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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自杀，如果李敢认定卫青要负全部责任，他是有理由为父亲复仇的；同样，李敢殴打了自己的舅父，霍去病也有理由为亲舅复仇。这些都符合汉代人的伦理观，即便它违背了当时的法律。汉朝政府遇到这种血亲复仇，也往往左右为难。
关于汉代人崇尚复仇，随便贴点网上找到的资料：
血亲复仇起源甚早，但进入文明社会后，总与宗法制群体、亲亲原则相关联。见于《礼记》、《大戴礼记》、《公羊传》、《周礼》等文献关于复仇、避仇的习惯与规定及其不同等次的具体要求，都是根据宗法关系及其在宗法宗族体系中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形成的教条规矩，并由此扩展到君师主友等政治与社会关系中。殴斗之风虽与血族复仇不同，但二者却常相纽结在一起，个人之间的争斗忿怒常转为宗族家庭血缘集团间反复不解的仇杀。有些所谓游侠也多卷进大家复仇的事件中去。至战国时期，复仇报怨、私斗之风仍很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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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六国范围内，民间社会多尚血亲复仇之风。孟轲从传统宗法出发，主张：“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韩非子·五蠹》篇指出：“今兄弟被浸，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君上之法犯矣。”可见亲族复仇行为虽为公法所不容，然而社会道德风尚却以为贞廉之行。据秦简《日书》，知民间尚定有“利报雠”的吉日。此等民俗主要存在于东方。关东复仇心理最为浓重，张良为韩报仇事甚为典型。至汉，关东犹多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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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报恩、尽忠相对应，汉代人复仇起来也毫不留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均以复仇为尚。汉武帝欲一举消灭匈奴，打的旗号就是国恨家仇：“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 最有名的复仇者要算酒泉女子赵娥。在其父被仇人杀死、而自己三个兄弟均病亡的情况下，赵娥一直等候了十余年，才等到良机刺死仇人，然后坦然到县衙自首：“父仇已报，请就刑戮”。县令当即决定“解印绶欲与俱亡”，宁可罢官也要释放她。对两汉复仇风气之烈，东汉的桓谭曾感叹：“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雠，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 汉代从政府到民间对于复仇的宽容和肯定，使懦者勇，弱者强，客观上激励了悍勇刚烈的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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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制度在汉朝比较盛行。汉朝不但对未“服官诛’者，“所子弟得追杀”，而且由于因亲人受辱而复仇杀人者，以《轻侮法》明令宽宥免死，所以常常是“人相杀伤，虽已服法，而私结冤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叶。”以致“民家皆高楼鼓其上，有急即上楼击鼓，以告邑里，令救助。”汉朝的这些情况同当时在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密不可分。
汉朝从汉武帝采纳董仲好“《春秋》大一统”仍主张，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后，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的经义被奉为正统，尽“孝”更成为伦理之首。在司法审判上，董仲舒创设了“《春秋》决狱”之制，此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贯彻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的‘论心定罪’原则。在这种原则指导下，为复父仇而杀人当然地被看作是‘志善”的‘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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