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爱上欧阳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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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我爱上欧阳修实则始于偏爱韩文公。
欧阳修始承韩愈，更把韩愈的古文运动在宋代发扬了一把。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他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
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大获成功：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他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除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而在北宋自欧阳修之后又一大变，具是一改淫靡的文风。
欧阳修继承韩愈的不仅仅是文风，同时秉承了他的哲学理论，却更胜之。
韩愈认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就是说，人性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情是后天产生的。
性的内容表现为仁、义、礼、智、信（五德），情的具体内容表现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性情人人都有，但程度不同。他认为，这种差异也是天生的，因而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相应的情也有三品。根据这种理论，韩愈提出对上等人用“教”的办法，对下等人用“制”的办法，使之“畏威”。这种理论同董仲舒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 “中民之性” “斗筲之性”一脉相承的。性三品说，必然导致新的英雄史观（conception of history as determined by heroes）。我认为这是当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
韩愈的这种观念并不是不好，正相反，现在大部分的中国的学子们缺的就是这种情操。然而，过优则不及，其文风过于犀利，素有狂名，不能区分个人之小义和国之大义，甚为酸腐。当时的寒士傲骨、拼死上谏只为身后名的也不在少数。然而，学成却不能为国家所用有何意义？学成而不能回报社会有何用？即使是唐太宗这样的英主，也好几次起了杀魏征之心，何况别人？人孰能无过，一味抨击讽刺直言不讳就能让他改变注意？
深知刚过易折这个道理的欧阳修，承韩愈之秉直，在文学和政治方面却更胜之，在文学上欧阳修继承韩愈“文从字顺”的传统，但避免了韩愈尚奇好异的作风，散文内容充实，迂徐流畅；叙事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又严密，语句轻快圆融而不滞涩。欧公淹贯经史子集，不愧一代文学大家。
欧阳修在吏治上同包拯齐名，合称：包严欧宽，这在当时是广有威名。当年欧阳修进入仕途，恰好是国家稳定、国内矛盾日益凸显的时期，如何肃清吏治、如何富国强兵、如何克服国家稳定之后随之而来的种种弊端，便成为欧公等一批有社会责任心的士子思考的课题，于是他们的文章就容易有的放矢，切中时弊。欧公在知谏院时的一系列奏章和那篇激动人心的《朋党论》，把文章的导向一下子扭动了一百八十度，他身边聚集的后进之辈越来越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逐渐取代钱惟演、刘筠而成为北宋文学的主流，甚至得到了宋仁宗的肯定和赞扬。
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欧阳修的词不是最好的，因为有更多重要的事需要他，宋朝真正有为的宰相都很少写词，只有像晏殊那样的人，才拿写词当正经事干，难怪王安石瞧他不起：为宰相而沉溺于小词，这样的人要能把国家治理好才算见鬼呢！
欧公之美，美于气质，美于胆魄。说时事，办实事，被贬后作《醉翁亭记》，这份豁达无人可比，这样的人怎么会不让人神往，不让人喜爱？
午夜梦回，又见欧公，皱眉不语，桌上烛火微弱，隐约有奏章于桌上，某幻定睛一看，朋党论也。又见欧公面容肃穆，似有戚戚，正想上前安慰一番，突然碰上其清亮眼神，心跳加速——啊 >_< III 竟然就这么醒了~ 555……我的欧公，我的美男！！
幻海信手涂鸦，今夕依然是“清辉不足”呀！见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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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史学大家李之亮教授的一段话：
“……如果我们把《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都翻开，不难发现，宋朝真正闪光耀眼的，还是那一篇篇浸透着仁人志士爱国情怀、充满着对社会对人生对科学深刻思索、对百姓对民族对国家命运焦虑、对经学勇于探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优秀散文！宋诗做为散文的羽翼和附庸，也同样具有相同的特质。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宋代的诗文成就是群体性的、时代性的、高水准的。
明朝有人编了一本《唐宋八大家文选》，这件事做得既好又不好。说它好，是因为编者总体的
感觉不错：先秦之后的散文要属唐宋；唐宋的散文精华按比例切割，唐占四分之一，宋占四分
之三，基本符合实际。说它不好，是因为他所选的宋代六大家给后人形成了一种局限和误导，
首先，宋代散文巨擘绝不只六家；其次，他选择的态度上带有明显的门户之见：三苏、曾巩、
王安石都是欧门弟子，独立于欧门之外未经欧公揄扬的人，一个也没能进入他框定的“大家”
行列，这很显然有失公平。
后学之人不明就里，沿着这个框架去读书，去研究，其结果是把目光都集中在了这几个人身上；其次这所谓的“六大家”果真是宋朝散文成就最高的代表人物吗？恐怕也很值得商榷。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两个疑问：一、宋朝的散文，编者都细细读过吗？二、确定一位作者是否大家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宋人的原著，不妨翻开《四库全书总目》，看看清人的提要，或许能给我们不小的启发。该书卷一五二田锡《咸平集》提要云：“当时已重其言，故其没也，范仲淹作墓志，司马光作神道碑，而苏轼序其奏议，亦比之贾谊。”同卷韩琦《安阳集》提要云：“其辞气典重，敷陈剀切，有垂绅缙笏之风。”尹洙《河南集》提要云：“所为文章，古峭劲洁，继柳开穆修之后，一挽五季浮靡之习，尤卓然可以自传。”范仲淹《文正集》提要云：“贯通经术，明达政体。”苏颂《苏魏公集》提要云：“平生嗜学，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无所不通，发之于文，亦多清丽雄赡，卓然可为典则。”司马光《传家集》提要云：“光大儒名臣，不以词章为重，然即以文论，其气象亦包括诸家，凌跨一代。”卷一五二刘敞《公是集》提要云：“合众美为己用，超伦类而独得。”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像宋祁、刘攽、沈遘、韦襄、吕陶、文彦博、张方平等文集提要中，无不啧啧赞美之辞，这正是我上面说到的“群体”现象。
可惜由于《唐宋八大家文选》的影响，后人大多把目光集中在那几个人身上，忽略了对其他大家作品的研究。我始终认为北宋散文卓然千古，属于一个时代现象，而不属于个人现象。如果我的感觉与史实相去不远，那么我们对宋代散文的研究是否可以再开阔一些，再全面一些，再客观一些？比如在所谓宋代六大家中，曾巩的文章真称得上“大家”吗？如果连那样细弱的文气都能叫做“大家”，那么王禹偁、司马光、韩琦、宋祁等人，岂不应该列在“特家”之列？就个人情感而言，我非常喜欢欧公的散文，也非常赞赏荆公的散文，但这并不排除我同样喜欢其他许多宋人的散文，所以除了欧公、荆公的文集之外，我又作过《安阳集》的笺注，还将作司马温公集的笺注。如此劳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宋人佳作以更易读懂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 ”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爱上欧阳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