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笔记|随笔|游记合集》厄芙拉

9、视域

　　读《希腊史研究入门》更深刻地认识到了什么叫做文史哲不分家，甚至不仅仅是文史哲，还包括自然科学，几乎可以说是需要所有学科的视域了。

　　既要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把握细节，也要在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里俯瞰全局；既要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发现豪饮的苏格拉底，也要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里认识节制的苏格拉底；既要深入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近距离地体尝古希腊，也要在李维的《建城以来史》中透过古罗马窥见古希腊；既要在碑铭中发掘出死之残酷公平：战亡的勇士’Αρνι??δα??或是早夭的少女Φρασ??κλεια，也要在铅版文书里看活人的纠纷、在庙宇中看神祇的永生；既要领会古欧洲与印欧的历时性融合：母系社会中的猛禽女神退隐成为父权制度里以猫头鹰为象征的雅典娜，又要体悟东方的、亚非的元素在古希腊文化里的跨地域闪现：古埃及古王国时期作为神之信使的托特（Thoth）似乎转生到了赫耳墨斯身上。

　　同样的，最近在读的另一本书，坎托洛维奇的《国王的两个身体》，也体现了这一点。

　　坎托洛维奇对中世纪政治神学的研究也不仅仅是历史的，他还考虑到了图像学，比如“圣容”（Voltosanto）、圣高尔修道院（St．Gall）收藏的一张象牙书封、现存于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的一张10世纪早期的象牙书封、巴勒莫的马托拉那（Martorana）教堂的镶嵌画、《亚琛福音书》的扉画等。另外还有对法学资源的运用，比如《学说汇纂》、查士丁尼的《新律》、腓特烈二世的《奥古斯都宪法》等，进而，坎托洛维奇阐释了国王作为中保与各种二重性等概念从圣坛到法庭、从恩典畛域到法学领地的流变。

　　文学创作也是如此。

　　虽然并不认可艾略特的所有观点，但关于“把文学家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考察，那么就可以看到文学传统具有强大的影响，每一个文学家的创作必定会受到它的深刻影响，当然他的作品也会对文学传统产生作用，然而这是极其微小的。正是这种历史的意识使一个作家面对传统时意识到自己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如果作者只是个人的，那他只能是一个下等的文学家”这两点我还是比较赞同的。这是一条从单一的文学作品到广阔的文学史、从私人领悟到普遍经验的道路，而延伸一下便是，作者应当永远处在各种道路之中，文学、艺术、哲学、历史、政治、宗教、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学、考古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作者的视野如果只局限在偏狭意义上的文学之中则必然会落入窠臼。

　　视域是沉默的观者，她在场犹如缺席。只有当我们以自身的尺度同时丈量旷野与颅骨时才能开启神显。从第三只眼睛的凝注中诞生出双相的连体婴，一面通往过去与熟稔，一面朝向未来与陌生。时间十字架在此既耸立又平置，而在纵木与横梁交汇嵌钉之处，视域终于道成肉身。

　　最后用一些摘抄来作结吧：

　　布罗茨基《小于一》：

　　“这视域的素质，取决于个人的形而上学的种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反过来成为无穷的一个保障——如果不是数学上的无穷，也是语言上的无穷。”

　　乔治·斯坦纳《巴别塔之后》：

　　“一个真正的关于莎士比亚的图书馆，本身便能几乎囊括人类的所有事业。它应该包括驯鹰和航海手册、法律和医药指南、□□和玄术秘典。”

　　康拉德·施密特《旧约：一部文学史》：

　　“鉴于大量的考古发现，古代近东文化间地理上的广泛联系的可能性也是不容置疑的。在埃及阿玛纳（Amarna）发现了巴比伦的阿达帕神话（Adapa-Mythos）；在位于叙利亚北部的乌加里特（Ugarit），人们熟知《阿特拉哈西斯史诗》（Atramhasis-Epos）；在以色列北部的米吉多（Megiddo），可以读到《吉尔伽美什史诗》（Gilgamesch-Epos）；而且零散的证据表明，在伊朗的亚兰文版本的贝希斯敦铭文（Behistun-Inschrift）也存在于尼罗河伊里芬丁（Elephantine）。在古代近东，文化联系非常紧密。从公元前8世纪起，由于以色列处于中心位置并几乎一直依附于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边（在所谓的“肥沃新月”地带）各种各样的大国势力，这使得以下情景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能就是当时的历史现象：以色列熟知普遍的基本文化与宗教概念，并且与之互动，无论这种互动是通过拒绝还是接受的方式。

　　在古代近东背景下解释古以色列文学，摆脱“巴别—圣经争论”（Babel-Bibel-Streits）时期伪神学的限制。圣经的原创性不在于避免直接采用类似的材料，而在于对材料的解释和变革。如果不超出圣经自身，就无法对这一点有充分理解。”

作者有话说

　　※ 写于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