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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世:缘起情深(第二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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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解决了继承人的问题后,志得意满,加上年龄增长,开始耽于享乐,大修宫殿、佛寺,又修建歌功颂德的“天枢”。我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年少美姿容,常傅朱粉、穿着华丽的衣服。武承嗣、武三思等都争着追捧他们,甚至为他们执鞭牵马。当时,我已经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暮年,老病缠身以至于长时间不能上朝,对朝政的控制力下降,我将二张兄弟当做耳目。二张逐渐插手朝政,陷害宰相魏元忠,不仅跟大臣结怨,也使得我回归李唐、传位太子的形势发生逆转,引起了政局的复杂化,母子、君臣关系也因此空前紧张起来。我的孙女永泰公主因与丈夫武延基和邵王李重润一起议论二张,被构陷处死。
神龙元年正月,我病笃,卧床不起,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侍侧。宰相张柬之、崔玄暐与大臣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交结禁军统领李多祚,佯称二张谋反。于是发动兵变,率禁军五百余人,冲入宫中,杀死二张,随即包围武则天寝宫,要求我退位。我被迫禅让帝位与太子李显,随后徙居上阳宫(洛阳禁苑之东)。李显上我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武周一朝结束。二月,唐朝复辟,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等皆复旧制,复称神都为东都。
神龙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武在上阳宫的仙居殿病逝,享年八十二岁。遗诏省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并赦免王皇后、萧淑妃二族以及褚遂良、韩瑗、柳奭三人的亲属。神龙二年五月,与高宗合葬乾陵。
虽然唐室依照我的遗诏谥号,后来仍有数次修改:
唐隆元年,改为天后。景云元年,改为大圣天后。延和元年,改为天后圣帝,不久后,改为圣后。开元四年,改为则天皇后。天宝八载,加谥则天顺圣皇后。我被立为皇后以后,把反对我做皇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逐出朝廷。这对于我来说,是杀鸡儆猴,但这些关陇集团和他们的依附者,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既得利益的保守力量。把他们赶出政治舞台,标志着关陇集团从北周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统治的终结,也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同时我还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
一是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雄阳城南门,亲自临试。”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二是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准许官吏、百姓自荐,以免荐举有所遗漏。三是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即由州县保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天授元年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另外,长安二年,还“初设武举”,扩大了选官范围。
我的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如姚崇、宋璟等。我一朝号称“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著名的贤臣均在其列。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此外,我在同高宗共同执政时,还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更加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后出现“冠冕皂隶,混为一谈”的情况;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界限便逐渐消失,凡是姓郑的都自称荥阳郑氏,姓李的都自称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无从辨别其为旧士族还是新士族。我整顿吏治,严惩贪吏,拔擢贤才。我承袭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尝与宰相议及刺史、县令”,并派遣“使者以六条察州县”,考核州县官吏是否清正称职。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吏,不论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反之,对于贤才则破格拔擢。我对于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非常器重,对于有才能有学识的人士非常赏识,并能对其一一加以重用。
由于我能够注意整顿吏治,赏罚严明,赏其当赏,罚所当罚,明察善断,有知人之明,因而能从广泛搜罗人才中拔擢贤才以为己用,正如《资治通鉴》所评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广开言路,注意纳谏
我对纳谏的重要性有深刻的理解,在建言十二事中,“广言路”、“杜谗口”,也占了重要地位。垂拱二年三月,我还设铜箱子于朝堂,鼓励群臣上书言事。
我虽然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但是,我对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却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予追究。在我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下情得以上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任用酷吏
我的统治稳定之后,开始启用酷吏。为巩固统治,我使用了极其严酷的手段。为掌握国家统治大权,我毒死了已立为太子的亲生儿子。称帝第二年,我便用两大酷吏之一的来俊臣杀了另一个酷吏周兴;至万岁通天二年,杀死来俊臣,结束了酷吏政治。
经济重视发展农业,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我称“天后”时,就在建言十二事中建议“劝农桑,薄赋役”。为贯彻诏命,朝廷规定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以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作为重要标准,如果州县官吏所在地区“田畴开辟,家有余粮”者则予以奖赏;反之,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则加以惩罚。掌权以后,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又延揽农学家编撰了《兆人本业记》颁发到州县,作为州县官劝农的参考。此时均田制开始瓦解,民户逃亡现象开始普遍。对于土地兼并和逃亡的农民,也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因此,我统治时期,社会是相当安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户口也由唐高宗永徽三年的380万户增加到唐中宗神龙元年的61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0.721%。这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也是反映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数据。但民户的逃亡,也使政府税收受到了损失,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我为了称帝尊崇佛教,大修庙宇,建造规模宏大的明堂、天堂,这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文化
我曾召集文学侍臣周茂思、范履冰等人编纂《要览》《字海》《乐书要录》等书。其中,《字海》收录有所有武则天首创的则天文字,全书已散佚 。《乐书要录》为唐代一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乐律文献,除少量内容因袭就说外,多富实践意义,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全书共十卷,今仅存第五、六、七卷。
在军事上,由于称帝前后杀了一大批能征惯战的宿将名帅,更由于均田制的逐渐瓦解,使得府兵减少,国家防御力量较弱,导致在一段时间内对外战争频频失利。安北都护府、漠南、漠北在高宗死时仍然被唐朝统治,滥杀程务挺、弃用王方翼等名将,更使后突厥扩张占据漠南、漠北。我几乎将太宗、高宗辛苦经营的安北、安西全部放弃。但随着统治的稳定,我又逐渐挽回了颓势。
西域
唐太宗时期,唐朝占据了西域。唐高宗后期至我在位时期,唐朝与吐蕃为争夺西域烽烟不息,安西四镇时置时罢。咸亨元年四月,吐蕃攻陷龟兹拨换城,唐朝罢四镇。咸亨四年,安西四镇复归于唐朝;仪凤三年,吐蕃进占安西四镇,仪凤四年,崔知辩击吐蕃,再次收复安西四镇;同年,安抚大使裴行俭平定匐延都督阿史那都支等人的反叛;垂拱二年,我在平定内部徐敬业之乱以后有意笼络人心,显示其“ 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将以息边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故下令放弃安西四镇。载初元年,吐蕃趁机进占安西四镇。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等率军击破吐蕃,重占安西四镇。从而结束了唐蕃在西域反复争夺的局面。
长安二年,我于庭州置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取代金山都护府,管理西突厥故地,仍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巩固了唐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的管辖。此举使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促进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在北方,□□在唐太宗时期被灭国。唐高宗调露元年,单于大都护府下属突厥酋长阿史德温傅、奉职率所辖二部反唐,立泥熟匐为可汗。永隆元年,礼部尚书裴行俭在黑山大破突厥,擒获奉职,泥熟匐也被杀。次年,裴行俭等又平定突厥阿史那伏念叛乱。但在光宅元年,抗击突厥的大将程务挺因替宰相裴炎申辩而被武则天杀死,突厥人为此欢庆。我在位五年,即天册万岁元年十月,篡位的默啜可汗为了争取中原王朝支持遣使请降,武则天册授他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后来默啜因帮助平定契丹有功而被封“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万岁通天二年三月,我应默啜之请,将六州降户数千帐送交默啜,并给他谷种4万斛、杂彩5万段、农具3千件、铁4万斤。圣历元年六月,我命内侄武延秀前往突厥,准备娶默啜之女为妃。默啜以武延秀非李氏为由不但不允婚,反而将其拘留,并扬言要用武力帮助李氏恢复唐朝。我起先命其内侄武重规等领兵45万反击默啜,但毫无成效。我不得已立庐陵王李显为皇太子,又任命李显为河北道元帅,募兵讨伐突厥;但实际领兵出征的是副元帅狄仁杰。默啜得知唐朝大军将出发,即将从赵州、定州掠夺的男女8、9万人全部杀死,一路残杀百姓,饱掠而去。一些大将虽拥有重兵却不敢逼近默啜。狄仁杰领兵10万,到赵州时,突厥已经撤退。他一面安抚百姓,又严令部兵不得侵扰百姓,河北才算安定。此后,默啜恃强一再侵扰北疆,采取时和时战的策略,双方关系时好时坏。
营州之乱
在东北,武则天时期契丹崛起,万岁通天元年,因营州都督赵文翙暴虐无道,契丹人、松漠都督李尽忠和旧城州刺史孙万荣起兵反周,进攻河北地区。我曾三次派兵讨伐,损兵折将,在奚和突厥帮助下才得平定。
我天生多智略,兼涉文史,颇有诗才。曾召文学侍臣周茂思、范履冰等编纂《要览》、《字海》、《乐书要录》等书,有《垂拱集》100卷、《金轮集》10卷,今已佚。另撰有《臣轨》2卷,原书久佚,现有《粤雅堂丛书》本,据日本《佚存丛书》本刊行。
《全唐诗》收录有其诗46首,如《如意娘》、《曳鼎歌》、《唐享昊天乐》(第一至第十二)等。《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补其诗3首、诗序1首。《全唐文》录有其文4卷。
书法
除精通史籍诗文之外,我还精于书法。尤其精于飞白书和行草书。所谓“飞白”就是在笔画中具有丝丝露白特点的书法,难度极大,但看上去却极为高雅。当年我曾以飞白书把大臣姓名写出来赐给他们,有大臣就上表说:“蒙恩作飞白书,题臣等名字垂赐,跪呈宝贶,仰戴琼文,如批七曜之图,似发五神之检。冠六文而首出,掩八体而孤骞……钟繇竭力而难比,伯英绝筋而不逮。则知乃神乃圣,包众智而同归;多才多艺,总群芳而兼善。”我的书法造诣于此可见一斑。
武周圣历二年二月初四,我由洛阳赴嵩山封禅,返回时留宿于缑山升仙太子庙,一时触景生情而撰写碑文,并亲为书丹。碑文表面记述周灵王太子晋升仙故事,实则歌颂武周盛世。笔法婉约流畅,意态纵横。碑额“升仙太子之碑”六字,以“飞白体”书就,笔划中丝丝露白。碑文33行,每行66字,行书和草书相间,接近章草书体。碑文上下款和碑阴的《游仙篇》杂言诗、题名等,分别出自唐代书法名家薛稷、钟绍京之手。历代书法爱好者都视“升仙太子碑”为书法艺术珍品。此碑书体极草,多用侧锋,尚存一定古雅之气。
当我还在幼年襁褓中时,袁天罡一见到武则天的母亲杨氏便吃惊地说:“夫人的骨相,一定能生贵子!”母亲便把两个儿子武元庆、武元爽领出让袁天罡相面,可是袁天罡一看说可以官至三品,只不过是能保家的主儿,还不算大贵。杨氏又唤出姐姐(后封韩国夫人)让袁天罡相,袁天罡称“此女贵而不利夫!”最后由保姆抱出穿着男孩衣裳打扮的我,袁天罡一见襁褓中的武则天大为震惊,说她“龙瞳凤颈,极贵验也!”但又遗憾地说:“可惜是个男子,若是女子,当为天下主!”
情诗诉衷情
唐太宗驾崩后,作为才人,我居感业寺为尼。此前,我就和太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有过感情。在感业寺,我写下了情诗《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我到了晚年,还常默诵这首诗。
我与李治既是夫妻,也是政治伙伴。在李治驾崩后,我撰写的祭文情真意切,要求一定要和李治合葬。二人的墓是按照合葬墓的规格建造的。
武则天为改革文化,创造了则天文字。部分则天文字还传到日本、韩国,甚至成为某些日本人的人名用字。
我称帝前一年,改名为“曌”(zhào)。曌是“照”在则天文字中的写法,取“日月当空”之意。又作“瞾”,取“双目当空”之意。我认为自己好像日、月一样崇高,凌挂于天空之上。
大享明堂
明堂既是布政之宫,也是敬神之所,为我“至尊所居”,是皇权的象征,大享明堂,是我当政时的重要政治活动。武周革命前,武则天五次大享明堂。
实际上,从明堂建成,历经我称帝,从永昌元年到长安四年,几乎每年元日、冬至都在明堂大朝大祀,明堂圣殿成为了正殿,成为了她的统治中心。
武则天的男宠数量很多,为了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圣历元年,我成立了控鹤监。久视元年初,我又将控鹤监改为奉震府,由张易之、张昌宗二兄弟管理,俨然成为历代皇帝的“三宫六院”,张氏兄弟就像是东西宫的“皇后”、“贵妃”,成为我的“妃嫔”总管。
无字碑位于我与高宗合葬的乾陵,整个陵园规制仿照唐京长安城。墓前有两块碑,一块是高宗的墓碑,上有我的题词:另一块是我的无字墓碑。因为我既是皇帝又是皇后,别人不知如何写碑文,所以没有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