导的改革必须尽快出成绩，因此他任用的人干起事来不可能没有较强的功利心）。
而到了申时行及其后来的首辅当政时期：“外逃贪黩之名，而顽夫债帅多出门下；阳避专擅之迹，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威福之权，潜移其向；爱憎之的，明示之趋。欲天下无靡，不可得也。”也就是说，申时行以及其后的首辅们，因为越来越不敢负责，越来越不敢做事，直接导致朝廷对手下人的掌控变得越来越失控，产生了“首辅越想做出不贪钱的样子，结果官场贪污之风越厉害；首辅越想做出不擅权的姿态，结果官场弄权之状越严重”的怪圈。
申时行等人眼见严嵩和张居正的教训，可能太想通过“无为而治”来保全身家了。众所周知，“无为而治”确实是古代社会一种比较理想的治国状态，但纵观史书，任何朝代的“无为而治”，一定是要建立在“吏治清明”的基础上的，不然“无为而治”就成了“啥都不管”。而“吏治清明”绝不是当权者把手揣在袖子里，“垂拱而治”就能做到的，是需要通过日复一日地不断考察监督不断赏罚不断任免才能保证官员队伍的素质保持在基准线以上的。如果没有人出来负这个总责，没有人出来不断地清理官员队伍，那在个人利益的导向下，这些封建官场的官员怎么可能不出现普遍性的道德滑坡？怎么可能不遇到事情推搪塞责，遇到财帛取来作乐？
而为什么没人敢出来负这个责呢，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之前那位“万历首辅”张居正的身后下场实在太惨了，被抄家不说，作为前帝师，万历皇帝曾经非常崇敬依赖的人，他的亲人居然被抄家的官员封在家里，饿死了好几个。
不管这是不是万历的本意，这种做法实在太过刻薄，纵然张居正有严重的贪污行为也不至于此。张居正的家人被活活饿死这件事对官员们的心理震撼过于强大，我个人感觉从这一天起，后来的首辅们就普遍不敢再动“我要负总责，我要干大事”的念头了，就算人能豁的出去自己，能豁的出去自己的名声，但大概连身后的家人一起豁出去也实在要求太高了。
后来天启朝魏忠贤对东林党（纵然东林党本身也有很多不足之处）的残酷打击又给这种刻薄加深了一层颜色（天启、崇祯的父亲任期太短不提），而到了崇祯这里，他不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又踩了一脚油门，一是对犯了错的大臣们（以及个别宗室）的处罚经常非常苛刻（除了对杨嗣昌等人非常宽容），例子之一就是之前说过的小唐王朱聿键。二是对部分功劳很大的殉职大臣的身后事又安排得非常凉薄（比如卢象升和孙传庭）。
就第一点来说，须知大臣干事不可能不犯错，就像崇祯皇帝本人也不可能不犯错一样，结果他却把大家共同的错误经常算到了某一位大臣头上，当然有的大臣本来也该担责，但有时这种问责实在苛刻，“干事导致犯错，犯错导致追责，追责导致没了”，连张献忠都曾经对某位被俘的藩王说“现在要借你的脑袋让杨嗣昌承担罪责”，然后下令处死了他，导致杨嗣昌在担心被追究“指挥不力导致藩王丧命”的惊恐中病重离世。杨嗣昌是崇祯帝的宠臣，尚且担忧如此，一般的大臣恐怕就更畏惧犯错，干事令人畏惧如此，又有何人敢于积极效力？
而另一方面，卢象升和孙传庭这种“殒命王事”的忠心臣子的身后遭遇就更让人在不敢效力的基础上，更不敢效死力。俗话说“死者为大”，“一死报君王”，卢孙二人把命都豁给崇祯了（而且是在崇祯的瞎指挥下），结果身后应有相关待遇却迟迟不到位，这必然会让一些本来准备“以死报国”的臣子在慷慨赴死之前再多算一算身后这笔账。
崇祯的苛刻和崇祯的凉薄，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自张居正被清算以来，大明官场上不断被强化的不敢任责的风气，以至于发展到最后崇祯向大臣们征询意见时，大臣们都默不作声的境地。
出力犯错是罪，效命战死不赏，就只能培养出左良玉还有后来江北四镇这样拥兵自重的武将们，和那些在金銮殿上一言不发的文臣们，总之无论文武，都以自己的方式一切以自保为上。
而当地方的武将们不勤王（朱聿键因擅自勤王被严厉囚禁，后来的武将们却不勤王，也是讽刺），朝堂上的大臣们不做声的时候，崇祯皇帝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独夫民贼”，而他本人的能力又十分有限，靠不上别人，也更靠不上自己，那最后的满盘皆输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他最后说“文臣个个可杀”，但这些可杀的文臣不也部分是他在“微操”执政的这十七年里一步步强化教育出来的吗？老天给了他十七年去试着弥补先人的错误，他又做了什么呢？
说了这么多，能看到这里的读者也算是铁磁了，本人水平有限，写的也不一定精准，请同好们多指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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