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你长成大人了吗？》关海山出

2、日记·雪夜 “晦气啊。

　　日记·雪夜

　　鬼怪守则：
　　1.熟练书写自己的名字。
　　2.路过坟地时，听见异响不可回头。
　　3.见到日本人不可说话。
　　4.不要害怕哭泣的女人。
　　5.不可在雪夜喝酒。
　　6.本故事纯属虚构，不可当真。

　　1941年，阿堂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他给儿子取名“阿庆”，庆祝什么呢，他不知道。

　　那时东北还是沦陷区，东三省不叫东三省，叫满洲，沈阳不叫沈阳，叫奉天。

　　外面到处都在打仗，头两年先是跟红头发的老毛子打，毛子走了，日本人又打进来，还带了群高丽人。东北这个地方可谓人群混杂，黑土地嘛，种嘛嘛香，谁都想来混口吃的。

　　阿堂想，还是该庆祝的，庆祝儿子出生，盼着和平，虽然现在仗还没他妈的打完。

　　家里平白多了张嘴，开销更吃紧，阿堂没有爹，只有一个老娘，眼下老婆、老娘、三个孩子都等着吃饭，正好城里招工，阿堂就去了。

　　那是日本人开的厂子，干得活简单，不过搬货卸货这种，但有个要求，工人们必须会写自己的名字。

　　因为啥呢，工人清早进厂前得挂牌，牌子上有每个人的名字，挂了牌才能说明人到了，类似于今天的“签到”。

　　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对很多来说却是个坎，因为好多人不识字，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阿堂就是其中一员。

　　阿堂为了保住这份饭碗，就拉着刚放学的女儿，让她教自己写名。阿堂的二女儿刚上学，成绩很好，字写得漂亮。

　　阿堂的名字有三个字，第二个字是“哲”，这个字对阿堂来说太复杂了，光是看着就眼晕。

　　女儿用干树枝在地上边写边说，先写“折”，就是打折腿的“折”，阿堂就跟着划拉，也写下一个“折”字。

　　女儿笑了，夸他写得像模像样，又说，“折”下面是个“口”字，就是“嘴巴”的意思，你有嘴巴没？

　　阿堂也笑，照猫画虎写下一个“口”字。

　　女儿站起来，用鞋底把地上的字全抹掉，说，你再写一遍。

　　阿堂一下不笑了，吭哧瘪肚想半天，硬是一撇也想不起来。

　　女儿只能又蹲下，一笔一划地教他写。就这么磨蹭到天黑，每次都是女儿一擦，阿堂就忘，睡一觉起来忘得更干净。

　　阿堂每天早上拖着疲惫的身躯和肿得老高的眼泡，在一群天书般的木牌子里艰难寻找自己的名字。

　　他有时候想，他老爹给他起名的时候，为什么不起两个字，非要起三个字？为什么里面偏偏有个如此复杂的“哲”字？

　　阿堂就这样反复折磨自己了小半个月，在数不清挂错多少次牌后，终于被日本人赶回了家。

　　经济来源又一次断掉，阿堂不想回家。那是十一月，东北的冬季来得早，白天都开始飞雪。

　　回家的路上必经一块坟场，一般夜里没人敢走那，这源于十里八村一个口口相传的惊悚秘闻。

　　说是坟圈子里有一种怪物，会学人走路，如果有东西在后面拍你肩膀，是万不能回头的，一回头就会被咬断脖子。

　　有人说那是狼，狼是种很聪明的动物，会直起身子、用后腿走路，白天在坟地里睡觉，晚上出来吃人。乱世杀人年，狼也吃不饱。

　　也有人说，那就是坟地里的恶鬼。当年饿殍多，都说东北富庶，可种出来的东西吃不进中国人嘴里，到处都是饿死鬼。

　　阿堂夜里也走过那条坟圈子路，都是步履匆匆，快快经过，可今儿他心烦意乱，用身上仅剩的几个子买了罐酒就往坟地里走，边走边骂。

　　骂小日本鬼子不是个东西，都是活畜生。又骂南边政/府还不如原先的袁大头。东北早在1928年底就易帜了，易帜，易你妈的帜，易来易去，越易越乱，还他妈的不如皇帝在的时候好，越过越回去了！

　　阿堂越想越窝囊，越窝囊越生气，他一屁股坐下去，“夸嚓”摔了酒瓶子，倚着坟头骂骂咧咧，从朝廷骂到老蒋，最后还是垂头耷脑地怨自己为啥连个名都不会写。

　　这片坟地前后方圆几十里都是荒林子，声不鸟悄，夜里看着阴森森的，有的坟头还冒绿光。

　　现在人都懂，那是骨骼里的磷，磷燃点低，燃烧显绿色，可那会人不懂，都说是鬼火。

　　坟地里埋了好些女人，还都是外地、甚至外国女人，这些女人打哪来的呢？

　　日本人占据东北的时候带来一群慰安妇，有越南人、马来人、一少部分中国人，最多的还是朝鲜人。那群女人死了就埋这。

　　再往前推，清朝时候，这片坟地上是一座青楼，后来大火，姑娘们都烧死在里面了。

　　前前后后上百年，这里不知死过多少女人，埋过多少尸骸，阴气重得厉害，当地人都不愿从这走。

　　阿堂又开始怨，他日日从这走，肯定是沾了坟里死鬼的晦气才丢了饭碗。这群窑姐儿，死了也不让人安生……

　　雪下大了，阿堂一口接一口地喝，裹着破布衣裳昏昏欲睡。

　　半梦半醒中，他听见林子里有人说话，侧耳一听，好像是日本话，又像朝鲜话，这两种话说起来都叽里呱啦的，阿堂分不清。

　　他瞥见个穿绿军装的，头顶的钢盔在夜里锃光瓦亮，应该就是日本兵了。

　　阿堂一个激灵立马清醒不少，捂着嘴不敢吱声。日本人都有枪，谁见了枪不打怵？

　　雪更大了，风“呜呜”刮过去，像女人的哭嚎，听着渗人。

　　那些日本兵叽呱一阵就匆匆走了，其中一个人走得太急还绊了一跤，估计也是让吓得够呛。

　　等他们走后，阿堂走过去一看，大惊失色，地上竟然放了一排尸体。

　　都拿草席白布裹着，只露一双脚，数过去大概有七八双脚，纤细的脚脖子昭示着这是群女人，露出的皮肤冻得青紫，死得不能再透了。

　　晦气啊，阿堂想，真他娘的晦气。

　　这群小鬼子真拿这当乱坟岗了，尸体随便一扔，也不埋，就这么曝尸露脸的，要是哪个八字弱的倒霉催路过多看一眼，直接就能找阎王报到去。

　　阿堂不想管闲事，一个是实在晦气，另一个是他自己也怕。可大雪地里瞧着这些姑娘又太可怜。

　　没招，阿堂扒开草席，嘟嘟囔囔地把尸体拖到一个挖开半拉的坑里，一个个埋进去。一通忙活完，天已经亮了。

　　之后阿堂又做过很多工，基本都是零活，阿堂脾气不算好，活都做不长。

　　1944年冬，阿堂又一次丢了活计后雪夜买醉，没能走回家去。他老娘发现他的时候，他身子都冻硬了。

　　阿庆三岁死了爹，一直和母亲、奶奶相依为命。学校放寒暑假，同学们都跑出去玩，阿庆得去沿街讨饭。再大一点，阿庆也能做工帮活了，但一直没有放弃学业。

　　十七岁，阿庆成了村里第一个保送生，远赴他乡，学习航空概论。离休前，阿庆已是高级工程师。

　　阿庆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从文/革前到千禧年后，日记堆了几书箱。遥想当年那个雪夜，阿庆觉得父亲死在黑暗前，只差一点，天就亮了。

　　于是多年后，阿庆语重心长地告诫子孙，雪夜不能喝酒。

　　阿庆是我爷爷，阿堂是我太爷爷。

　　此刻，我放下笔，看着窗外，现在是春天了，外面天气很好，楼下车水马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