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晋江文学城

　敦煌遗书是指清代以来，在古敦煌境内多次出土的古代文献和在外地发现的敦煌古文献。其中以1900年道士王圆签发现干莫高窟藏经洞（17窟）的最多，其他还有196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前，以及在敦煌境内烽隧、古墓葬等遗址中也有少量出土。遗书总数超过5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4万件以上。



　　敦煌遗书多为卷轴式，还有梵筐装、蝴蝶装、册子装、挂轴装和单张零星页等形式。除大量的写本之外，还有拓印本、木刻本、刺绣本、透墨本、出图本、插图本等多种版本。北朝写本书法均带隶书，南朝及隋、唐、五代、来写本则为楷书或草书。8世纪末，有木笔、苇笔书写的卷子。9世纪以后，出现经折装、册子本和木刻印本。在我国乃至世界书籍发展史、版本史、印刷史、装帧史上都是十分难得的珍贵实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敦煌遗书的年代上起东汉，下至元代（即2～14世纪）。其间，三国、两晋、梁、陈、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北宋、沙州回鹃、西夏、元朝等10多个朝代的文献都有所保存，成为研究各个朝代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其主要部分，更是传统文献宝库中所佚缺者，价值尤为珍贵。



　　写本题款有纪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为西凉建初元年（公元405年）所写《十诵比丘戒本》，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敦煌玉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汉文写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



　　敦煌遗书内容可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宗教典籍占80％，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仔海文、祭文、僧传、经国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之类的复本甚多，也发现一些中土已佚的经卷，如隋唐时再三遭禁的三阶教的教义经文，以及一批疑伪经等。宗教典籍除佛典外，还发现了另几种宗教典籍。其中有道教卷子500件以上。北朝写本《老子道德经想尔注》以及《老子化胡经》等佚道经。摩尼教方面，有《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等。景教方面，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其中有一部分是久佚之典，具有补缺、辑佚之功，丰富了我国文献宝库。另一部分，虽是传世文献所已有的，但为从事校勘订补工作，提供了难得的版本。这些佚经的发现，推动了东酉学者对于摩尼教、景教的研究。



　　世俗文献约占20％，数量虽少，但其学术价值比宗教典籍更大。其种类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大量地方文献。以内容来分，有数学、地理、历史、政治、贸易、哲学、军事、民族、民俗。音乐、舞蹈、文学、语言、音韵、名籍、账册、函状、表启、类书、书法、医学、兽医、工艺、体育、水利、翻译、曲艺、占卜书等等，广泛反映中古社会的各个方面，是研究中古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特别是数百件科技史文献更是敦煌遗书中的珍品，其中与医药学有关的近百件，有医疗方1000多个；天文历法方面的40多件；数学方面的约20件；水利、农业、化学等方面都有。



　　大量的"官私文书"也是世俗文献中具有珍贵价值的史料。"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账等；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河西节度使判集》有助于对安史之乱后河西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及归义军节度使相关的文书，使晚唐、五代沙州的历史面貌重新明朗；军制、市制、屯田、长行马等有关文书，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籍账方面，包括计账、户籍、差科簿等有利于《西魏大统十三年计账》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许多问题得以探明；唐天宝年间《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为唐前期杂色、摇役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私文书"有契卷、社司转帖、账历、书犊、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对于研究唐五代及宋初劳动者身份地位以及祖佃关系、高利贷经营方面的问题，都是第一手资料。



　　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约有500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碟、戒碟、僧尼籍、转经历、追福疏、诸色入破历、器物名籍以及各种契约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好材料。



　　敦煌遗书中还有上万卷吐蕃、回鹃、粟特（康居）、干阗、龟兹、突厥、叙利亚、梵文等多种文字写本。是研究这些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具有很高的民族学价值和国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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