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是要死的》肖斯塔

1、第 1 章

　　电话打来的时候是波士顿的午夜两点；那是我在医学院的第一年。如果一切顺利，数年后我将成为一个实习外科医生。显然，我并没有踏着父母的足迹继续走下去，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我依然停留在他们所毕生踟蹰的那个世界里。不同的是我希望我能做些略微不同的贡献：他们解剖，我缝合。一个咨询师会跟我这样的人说，你在是试图挽回他们所不能挽回的过错。谁知道呢。

　　我在午夜被铃声吵醒，打开台灯，抓住了手机。是爸爸。

　　“发生了点意外，”他说。他的声音完全在不能自控地颤抖着。我忽然一下子完全清醒过来。

　　“怎么了？”我问。

　　“Eames，”他说，“Eames。”

　　“他怎么了？”

　　“他死了。”他说。

　　我感觉一阵尖锐的耳鸣。等那白噪音消下去后我说：“什么？怎么会。”

　　“发生了点意外，发生了点意外，”他机械地重复，“Pippa，你能买机票过来吗？Pippa？你能过来吗？”

　　“当，当然，”我说，掀开被子从床上下来，“我这就买机票。还有谁在你们那儿？”

　　他没有回答了。“做好心理准备，”他说。

　　-------

　　妈妈去世那年我四岁；James两岁半。爸爸回来的时候是两年以后，我已经要上小学。有一段时间一切平静，他重新开始在联邦大楼工作，外婆还没去世，外公也隔三差五回来看我们。那可能是我们童年记忆里最轻松的几年。

　　我已经不记得Eames第一次来家里是什么情形。但是就是这个英国人，穿宽松的衣服，脸上挂着歪歪的笑容，是比父亲和外公都远更好的玩伴，而且从不吝啬带我们外出和给我们买昂贵的礼物。一开始我几乎听不太懂他说话；我也记得James小时候有一次吃太多苹果馅饼之后吐了他一身。但我现在想，曾经在某一个时刻，我们大概都爱上过他。他满肚子故事，慷慨又从不对我们发脾气。对于十二三岁半大不小的孩子来说，爱慕一个成年人不外乎如此。十六岁那年的夏天，学校课程结束的那一天，我坐校车回到家里，看见他和James坐在房门口的一架大红色的跑车上。Eames戴着一副墨镜，James在后座上蹿下跳，东张西望。我还记得阳光反射在车身上的那种刺眼的感觉，我抬起手遮了遮眼睛。Eames说：“想要来一程吗？”他问道，但其实他的意思不只是来一程那么简单，我们开到山上去，返程的路上，他让我握了驾驶盘。James在后面大吼大叫不公平。Eames说：“等你再长几岁，小子。”“小子”，他用这样的词，我们从来不这么说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我记住的偏偏是曾经某辆汽车停放的位置和某一个少见的用词。

　　我十八岁离开洛杉矶，此后陆陆续续回去几次，但没有长久地再见过他们。爸爸没有再娶。他并不是抗拒约会，在我所知的范围内他曾经有过几个短暂的女朋友，最长的一次在我九年级时，对方是唱片公司的公共关系经理，就在离我们家十分钟远的厂牌里工作。他们的关系结束于他跟她坦白他和前妻过去的“工作”和她死去的原因时。她不能接受他们疯狂的生活。

　　但Eames呢？他是——他是这个笑得太多的外国人。他有这样一种浑然天成的气度，仿佛一切都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什么他不能办到，除了那些他根本看不上的。人都是要死的。苏格拉底是一个人。——可是仿佛这样的人除外。

　　我上飞机前给James发了一条短信；他在伊斯坦布尔交换，我不知道爸爸有没有联系他。James二十二岁，今年夏天就要毕业，他从高中一路弹贝司弹到现在，白天上课是他的副业，晚上则和乐队四处演出。他好像确实有那种音乐家的敏感，他比我小一年半，但却记得我从未回忆起的关于妈妈的种种。他继承了爸妈和外公的艺术细胞，我则一无所获。我学了化学，毕业后在我导师的实验室又当了一年研究助理，然后考了医学院。

　　等我终于降落的时候连洛杉矶都已经是下午了。爸爸说让我自己坐车回去，我约了机场接机服务，一个彪形大汉问：“小姐，你的行李呢？”我说没有行李。三十分钟后我就到家门前了。

　　那个木头房子在阳光下安静美好，如我离开它时一模一样。我突然意识到他们一定已经清理好了一切。昨晚到现在已经十二个小时有余。我也明白爸爸口中的“意外”是什么意思——他们的工作，一定是他们的“工作”，出了某种岔子。他们瞒天过海这么多年，手脚利索，心细如尘，不会让任何事情留下痕迹。事情结束之后五分钟，就像是从来没有在这世间存在过了。

　　这又是多么的残忍。

　　我进门时爸爸正侧躺在沙发上。茶几上有一支手枪。“爸？”我在门口叫他。他像受惊了一样倏一声坐直起身子，看见我表情才松弛下来。

　　“Pippa？”他叫道，目光模糊地看着我。我走近他身边。

　　“Arthur在哪里？”我终于问他。

　　------

　　我确信，虽然没有人告诉我过具体的故事，远远早在老爸的Fischer案子把大家都带到LA来之前，甚至早在我出生之前，Arthur和Eames就在一起了。当我六七岁开始记事的时候，他们还住在威舍尔，当他们不外出工作、而我们又有假期的时候，爸爸会带James和我到他们家里玩。后来他们在圣莫妮卡买了那套吹海风的房子。他们两个在世界各地都有其他的房产，但一年之中在这里住得最久，直到现在。

　　傍晚我们到圣莫妮卡去，我开车，爸爸在副驾驶座上指路。他们的房子在一条柏油马路边，屋子的外墙刷成深黄色，夹道树木葱郁，草地上的浇水喷头在喷水。太阳西斜，但是金黄色的光线力道不减，整条街道都沐浴在温暖的光晕中。

　　他们买下这座楼房时还不到四十岁，这大概是字面意义上的爱巢，从二楼的窗户可以看见海边的摩天轮，穿着拖鞋走十分钟就到沙滩。James和我从小到大的那些年，在卧室里偷偷不睡觉的青春期的午夜，都曾经听见Eames开车到我们家门前，顶着老爸睡意朦胧的唠唠叨叨，开几支冰箱里的啤酒；或者在周末的晚上，Arthur突然提着菜出现在我们的厨房，晚饭时把刀狠狠切进碟子里。但除去那些以外，却是一年又一年的签着他们两个人名字的生日贺卡和圣诞包裹，还有当James背着贝司离家出走、爸爸带着我开车到他们家去捉人的时候，Arthur披着晨衣一脸警惕地开门，Eames赤裸上身挂着一条沙滩裤跑出来把火冒三丈的老爸堵在门外。他们没有孩子，这样的工作也不可能，一直到五十岁还在接受入梦剂的注射，潜进最危险的领域。他们一定都已经不再做梦。

　　昨天夜里，他们放倒了一个跟踪已久的目标。对方训练有素，在半途中醒来，却佯装睡眠，瞒过周围警卫的监视，伺机而动，抢下了一把枪。他们立即用子弹和镇静剂把他击倒，但他是个训练有素的刺客，这转眼的机会已经足够让他开枪了。

　　“Phillipa，”Arthur开门的时候说，“我听说你要来了。”

　　我看见爸爸打量着他，然后主动伸手按着门示意让我进去。Arthur看起来并不像太坏，但一脸疲倦，穿着一件衬衣，外面套着开襟毛衣。我们到客厅里，一个行李箱摊开在屋子中央，上面散着几件衣服和一包文件。Arthur往厨房走，途中一脚把那个行李箱踢开。他打开冰箱看了几秒，又把它关上，然后愣在它面前。

　　我走过去跟他说：“我们自己来吧。”

　　“抱歉，抱歉，”他喃喃说，伸手按了按眼睛，“我有点走神了。”

　　我们没提到Eames，但是爸爸劝他明天下午跟他一起到联邦大楼去。他说“随便吧”，眼神看着别处。Arthur Levine从来不是一个随便吧的人。我们半小时后离开了。

　　“我们明天再过来，”走的时候我跟他说。

　　“谢谢，”他说，“你长得越来越像你妈妈了，Pippa。”

　　我们开车回去。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

　　“他不是英国人吗？”我问，“他家人在哪里？”

　　“他没有。”

　　“什么叫他没有？他来LA之前在哪住？”

　　“他没有身份。他二十年前就销户了，他可能有十几个护照，甚至几十个，他有加州的社保号码，一切在电脑系统里面的档案。但是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他。”

　　“我以为你们这回是在给委员会做事？”

　　“对。不是私活。我是他的担保人。委员会需要他，这些年他跟我们断断续续干过好几次。”

　　我知道他无法告诉我一个任务的具体细节；这些都是国家机密。但我仍然忍不住问：“他——他现在在哪里？”

　　“他们会处理的。”他麻木地说。

　　我开到一个红绿灯下。我转过头叫起来：“处理？”

　　“Pippa，只有联邦政府有权利处理——处理这些意外事故。他们都带走了，你没法知道他们最后怎么办的。不会有葬礼。不会有追思会。某种不对外宣称的功勋和奖金，给Arthur，可能有。没有墓碑，也许有一个，以别人的名义。如果有的话，我们去看他。”

　　他的话让我握着方向盘的手发软，然而他语气里的冷静像一桶冷水从我头上泼下。他早就知道——他当然早就知道，同样的事情，二十年前他就遇到过。妈妈的墓碑在西木区以西的国家墓园。但是他们告诉我们棺材里并没有人。

　　-----

　　我在家里呆了三天，帮爸爸收拾了房子，又去了两趟Arthur的家，然后就飞回了波士顿。春天很快过去，我已经有两个夏天没有回家度过，但今年我在实验室呆到夏季学期结束，还剩下三个礼拜的假，我把行李放到朋友家，把房间转租出去，提着一个箱子回了西岸。那一天距离我上次回来足有三个月。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私底下办过纪念活动，但当我到家里的时候，Arthur也在客厅里。

　　我看见他的那一刻几乎要忍不住往后缩；我要克制住向后退的冲动才能张口向他打招呼。这九十天里他消瘦得可怕——对于一个他那样年纪的人来说他瘦得几乎都有些不正常了，就像所有的水分都从他的□□里蒸发掉一样。他的眼眶深陷发黑。我记起他年轻时的模样来。他那时候就很瘦，四肢修长，下巴削尖，但那时候他是个目光炯炯的英俊的男人。

　　这时候James从厨房里走出来。“Pippa！Heeeyyyyy，”他重重拍我的肩膀，“我们刚还在说你快到了。”

　　James从土耳其回来了——他给我们带了花样繁复的手工地毯一大张，眼下正横铺在沙发上。还有一套迷你的水烟壶，摆在餐桌上给我们显摆，天知道他是怎么把这堆玻璃塞进行李的。等到James上楼去，爸爸还在厨房里，又只剩Arthur和我在客厅里了。我走到他旁边。

　　“你好吗？”我毫无灵感地说了这样一句。

　　“在可以预料的范围内，”他旁敲侧击地回答。我往他的杯子里加了点饮料。他喝了一小口。

　　“你的睡眠怎么样？”

　　“不太好，”他承认，“你爸爸跟我说可以尝试一点药物。我们都已经对强效的入梦剂上瘾，安定片对我们没有效果。所以除非我找一个药剂师，开一点镇静剂。”

　　我皱了皱眉。“用镇静剂睡觉听起来不像是个好主意。”

　　“人都是要死的。”他说，然后把杯子放下。

　　我完全不知道用什么话接下去。几秒钟后我只能低声重复他的话：“人都是要死的。”

　　他点了点头。

　　“只有一个除外。”他忽然说。

　　“谁？”我问。

　　“雷蒙·福斯卡。”他说。

　　“雷蒙·福斯卡？”

　　他弯了弯嘴角，但那算不上微笑的微笑很快消失了。“回去陪你爸爸吧，他总盼着你回来一趟，”他最后说。

　　我想要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但又感觉他至少在眼下是不会告诉我的。他挥了挥手就往屋子的另一边走去。于是我到酒柜旁边找到爸爸。

　　“你认识什么叫雷蒙的人吗？”我轻声问。

　　“什么雷蒙？雷蒙·霍克海默？那是你弟弟的高中数学老师。雷蒙的海鲜屋？我们一起去的那间？”

　　“不是，”我说,“没事了，可能我搞错了。”

　　那天晚上Arthur走了，只有我们三个人吃晚餐。我帮着煎了几块菲列，James把下午的酒重新打开。晚上睡觉前我去敲James的房门。

　　“Arthur今天提到一个雷蒙·福斯卡，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你认识叫这个的人吗？”

　　“我想不到。怎么了？”

　　“他看起来不太好。”我保守地说。

　　“爸跟我说了大概。那么突然，”他说，“打击一定很大。”

　　我点了点头，看着他门上的一张海报发愣。半晌后我才说：“你说妈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跟爸爸在一起？”

　　“我觉得是。虽然没听他们说过。”

　　“二十年了，还是这样，”我半走着神咕哝了一句，“入这行就别想活着出来，你说对不对？”

　　他在喉咙里笑了一声。“别这样。他会好起来的。你早点睡吧，”他伸手碰了碰我的手臂，“Sis。”

　　三个礼拜以后，我回到波士顿的第二天晚上，在实验室呆到十一点，驾车回家的路上又想起Arthur的话来。我突然想我是不是考虑错了方向。我把车停在路边，摸出钥匙奔进门里，背靠在门上就在手机上搜索了“雷蒙·福斯卡”两个词。我不确定它的拼写，试了好几次，除了一堆Facebook的页面外果然还有一个维基百科。“人都是要死的”，那个百科词条说，它是一本法国小说的标题。雷蒙·福斯卡是它的主人公，那个男人不老不死，但永生于人类而言不外乎行尸走肉。

　　我打开电脑登上图书馆的网站，把那本书约了出来。

　　----------

　　下一次再见到Arthur是圣诞节。James在加拿大演出，老爸他们委员会的一群老家伙在23号晚上吃了一顿饭，地点在一个同事的家里。那是一个罕见的有点新英格兰式的两层白色楼房，客厅非常大，餐桌能坐下十六个人。

　　“Happy Chrismukkah，Arthur，”我在客厅里叫他。

　　“Phillipa，”他转过头朝我笑。他大概比上次稍微有精神了一点，我觉得他在眼睛周围涂了点东西，让他看起来不那么憔悴。

　　我向他走近。“我知道雷蒙·福斯卡是谁了。”

　　他看起来并不意外。“你做了你的功课了，”他说。

　　“我做了我的功课。原来你还看西蒙娜·德·波伏娃？”

　　“一点，一点而已，”他说，“做功课是好事。机会不给没有准备的人，是不是这样？”

　　晚餐的时候我坐在Arthur左边，我爸的斜对面。Arthur右边坐着一个看起来就和James差不多年纪的男生，穿着一件扣到脖子根的白衬衣，什么话也不说，看起来紧张得要命。于是我不揣冒昧开始找Arthur聊天。他像是心情不错，跟我讲他最近在看的书，他邻居家的猫爬上了他院子里的白蜡树，诸如此类。要离席的时候那个小伙子把酒杯撞倒在他自己的碟子上，所幸里面并没有东西。他对着空气道歉了大概有一百次，然后奔了出去。

　　“当我们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往客厅走的时候Arthur饶有兴致地说，“委员会还不会这么招收刚滚出校门的年轻人呢。当时只有一种雇佣方式，就是熟人推荐。每个人都有担保人。现在一切都变得程序化了。就连整个委员会也不那么神秘兮兮了。”

　　“可是你们是在哪里认识这些熟人的？”我问。他张了张嘴，我不知道这是否又是一个不能说的机密，但这时老爸从另一边探过身来打断了我们。

　　“这是哪儿跟哪儿？你俩别说我们的坏话，”他插进一句，然后指着Arthur，“你——你开始回忆过去了，这是老的象征。”

　　我瞪了他一眼。Arthur不客气地说：“这话是说你自己的吧？”于是他又缩回去了。一堆粉丝朝Cobb博士蜂拥而来，他应接不暇了。

　　Arthur没有忘记我的问题。“很难说。世界上没有专门的梦境技术学校，一般都在军队或者国家安全人员里面选拔。三十年前培训一个入门者的成本比现在还要高得多，小作坊式的师徒制度即使偶尔存在也不能长久。所有那些在黑市上干私活的人，你不用怀疑，他们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受惠于某一个政府。”

　　“你也有带过学生？”

　　“偶尔有。你父母都比我更热衷教学。你外公和妈妈都是尤其好的老师。”

　　“所以你们确实有某种继承衣钵之类的东西了？那如果你没有学生，等你退休的时候你打算把你的宝贝PASIV怎么办？”

　　他微妙地笑了：“这是个好问题。我07年就立了第一份遗嘱。”

　　我叫道：“这也太直接了——”

　　他则说：“有这样一份工作意味着你必须趁早开始计划后事。”

　　我们走到窗台前，一个半人高的玻璃柜上面放着主人家儿孙满堂的照片。他注视着那些陌生人的笑容，然后忽然抬头看向我。

　　“原来我就觉得他死在我前面比较好。他不是自我克制的类型；这样的人不适合当鳏夫。我猜想我更适合哀悼。”

　　他说到一半我才反应过来他指的是什么。这突如其来的话让我瞪大了眼睛——紧接着我就看见他飞快地偏过头去，然后又回过来。他闭上了眼睛，他的眼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他的呼吸急促起来。几秒钟后一切都消失了。他重新睁开眼睛看着我。

　　“原谅我，”他说，“我说太多了。”

　　如果这也算说太多的话，我在想，那些在空床上失眠的夜里，阳光和儿童的嬉戏声钻进大房子里的午后，一个人还能独自思索多少从没有开过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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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夏天我要开始驻院见习，我在五月初回家稍呆一段时间，计划在月底回去开始那昼夜颠倒的日子。五十九岁上，爸爸打算退休。他在过去的三五年里其实已经很少进入梦境。一年前的那次——那次开始就是一次例外，他们有一个棘手的目标，他说服了Arthur和Eames，他们都以为这样最万无一失。在后来的这一年里他只跑过几次练习，彻底转成顾问和导师。

　　James自打从学校搬出来之后就没再回家里住，他租的单间公寓在离威尼斯栈桥五百米的地方，那边租金更便宜，有更多年轻人，更吵。Arthur也要搬家了。他说他打算把老屋子卖掉。

　　那个五月我频繁地造访他在圣莫妮卡的黄色小屋，帮他翻出地下室里多年来沉积的杂物，一个一个放进不同的纸箱子里。帮他摘下墙上的油画，拿走壁炉上的相框。擦洗酒柜里的玻璃瓶。他的卧室里有一个柜子的书，都是些老小说，侦探的历险的和鬼故事，居然还有艾米丽·勃朗特。我瞥到一本萨特，所以我想我知道雷蒙·福斯卡是从何而来了。

　　“你觉得雷蒙·福斯卡怎么样？”我把一堆书从一个书架挪到另一个的时候说。

　　“不是我杯茶，”他说，我笑了。

　　“你觉得他太虚幻了？我看的版本的前言里说那是存在主义。”

　　“开头的部分还让人觉得有所启发，但是看到后半就厌烦了。一切历史都那么琐碎乏味。也许它就是要制造这种印象？”

　　“所以你为什么偏偏挑了这一本？就因为它名字有趣？”

　　“就因为它名字有趣，”他肯定地说，“我跟你看的会不会碰巧是一个版本？我的封面上有三个人，每个人上方的天空都有一轮弯月。有人告诉过我那是隐喻死神镰刀的形状。”

　　我摇摇头，他指了指梳妆台：“就在那。”

　　梳妆台上面堆着两三本书，我从侧面看它们的书脊，压在下面的一本是波伏娃的译本。我把它抽出来，拿起书坐到他卧室里的那张小沙发上。它并不是一本新书，看起来稍微有点年头，当我翻开它的时候，我看到里面夹着一张书店的小票。时间是十一年前；地址的最后写着伦敦。

　　我克制住自己不要抬起头看他。他也许在看我，我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表情。我把书合上，又端详它的封面，然后把它放在茶几上。

　　“没事的，”我听见Arthur轻声说。

　　“我真——我真抱歉，”我抬起头看他，“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

　　“我什么都有了，Pippa，”他叫住我，“没有什么再需要的了。”

　　“你想他吗？”

　　“是的。”

　　我说不出话来。

　　“别害怕，”他只是说，他的表情出乎意料地温柔，就像他已经有了世界上一切问题的答案。

　　“这些书是他的？”我问。

　　“大部分。”

　　“我不知道他喜欢小说。”

　　“他是个万金油。你知道他的姓和名字是什么？”

　　我说：“Eames不是他的姓？”

　　“还真不是。”

　　“我都不知道。”

　　“他不怎么热衷于保留真实身份。他也从来就不喜欢给政府干事。但是帮你爸爸除外。”

　　“你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在一个梦里，”他说。

　　“你尝试过入梦剂吗，”我犹豫地说，“爸爸说……我知道那是可以的。”

　　“不，”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你爸爸是个幻想家。那无济于事。”

　　“那还可以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Pippa。没有怎么办。我有时候想，只有会死的人才会死，不是吗？可是这么想也无济于事。人都是要死的。”

　　“你对你自己太苛刻了。”

　　他摇摇头。“我总幻觉他其实从没有在梦境之外生活过。他早就不存在了。在档案和卷宗里他早就没有了。伊拉克的沙尘暴——消失在那里面了。UKSF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退的时候他就跟他们闹翻了。他知道他们不会放任他成为一个潜在的危险。他们想让他蒸发得更彻底些，不过他自己准备好了消失的办法。从那以后他就已经不是他自己了，他是一百个身份加在一起的那个伪装者。于是你以为，这样的人不会死，不是吗？他死了还是活着，对这个世界来说都算不上一个人口。所以他怎么会死呢？他今天死在一本护照上，明天拿着另一本护照又闯进你的家里——这样的事情他不是没有做过。但是今天，别人告诉你他死了。你在工作，在一个梦境里跟他打一个照面却不能说话，他继续往前走，结果却像爆破的气球那样消失了——然后你的梦也坍塌了，你一睁眼看见他在血泊里。他们告诉你他死了。没有尸体，没有葬礼。你必须要接受——”

　　他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我吓了一跳，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像是地震了或是怎么一样——然后他竖起一只手告诉我没事。我这才觉得自己尴尬了。他伸手去摸旁边的床头柜，但上面什么也没有。“你到床上躺一会儿，”我说，迈一步到他旁边，把他扶过去，“我去给你倒杯水。”

　　他站起来以后咳嗽渐渐停了，但他还是和衣靠在了枕头上。

　　我拿着一杯水回来，他说：“我在想，Phillipa，我在想你会不会愿意赏光给我读一段书？”

　　“波伏娃？”我问，把水送到他手里。

　　他点点头。我坐回到原来的位置，重新拿起那本小书。“你想从哪里读起？”

　　“哪里都可以，”他说，“看你的。”

　　我翻了翻，然后把书摊开到将近结尾的部分。

　　我开始念：“‘您已经在未来的深处，’他说，‘您看到现在这些时刻，都像已经属于过去的了。过去所做的事如果只看到它们死亡、涂了香料的一面，就都显得荒诞无稽。卡尔莫在那二百年间是自由和伟大的，在今天这点打动不了您的心；但是，对于热爱卡尔莫那的人们，卡尔莫那意味着什么？您是知道的。’”

　　我停下来抬起头看他。他朝我眨了眨眼睛，我当做是许可了。

　　“‘如果一切都消逝了，您会变成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说。
　　花、钟、黄条纹护墙纸……我若离开这些东西，我到哪儿去呢？我若不再听从他们，我做什么呢？
　　‘应该生活在现在，福斯卡，’他声音急促地说，‘跟着我们，围着我们，这也是为您自己……您应该把现在看作是重要的。’
　　‘但是话在我喉咙里咽住了，’我说，‘想望在我心中枯萎了，动作也在我指头上凝住了。’”

　　他闭上眼睛，在床上放松下去，我能感觉他紧绷的肩膀逐渐沉进枕头与被单之间的那柔软的凹陷中。我继续读着。在我快读到一页的尽头时他猛地抽动身体，然后睁开了眼睛。

　　我停下来看着他。他的两只眼睛睁得硕大，盯着天花板。

　　“是我又吵醒你了？”我问。

　　他缓缓转过来看我，仿佛挣扎片刻后才说出话来：“没有。没有的事。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累了。”

　　“要不然休息一会儿？”

　　“你继续念可以吗？”

　　“当然，”我说。我低头看书页上的句子，翻过了几页，找到一个新的自然段又继续念下去。

　　“我抬起眼睛，”那本书说，“看见没有月亮的夜空、灯火辉煌的房屋门前、树、还有周围的人群——她的同类。我知道联接世界与我的最后一根绳索刚才断了，这已不是玛丽亚纳的世界，我已不能用她的眼睛凝望这样的世界，她的目光已经完全隐熄了；即使在我的心中，她这颗心的跳动也停止了。‘你会把我忘了。’这不是我把她忘了，是她飘离了这个世界，而我又走不出这个世界，是她飘离了我。在天空下、水面上、大地上留不下一点痕迹，在任何人心中留不下一点痕迹；哪儿都不空，也没有少了谁，到处是满满的。相同的水花，又各个不一样，一滴水也不缺。”

　　我再次抬起头看他——他这一回像是真的睡着了。我停下来，屋子里变得很安静，但他稍稍偏着头，一动不动地躺着，我合上书以后他一点反应没有。

　　我又静坐了几分钟，抬头看着他卧室里的陈设。他在睡梦中的呼吸也很轻。我把书放在他的床头柜上，然后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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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的最后一周，我看见爸爸的书房里来了客人。我见过他一两次，是那个胖胖的中东药剂师。他的头发稍微花白，但皱纹很少，很不显老，看起来比爸爸还要年轻。

　　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但当他从走廊里出来的时候，他向我笑了笑。

　　“Cobb小姐，”他叫道。

　　“好久不见，我给你倒点什么喝的吗？”我问。

　　“不用了，”他说，“祝好。”

　　之后的几天下午我都去见Arthur。他喜欢我给他念书，那些Eames剩下来的老派小说。离事故已经将近一年，Arthur的睡眠开始变得好些，体重也增了一点。这一年里他都没再工作；每三个月爸爸就逼他去做一次体检，我陪他去过一次。

　　梦境分享的三个创始人之一是弗洛伊德的学生；爸爸在认识外公之前是认知的博士，Arthur也曾经在社会心理学实验室里呆过，他们都在职业的道路上巧妙变轨，转投向精神分析基础上的梦境技术。这些人——这些迷恋于脑海中的世界之奥妙的人——总想钻得更深，再深一些，到你自己都完全不知晓也不能控制的潜意识深处去。随之而来是的一种幻觉，仿佛具象的物理的身体是最为可以控制的。但一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体察自己机体的痛苦凋零，预料它的不测呢？有的人一发现癌症就已经是晚期，只能回家等死；有的人走在每天上班的路上，却在公共汽车事故里丧命。人都是要死的；但你不知道何时何处。最可供触摸的肉身，也同样如沉睡在潜意识深处般不可知晓。

　　那次Arthur说：Eames不适合当鳏夫。我想Eames是永远带点即兴发挥地生活着的那类人；而Arthur才想要控制他所不能控制的一切。有的人死在舞台上戏剧的高潮时分；有的人口袋里揣着鹅卵石，死在反复设计、精心策划的河流里。

　　在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我看见他把PASIV的黑色匣子又从柜子里拿出来，摆在餐桌上。他有几支装在塑料瓶里的试剂，他把它们吸进泵中。

　　“Pippa！”他叫道，我不知是我的想象，还是他的语气里真有那么一丝轻快了。

　　“今天有什么大计划？”我问。

　　“没什么，”他说，“我做了一点桃子酒，在冰箱里。麻烦你把它拿出来倒上两杯？”

　　我照办了，然后他放开他的器械，坐到沙发上，我们干掉了小半瓶。然后他把PASIV搬到卧室去。

　　“你想要这些书吗？”他突然问，指了指书架。

　　我抬头看那半面墙的书。一瞬间我像被附身一样，眼前浮现我其实从未见过的种种场景——旧金山，伦敦，巴黎，香港，蒙巴萨，印度尼西亚的雨林，蒙大拿州的漫天大雪——他们曾经走过的世界的角落。我要承认我其实并不了解他们，而我也永远不会了。人都是要死的。我看见那黑色的书脊，白色的印刷体书名，它跻身在其中某处，从不声张，但有一天要掉落下来。

　　我回过神来点了点头。“当然。我还可以问问James。有的他可能喜欢看。”

　　然后Arthur问：“你能帮我再倒一杯水吗？就像上次那样？你知道玻璃杯在哪里。”

　　“当然，”我又说。我轻轻掩上门出去，我觉得我全身都在发抖，但我要装得像没事一样。我在餐桌前面告诉自己要深呼吸，攥拳，稳住颤抖的手倒了一杯水，又干等了几分钟才又往他的房间走。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坐在沙发上，PASIV打开放在茶几中央。

　　“你想让我在这等着还是出去？”我问。

　　“随你愿意，”他说。

　　我点了点头。我看着他把针头从PASIV里拉出来。

　　“让我帮你吧，”我说。我拿了一个小的靠枕，放在他的背后。这就是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了。

　　镇定剂开始起作用，他全身都放松下来靠在沙发上。他的眼睛也闭上，他的表情看起来只有安静。我站在茶几边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但我知道他也不会再知道我还在这里了，所以一切都并不重要。于是我拿起桌上那杯水离开了房间。在我把门关上之前，我转过头再看了一眼他的脸。

　　他在梦中微笑着。

　　完

　　2013.6.13.
　　为了更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