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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忆2   高三那 ...

  •   高三那年,时间像被人摁下了加速键。

      开学第一天,老周重新排了座位,沈清主动搬到了谢遥旁边,理由是“方便补课”。谢遥没说话,只是默默把自己堆在邻座空位上的书搬走了,腾出一整张干净的桌面。

      沈清坐下来的时候,谢遥闻到她身上有一股很淡的洗衣液味道,像夏天晾在阳台上的白衬衫被风鼓起来时散发的那种气息。她垂下眼睛,假装在看课本,手指却把书页攥出了褶皱。

      “谢遥,”沈清忽然凑过来,压低声音,“你这个假期是不是又瘦了?”

      谢遥偏过头,沈清的脸离她很近,近到她能看清沈清睫毛的弧度。她心跳漏了一拍,随即往后挪了挪,面无表情地说:“没有。”

      “骗人,”沈清打量她一眼,从笔袋里摸出两颗大白兔奶糖,放在两人桌子中间那道缝隙上,“一人一颗,补充能量,高三了,不能倒下。”

      那颗糖滚到谢遥这边,她没推回去。

      后来这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沈清的笔袋里永远装着几颗大白兔奶糖,每天早上到教室第一件事,就是往谢遥桌上放一颗。谢遥从不道谢,也从不拒绝。糖纸被她一张一张抚平,夹在课本的扉页里,攒了一个月就有厚厚一叠。

      有一次沈清无意中翻开谢遥的语文书,看到那些整整齐齐夹着的糖纸,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是留作纪念吗?”沈清问。

      谢遥抢回语文书,“啪”地合上,耳根红了一片,嘴硬道:“只是没来得及扔。”

      沈清没再追问,只是笑。那笑容里有一点什么别的意味,谢遥看不懂,也不敢深想。

      她们的日子变得很有规律。早上一起走到学校,沈清会在路口的早餐摊买两个茶叶蛋,一个自己吃,一个塞给谢遥。中午一起在食堂吃饭,沈清每次都打两份菜,然后抱怨“我又打多了”,理所当然地往谢遥碗里拨一半。晚自习结束后,两个人走在空荡荡的街上,路灯把她们的影子拉得极长,沈清有时候会哼歌,谢遥就安静地听着,在心里偷偷把那些旋律记下来。

      她们很少谈论家里的事。

      谢遥不说,沈清也不问。但谢遥知道沈清什么都看在眼里——那些她校服遮不住的新旧伤痕,那些她偶尔迟到的早晨,那些她接到电话后突然沉默的样子。

      有一次谢勇喝了酒又在家里摔东西,动静大得隔壁都能听见。谢遥躲在房间里,把耳机音量调到最大,还是盖不住那些咒骂和碎裂声。

      然后有人敲了她的窗。

      不是敲门,是敲窗。

      谢遥拉开窗帘,看见沈清站在窗外——她们的房间只隔了一堵墙,沈清从自家阳台翻了过来,踩在狭窄的窗沿上,一只手抓着窗框,另一只手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牛奶。

      深秋的夜风把她头发吹得乱七八糟。

      谢遥打开窗户,第一句话是:“你不要命了,这是三楼。”

      沈清把牛奶递给她,笑了:“怕你饿。”

      她说完就小心翼翼地沿原路翻回去了,动作居然还挺利索。谢遥端着那杯牛奶站在窗边,看着隔壁亮着的灯光,过了很久才喝了一口。牛奶是甜的,加了蜂蜜。

      她忽然很想哭,但又觉得这一刻哭了就太浪费了。

      她靠在窗框上,把脸埋进手肘里,声音轻得像在自言自语:“沈清,你别对我这么好。”

      风把她的声音带走了,隔壁没有任何回应。

      但她知道沈清听不见,也永远不必听见。

      高三上学期期中考试,谢遥毫无悬念地考了年级第一,甩了第二名三十多分。沈清考了年级前五十,对于一个转学生来说已经是惊人的进步。成绩出来那天,沈清看着排名表上谢遥的名字高高挂在最顶端,比自己进步了还开心,拉着谢遥的袖子晃了晃。

      “你要请客,”沈清说,“年级第一的同桌,我占大便宜了。”

      谢遥看着她抓着自己袖子的手,指节分明,指甲修得圆润,没有涂任何颜色,干干净净的。她想说“好”,但说出来的却是:“你想吃什么?”

      沈清想了想,眼睛一亮:“校门口那家炸串。”

      那天傍晚,她们坐在学校后面的河堤上,膝盖上摊着装炸串的纸袋,看夕阳把整条河染成橘红色。沈清吃得很认真,嘴边沾了辣椒酱,自己浑然不觉。谢遥看了好几眼,终于忍不住从口袋里掏出纸巾递过去。

      沈清接过去擦了嘴,忽然说:“谢遥,你想考哪个大学?”

      谢遥沉默了一会儿。她想说“你去哪我就去哪”,但这句话太重了,重到她自己都觉得荒唐。她攥紧了手里的竹签,说:“还没想好。”

      “你肯定能考很好的,”沈清说,语气笃定得像在说一个事实,“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

      谢遥没说话,偏头看着沈清的侧脸。夕阳把她的轮廓镀上一层柔和的光,睫毛的影子落在颧骨上,微微颤动。

      那个时候谢遥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她喜欢沈清。不是朋友之间的那种喜欢,不是同桌之间那种默契,是那种——想在冬天把她的手放进自己口袋里暖着,想在夏天替她挡住所有刺眼的阳光,想在她笑的时候把那个画面永远刻在脑海里——的那种喜欢。

      她想了很多个夜晚,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心脏跳得太快,快到她害怕沈清能听见。

      但她什么也没说。

      她不能。

      谢遥很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一个满身伤痕的赌徒的女儿,全校皆知的笑话。沈清是她生命里唯一的光,她怎么敢用那些不该有的心思去触碰那束光?她宁愿沈清永远不知道,永远把她当成一个需要帮助的同桌、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

      只要沈清还在她身边,就足够了。

      于是她把那些话全部咽回去,换成了一句:“你数学最后一题做出来了吗?”

      沈清哀嚎一声,倒在河堤的草地上:“别提了!我连辅助线都画不对!”

      谢遥看着她夸张的样子,忍不住笑了。

      那个笑容很轻很淡,但它是真的。

      冬天的时候,谢遥收到了一份意料之外的礼物。

      那是十二月的最后一个周五,期末考前最后一次自习。谢遥从厕所回来,发现自己的桌上多了一个信封,米白色的,没有署名。她以为是老周给她的什么通知,随手拆开,里面掉出一张对折的信纸和一串叠成星星的彩色纸条。

      信纸上只有一句话,是沈清的字迹——

      “谢遥,新年快乐。这一年能和你做同桌,是我来府城一中最好的事。”

      谢遥拿着那张纸,手微微发抖。她抬起头看向旁边的座位,沈清正低头写卷子,耳朵尖红红的,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她把那张纸折好,放进了书包最里层的夹层里,和那些糖纸放在一起。

      然后她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写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话,又一个字一个字地划掉。最后她什么都没写,只是在第二天早上往沈清的笔袋里放了一颗大白兔奶糖。

      沈清看到的时候,抬起头看了她一眼,笑了。

      那个笑容一直留在谢遥心里,在很多后来艰难的岁月里,被她反复回忆起,像一粒止痛药。

      高三下学期,保送的消息来得突然。

      三月的一天,老周把谢遥叫到办公室,告诉她学校有一个顶尖大学的保送名额,各方面条件她都符合,只要她愿意,几乎十拿九稳。

      “你考虑一下,”老周说,“这是你应得的。”

      谢遥站在办公室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老周斑白的鬓角上。她张了张嘴,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一个近乎本能的念头——

      如果她走了,沈清怎么办?

      “老师,我可以拒绝吗?”她问。

      老周看了她一眼,摘下眼镜慢慢擦着,沉默了很久才说:“谢遥,老师带了你三年,知道你是个重感情的孩子。但有些机会错过了就是一辈子。你和沈清是好朋友,这我知道。但真正的好朋友,不会希望你因为她放弃前途。”

      谢遥低着头,指甲掐进掌心里。

      保送名单公示那天,全年级都炸了。府城一中建校二十年来第一个保送顶尖大学的学生,居然是那个全校皆知爸爸是赌徒妈妈的跑了的谢遥。有人酸,有人嫉妒,有人阴阳怪气地说“保送又不看家庭背景”,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因为谢遥的成绩摆在那里,无可争议。

      沈清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谢遥一直没告诉她。公示栏前围满了人,沈清路过的时候被人流挤了进去,抬头看见了谢遥的名字,愣了好久。

      然后她转身跑回了教室。

      谢遥正坐在座位上假装看书,心跳得厉害。她听见沈清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没有抬头。

      “谢遥。”沈清站在她面前,声音有点喘。

      谢遥这才抬起头。沈清的脸红扑扑的,不知道是跑的还是太阳晒的,眼睛里有水光,亮得不像话。

      “你保送了,”沈清说,语气不是疑问,是陈述,“你怎么不告诉我?”

      “还没来得及。”谢遥说,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陌生。

      沈清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笑了。那笑容里有高兴,有骄傲,还有一种谢遥读不懂的复杂情绪。沈清伸出手,握住了谢遥放在桌上的手,握得很紧很紧。

      “太好了,”沈清说,“谢遥,太好了。”

      谢遥低头看着她们交握的手,沈清的手指微凉,骨节分明,和她自己的伤痕累累的手形成了刺目的对比。她想反握回去,想把沈清的手指一根根扣进自己的指缝里,想永远不放。

      但她只是让沈清握了一会儿,然后轻轻抽回了手,拿起桌上的英语卷子:“该做阅读了。”

      沈清看着自己被松开的手,顿了一下,笑着收回去,什么也没说。

      那天晚上,谢遥躺在床上,把手举到眼前看。下午被沈清握过的触感还留在皮肤上,像一团温热的火。她把手贴在脸颊上,闭上眼睛。

      隔壁又传来沈清哼歌的声音。

      晚安,谢遥在心里说。但她说的是另外两个字。

      那两个字太轻了,轻到她自己都快听不见。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湿的。

      四月,一切都变了。

      变故来得毫无征兆。

      那天是周五,谢遥记得很清楚,因为沈清早上没来上课。她以为沈清只是睡过了头,发了一条消息过去,没有回复。上午第二节课的时候,老周把她叫到办公室,脸色不太好看。

      “谢遥,沈清家里出了点事,”老周斟酌着措辞,“她父母……被纪委带走了。”

      谢遥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说是有人举报,”老周叹了口气,“她爸爸在街道办,妈妈在区里,都是基层。但举报信写了很长,列了不少东西,上面很重视,直接来人带走的。这种时候,谁也说不准。”

      谢遥站在那里,脑子里嗡嗡地响。

      她想起沈清从来没有提起过家里的大事,只知道她父母都是政府小职员,工作稳定,为人本分。有一次沈清在电话里和她妈妈说了很久,挂了电话之后眼圈红红的,但谢遥问她怎么了,她只说“没事,我妈被领导说了一顿,委屈了”。

      当时谢遥没当回事。现在回想起来,那可能就是风暴来临前的一点预兆。

      沈清整整一周没来上学。谢遥每天晚上都去敲沈清家的门,没有人应。她从自己房间的窗户探出去看隔壁,窗帘紧闭,灯从来没亮过。她给沈清发了无数条消息,全部石沉大海。她去找老周,老周也只说她请了假,具体什么情况联系不上。

      一周后的周一,沈清出现了。

      谢遥在教室门口等了一整个早晨,直到上课铃响前三分钟,才看见沈清从走廊那头走过来。

      她几乎认不出她。

      沈清瘦了一大圈,校服像挂在身上一样空荡荡的。脸色苍白得近乎透明,眼下是深深的黑眼圈。头发胡乱扎在脑后,碎发落了一脸。她的眼睛还是那双眼睛,但里面所有的光都熄了。

      谢遥站在原地,手攥成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的旧伤里。

      沈清走到她面前,站定,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嘴唇动了动,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然后沈清笑了。

      那个笑容让谢遥的心像被人用锤子砸了一下——沈清在笑,但那不是笑,那是把所有的崩溃和眼泪全部吞下去之后,用一个表情替自己穿上的盔甲。

      “好久不见。”沈清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

      谢遥想说很多话,想说“你怎么样”,想说“我可以帮你”,想说“你别一个人扛着”。但她知道这些都没用。沈清是那种把所有苦都嚼碎了咽下去的人,和她一样。

      不,不一样。谢遥是习惯了苦,沈清是突然被扔进苦里。

      “进来吧,”谢遥侧身让开门口,声音出奇地平静,“要上课了。”

      沈清低下头,从她身边走过,衣袖擦过谢遥的手臂,轻得像一片落叶。

      那之后的日子,谢遥才知道什么叫做无能为力。

      沈清还在上课,还在做卷子,还在记笔记,但她像一台被抽走了灵魂的机器。她不再哼歌,不再吃炸串的时候把辣椒酱蹭到嘴角,不再往谢遥桌上放大白兔奶糖。

      谢遥开始每天早上往沈清桌上放一颗糖。

      沈清看到了,会拿起来,放进嘴里,但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糖是甜的,她尝不出甜。

      有一次谢遥在课间去厕所,回来的时候看见沈清趴在桌上,肩膀微微颤抖。她假装没看到,从另一边绕回了座位,把窗户关上了,挡住了走廊上那些若有若无的视线。

      班里有人在传沈清的事。传得越来越离谱——有人说她爸贪污了几百万,有人说她妈是被人包养的,各种版本在校内校外像病毒一样扩散。府城一中不大,好事者的嘴巴比风还快。

      有一天中午,谢遥从食堂回来,看见沈清的课桌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贪官的女儿怎么还有脸上学?”

      纸条是贴在水杯上的。沈清端着水杯站在座位旁,看着那张纸条,表情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十七岁的女孩。

      谢遥走过去,一把扯下那张纸条,攥在手心里,对全班说了一句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的话:“谁写的,自己来拿回去。我等你到放学。”

      教室里安静了整整三秒。

      没有人承认。谢遥也没指望有人承认,她把纸条揉成团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坐回座位,从书包里拿出一袋东西放在沈清桌上。

      是校门口那家炸串,用锡纸包着,还热。

      沈清看着那袋炸串,终于有了表情。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拿起一串豆腐干,咬了一口,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凉了不好吃。”谢遥说,低着头翻练习册。

      沈清吸了一下鼻子,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谢谢你,谢遥。”

      谢遥没有回答,翻练习册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翻。她知道如果自己开口,说出来的话可能会太多,多到藏不住那些不该有的心思。

      五月中旬,高考倒计时二十天。

      谢遥已经被保送了,不用参加高考。她本可以在家睡到自然醒,但她每天早上还是准时出现在教室里,坐在沈清旁边,做自己的事,或者什么也不做,只是待着。

      沈清的成绩在出事之后一落千丈。不是她不够聪明,不是她不够努力,是她整个人被抽空了。一个被父母的事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十七岁女孩,没有精力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把所有东西捡起来。

      一模,沈清掉到了年级三百名以后。二模,勉强进了前两百。

      老周找沈清谈过,沈清说她会努力的。老周又找谢遥谈,问她能不能帮沈清补一补。谢遥说好,她会尽全力。

      但有些东西不是尽力就能改变的。

      高考前一周,沈清的状态突然好了一些。她开始跟谢遥说话了,虽然说的都是“今天天气不错”“食堂的菜好咸”这类毫无意义的话,但至少声音里有了活气。

      谢遥小心翼翼地陪在她身边,不敢问家里的事,不敢提未来,不敢说任何可能压垮她的话。她们像走在一条薄冰上,谢遥一个人努力维持着整条路的平衡。

      高考前一天晚上,谢遥站在阳台上,看见隔壁沈清的窗户亮着灯。她犹豫了很久,翻过了那道矮矮的隔墙——就像沈清当初翻过来给她送牛奶一样。

      沈清开门的时候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笑容比之前明亮了一些,虽然还是瘦削的,眼底的光也还没有完全回来,但至少是真的笑了。

      “你怎么过来了?”沈清问。

      谢遥把手里的一盒牛奶递过去,说:“明天考试,喝点热的。”

      沈清接过牛奶,低头看着那盒被谢遥掌心捂温的牛奶,忽然说:“谢遥,如果我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谢遥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很轻但很坚定:“那就明年再考。”

      沈清抬起头看她,眼眶慢慢红了,但她咬着嘴唇,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她忽然上前一步,伸出手臂,轻轻抱住了谢遥。

      那是一个很短很轻的拥抱,短到谢遥还没来得及感受她身上的温度,短到谢遥还没来得及抬起自己的手回应,沈清就退开了。

      “谢谢你,”沈清说,“这一年多,谢谢你。”

      谢遥站在那里,手臂僵在半空中,心脏像被人攥住了一样。她想说“不用谢”,想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想说“沈清我其实——”

      她什么都没说。

      她把手放下来,点了点头,说:“好好考,明天早上我来叫你。”

      然后她翻回了自己的阳台,关上门,蹲在黑暗里,把脸埋进膝盖。她的心脏跳得太快太快,快到她以为它要炸开了。那个拥抱还在她的皮肤上燃烧,烧得她整个人都在发抖。

      她喜欢沈清。她喜欢到害怕,喜欢到觉得自己不配,喜欢到宁愿一辈子不说也不愿意让沈清为难。

      但她至少可以帮她。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事情。

      高考那两天,谢遥比沈清还紧张。她每天早上五点半就醒了,走到隔壁敲门,确认沈清醒了才放心。沈清进考场的时候,谢遥就站在校门口等,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七月的太阳毒辣,她的后颈晒脱了一层皮,但她一步都没有离开过。

      考完最后一科,沈清从考场出来的时候,表情很平静。她走到谢遥面前,说了一句让谢遥心脏骤停的话。

      “谢遥,我可能要复读了。”

      谢遥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安慰的话,但沈清摇了摇头,笑了:“不用安慰我,我知道自己考得怎么样。没关系的,明年再来。”

      她的笑容让谢遥觉得疼。那不是一个十八岁女孩该有的认命的表情,那是一个被生活揍趴下之后已经不知道怎么喊疼的表情。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谢遥在沈清家里。

      沈清查完成绩,把手机屏幕朝下放在桌上,安静地坐了一会儿。分数不高不低,够不上本科线。

      “其实比我想的好一些,”沈清说,声音平静得可怕,“我以为会更差。”

      谢遥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被保送了,九月份就要去京市。沈清留在这里,一个人面对那些流言蜚语,一个人准备复读,一个人——没有父母在身边。

      沈清的父母还在调查中,已经羁押了两个多月,一直没有结果。沈清被寄养在远房表姨家,表姨对她很好,但终究是外人。

      “沈清,”谢遥开口了,声音有些涩,“你跟我走。”

      沈清抬起头看她。

      “去京市,”谢遥说,语速很快,像是怕自己一犹豫就说不出来了,“你复读也好,找工作也好,做什么都好,你跟我走。我保送的学校有宿舍,我可以帮你找房子,我可以——我可以养你。你别害怕,沈清,你别一个人在这里。”

      她说了很多。说了“养你”这种话,说了不该说的话。她知道自己说得太多了,但她停不下来。

      沈清怔怔地看着她,眼睛里有水光在打转。

      “谢遥,我不能走,”沈清的声音有些发抖,“我爸妈的事还没结束,我得在这里等着。下个月开庭,我不能不在场。我不能——”

      她的话断在这里,像一根弦崩断了。沈清低下头,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无声地,一滴一滴落在桌上。

      谢遥伸出手,想去碰沈清的手,在半空中停了一秒,终究没有放上去。

      “那你什么时候能走?”谢遥问。

      沈清抬起湿漉漉的眼睛看着她,说了一个日期。

      八月十五号。

      “等我爸妈的开庭结束,不管结果怎么样,八月十五号,我跟你走,”沈清说,用手背胡乱擦了一下眼泪,“我们去北京。”

      谢遥点头,用力地点头。

      “那说好了,”她说,“八月十五号,火车站。我来接你。”

      沈清笑了,用力地笑,眼睛弯成月牙,眼泪还挂在脸上。

      “好。”

      七月过得很快,也过得很慢。

      谢遥开始收拾行李,把那些糖纸从课本里取出来,仔仔细细地夹进一个新笔记本里。她在网上看了北京的房子,看了很多套,想着哪种适合沈清。她还去打工了,在学校附近的小饭馆帮忙端盘子,赚的钱全存起来,一分没花。

      她每天都给沈清发消息,不是问那些沉重的事,只是发一些有的没的——“今天餐馆的老板娘多给了我一个盒饭”、“隔壁的猫生了一窝小猫”、“我在旧书店淘到一本你可能会喜欢的书”。

      沈清有时回有时不回,但每次回了都会发一个笑脸。

      七月二十八号,沈清父母开庭。那天谢遥没有去,沈清不让她去。谢遥在房间里坐了一整天,每隔十分钟就看一次手机。

      傍晚的时候,沈清发来一条消息:“一审结束,还要继续上诉。”

      谢遥不知道怎么回,最后只打了三个字:“你还好吗?”

      过了很久,沈清回了一个字:“嗯。”

      八月渐渐走到中旬。

      谢遥把行李收拾好了,两个箱子,一个书包。她买了八月十五号下午三点去北京的火车票,也帮沈清买了一张。她把票夹在笔记本里,天天看,看到票根都被她摸出了毛边。

      她每天都在倒数。

      还有十天。

      还有七天。

      还有五天。

      还有三天。

      八月十四号晚上,谢遥翻来覆去睡不着。她爬起来,翻出那个笔记本,把里面的糖纸一张一张数了一遍。一百二十三颗大白兔奶糖,一百二十三天。

      她写了一封信。

      写了很久,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三行字。

      “沈清,我喜欢你。从第一天起就喜欢。不知道该不该说,但万一以后没机会说了呢?明天见。”

      她把信折成一个小方块,放进了口袋里。她决定明天在火车上交给沈清。如果沈清不喜欢她,那也没关系,至少她说过了。她不想再藏着了。

      八月十五号,谢遥起得很早。

      她把两个行李箱收拾好,把自己的房间打扫干净,把那些糖纸和沈清送给她的新年卡片放到行李箱最里层。她给老周发了一条长长的消息,感谢她这几年的照顾。老周回了一个语音,声音有点哽咽,说了很多话,最后一句是:“到了京市要好好的。”

      谢遥提着行李箱走到院门口,最后看了一眼自己住了十八年的那间屋子。谢勇不知道去了哪里,已经三天没回来了。她没有等他,也没有什么好告别的。

      她走到沈清家门口,敲了门。

      没有人应。

      她又敲了几下,还是没有人。

      她贴着门缝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她绕到自家阳台,翻过那堵矮墙,跳进沈清家的阳台。窗子没锁,她推开窗,翻了进去。

      屋子里很干净,干净得不像住过人。

      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桌上什么都没有,抽屉全是空的。墙角有两个大行李箱留下的印子,但箱子已经不在了。

      谢遥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手里还攥着那两张火车票。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空气里的灰尘照得发亮。

      她掏出手机,打给沈清。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她打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她想起沈清说过表姨家的地址,她打车飞奔过去,表姨说:“清儿昨天就走了,说她要去外地投奔亲戚,我们也没多问。这孩子可怜,她爸妈的事还没结,但她不想在这里待了……”

      “她去哪了?”谢遥问,声音在发抖。

      表姨摇头:“她没说。”

      谢遥拿着那两张火车票,在火车站大厅里站了整整三个小时。她看着时钟从两点走到三点,从三点走到四点。她看着开往京市的那趟列车检票、出发、消失在铁轨尽头。

      她没有上车。

      她在候车大厅的椅子上坐了一整夜,把手机通讯录里所有可能知道沈清下落的人都打了一遍,没有任何结果。她打给老周,老周说他也不知道,说沈清退学了,没有留任何联系方式。

      天亮的时候,谢遥站起来,把口袋里那封信拿出来,看了最后一眼。

      “沈清,我喜欢你。从第一天起就喜欢。”

      她把信折回去,没有撕掉。她把它放进了行李箱最里层,和那些糖纸、那张新年卡片放在一起。

      然后她走出了火车站。

      外面在下雨,很小的雨,落在脸上像眼泪一样凉。

      她没有哭。她忽然想起沈清说过的一句话——“不是同情你。是朋友。如果算的话。”

      她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嘴唇动了动,无声地说出了那句话。

      这一次,没有人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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