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扬散文随笔集》凌扬

35、两毛钱的生命死了

　　两毛钱的生命死了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是快乐也是幸运的，然而仍在腹中，还未有知觉的胎儿已经感觉到了不平等。这个社会上有富裕的人，有贫穷的人；有当大官的人，有当小官的人，有当平民的人；有经商发达的人，有耕田种地的人。仍在腹中，胎儿因父母的因素而享受到的待遇便很不同。

　　但是上述的一切的不同，包括阶级的不同，对于一个人与一个人来说，生命都是同值的。因为身份的不同而鄙视、漠视别人的生命与权利，那只能用“禽兽”一词来形容。

　　在中国，壁垒分明的阶层，曾经给数千年来的同胞以屈辱与哀叹，直到现在，以优越眼光剥削贫下眼光的现象还屡见不鲜。造成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制度建设上的疏漏与不完善；二是人民受到的教育程度仍相当有限；三是大环境下人们道德上的遗忘。

　　有的时候，发生在那个时期的任何一个事件都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因为它几乎是带有如此广泛的普遍性，通过剖析它，便能看到当时社会的大概弊端与矛盾。

　　当一群相同处境的人住在一起，是不会有太激烈的争执的，但是当与另一群不同处境的人哪怕是因小事发生争执，都会酿成很大的事件。两个群体之间发生冲突时会在其中渗杂歧视的言行，让一方感到不公平，于是潜藏在心底的不平衡便会爆发出来。

　　官与民这两个群体的冲突由来已久，而民在中国社会里总是处于弱势。当官不太扰民害民的时候，民是不会感到社会不公的，但当为官的对民的诉求置之不理甚至对民进行驱赶的时候，民的无助便尽显无遗。

　　在这个时候，民能应该做什么呢？一个人、一群人可能会为一件事的解决跑十年八年，碰到三五官员七八部门，这放之于全中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然而一个人、一群人往往便因为这三五官员七八部门而认为中国的官员的部门就是这样，从而对自己身处的国家产生极大的失望以至绝望，要。

　　这是中国人民的悲哀，因为没有人替他们作主。

　　中国人民从来都没有真正站起来过，更不用说当家作主了。不知是不是中国人都喜欢服从、喜欢对权贵卑躬？

　　看看新华社的这一则新闻：2004年5月19日，吉林乾安县仙字乡动字村约80余名群众集体到达县政府，准备向有关部门反映与相邻的锁字镇前训村发生的草地纠纷问题，但是当大家行至县政府二楼时，楼上出现了四五名干部模样的人向他们进行驱赶，拥挤间，一个年仅16岁的农村少年陶汉武摔倒在地。

　　想像一下80多人拥塞在楼道的情景，陶汉武的摔倒，是相当危险的。看这则新闻时，到这里，我不期然想到了高中课文上的那篇关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文章。但是救人者原来还只是那一群无财无势的人，另一群拥有从人民中得来的财富、得到的“权势”的人，却在一旁袖手旁观见死不救。

　　陶汉武的父亲陶金城现场对陶汉武进行抢救，并大声喊人叫救护车。穷困的农民哪有电话，于是向在场的县政府工作人员请求帮忙，用他们的手机给120拨电话，结果对方答“没手机”。大家又请求借用政府的固定电话叫救护车，对方回答“电话不好使”。此时陶汉武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当父亲的也顾不上什么尊严、人格了，当场给政府的工作人员跪下来，悲声切切。对方的态度依然是决不理会。

　　事件到了最后，有个村民跑到公用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陶汉武才得以被送到医院。

　　陶汉武到了医院后，因为大家都没有钱，医生看陶汉武气息奄奄，便对在场的人说别用药了，救不了了。此时，群众仍对县政府抱有一丝希望，于是打去电话，希望有关同志能帮助说个话，让医院先抢救孩子，然后再筹钱。结果电话一直没人接。

　　陶汉武死了。年仅16岁。虽然觉得可惜，然而如果长大后无力改变现状，面对的还是那样一群人面兽心的人，还真不如早死了。可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凭谁说他日后无力改变现状呢？他可能是日后中国的□□，或中国第一富人，但是他如今死了，所有一切的可能都消失了。死者无言。生者如其父，却在哑受着失子、无助的痛苦。

　　事后，有一位姓刘的中年男子说：“也许两毛钱的电话就能挽救这个孩子的命，可作为政府的干部，竟然连一个电话都不给打，即使是普通人，救命第一这点做人的起码良知总该是有的，况且他们又是代表政府形象的公务人员。”一条生命两毛钱，贱！就是因为太贱了，在某些人的眼中，与路边的猪猫狗没有什么分别，死不死没所谓。最好死也走远一点，别在自己面前死，影响自己的心情。

　　官官相护有错不纠几乎成了中国官场的通病。当乾安县委政法委书记高晓天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他回答因事件发生时间比较晚，干部都下班了，所以没有干部帮助抢救生命。再被记者追问时，他说我知道这个消息时已经很晚了，这一情况我不了解。

　　县政府的人在下午15时30分左右便都下班了。也就是说当时那批群众是擅自闯入县政府的，一切都是咎由自由。县政府不追咎他们未经批准非法集会、冲击国家机关已是仁至义尽了！

　　一群县政府大楼里的人15时30分左右便走得干干净净，整座大楼便空空溜溜，乾安县究竟是那么太平无事，还是身为国家干部、公务人员的人偷懒不负责任？难道这又是有乾安县特色的上班制度？！

　　这一个事件，处处看出了民众在官员面前的力量缺失。作为读者都看得义愤填膺，而身处其中的公务人员缘何却无动于衷冷血袖手？这其中，他们自小受到的党的良好教育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之中有的是党员吧，他们是凭什么入党的？他们冷血是因为刚好早上没有学习、放松了头脑的警惕吗？

　　权力的来源来自于上级，而非他们面对的群众，他们是这样的有恃无恐肆无忌惮。有权免他们职位的来自于上级，而不是他们面对的群众，他们是这样的无情冷漠爱理不理。

　　身为官员，当然希望辖下平安无事，现在来了一群人上访告状，破坏了当地的清平世界荡荡乾坤，也真的是太不识抬举了。而且这样的事件一旦惊动上级，自己可能便职位上升有难，因此他们既充当了“杀人凶手”，又充当了“冷血旁观者”。用这一个理由来揣测他们，他们不会告我毁谤吧。

　　身处困难中的群众向官员的每一个请求都遇到坚冰似的冷面孔与无情的否决，这样的心情，即使如我现在想像起来都觉得难受与绝望。

　　想起了几个小时前《新闻会客厅》的那个为妻女的权益而四处奔波打官司的父亲，他说他曾经想过从天安门城楼上带下去以结束生命。这是切切实实的对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的绝望了，对能够公平解决自己问题的人感到了绝望了。一句话，对国家绝望。国家不能给他以公平公正，他无路可走，只有死路。

　　现实中，有过多少这样的人呢？

　　同一版的《南方日报》还有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文章，说□□在福建、上海考察时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着眼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着眼于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着眼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抓改革、求创新、谋发展，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精神支柱和文化条件。

　　看到这样的一则漫画，台上一个官员在滔滔不绝大讲“三个代表”、廉政为民，后台两个警察却手拿着手铐说：他快说完了！

　　金钱挂帅的社会、蔑视贫下的作风，在时下的社会举目遍地。医院因为病人没有钱，丢下不管，任其自生自灭，即使病人躺在医院里！陶汉武或许能有一救，但是因为没有钱，医生便懒得做任何抢救措施了。

　　医生的收入与红包、获得的药品的推销额相连，医生的救死扶伤的宗旨便抛诸脑后，沦落为市井中一些唯利是图一样的小人。

　　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有关部门的维护与帮助的事情时有发生，如新华社5月25日的一则新闻：一名只有9岁的小女孩在深夜熟睡中被歹徒抱走□□，受害者家属和村民三次拔打110报警，可三次都没有出警。一位村民气愤地说：“这里离城区不到两公里，只需几分钟就可以赶来，要是民警来了，拉响警报器都可以把歹徒吓走。”但直到第二天上午接近11时才有民警前去查看现场。

　　5月27日《焦点访谈》说了关于官员瞒报遇难矿工的问题，看着那一个个受害者家属的哭诉，虽铁石心肠的人都会心有戚戚。难道官员比石头更铁石心肠？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为了个人的前途，人民的所有的权益是可以弃这不顾的！

　　1940年，蒋经国在他的《训练日记》中说：说了不做，或则做了不彻底，讲明白了而不能做到，这是各机关所犯的最大毛病，只有用训练方法才能够纠正这种缺点。于是他决定对一些公务员进行有计划的军训与思想教育。至于成果显著不显著，我无从知晓。可他所说的这些毛病，我想放在时下也没有过时。

　　我辈无权无势的人，似乎称之为人民是太抬举了，称之为平民倒为合适一点。要问人民与平民的区别，我只能说人民是平等的，无论有钱没钱有权无权总统还是个人。而平民与有财有势的阶层却是不平等的，有时还是对立的，平民的权利是施舍的，要看别人的面色，在维护自身的权益面前无能为力。

　　呜呼，谁叫你在中国生而为平民呢？生而为平民，你就只能等待陶汉武一样的命运！

　　凌扬/2004.5.28/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