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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 章 我三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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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叔程晓山在他这辈子最后的一篇日记中用潦草到近乎分辨不出的字迹写下了这句话:我的所有兄姊,说到底都是淹死人的水。
第二日佛晓,在鸡鸣之前,他的尸首从冰冷的湘江中浮起,顺江流而下好几百米,漂到程家老宅的位置,便静止不动了。
程晓山的一生中与水总有些不解之缘。我发现在他遗留下的日记、信件与著作中,常常用水来譬喻。他笔下的水从来不是久旱后天赐的甘霖、观世音菩萨玉手中托起的普度众生的净瓶水、诗人们赞颂的恬静江南,而是共工的盛怒、为鲧判下死刑的灾祸、咆哮着冲垮庄稼的巨兽。是要害人的、吃人的祸患。
我不知道这种恐惧一开始是否来源于程晓山对于姐姐们的惧怕——程家女儿们的名字里都带“溪”字。他从未见面的长姐、严厉冷酷的二姐和儿时失踪的三姐都为家中投射下不可名状的阴影。程晓山可能在幼时就将三位姐姐具象化为能够溺死人的湍急溪流,然后又慢慢地把它扩大到两位哥哥身上。
程晓山在一九四九年七月的日记中——此时他的哥哥姐姐已全部离世——写道:他们不是什么英雄或恶棍,只是乱世中挣扎的普通人。
这句话在后来的批斗会上成为他被定性为“勾搭敌人的内奸”的证据之一。
有一点可以确定,童年经历成为他畏惧水的主要原因。
民国十四年的盛夏,聒噪的蝉鸣也未能撕裂空气中滚烫的热气,绿油油的樟树叶子蔫蔫地耷拉在树梢上,程家田里的佃户三三两两地躲在樟树的阴凉处吃着简单的午饭,邻家的老黄狗都懒洋洋地窝在屋檐下。酷暑好像榨干了人的力气与精力。
湘江边突如其来的落水声好像将浓重的热气冲散了些。
“小崽子扑腾得真像只□□!”乡里其他孩子大笑着喊叫。
我的二姑,也就是程晓山的二姐姐程霜溪彼时刚从长沙周南女中毕业,此时正坐在刻有五子登科图的影壁下读报纸上的招聘启事。她闻声连忙丢下报纸,跑出宅门,见到五岁的小弟在水里逐渐下沉。
在日后程晓山与程霜溪来往的家书中曾详细描述这件事。
程晓山落水时,岸边站着一个落魄秀才抚掌大笑道:“有节啊!有节之士!”
那是程晓山这辈子第一次切实体会到所谓“恐惧”:他越用力地挣扎反而愈发快速地下沉,水从口鼻内灌入,喉咙处有火辣辣的灼烧感,冰水灌进胸腔。他感觉自己同时身处于冷水和烈火之中。荡漾水波中,光线逐渐黯淡,一张从未亲眼见过的面孔被水纹拼凑了出来,他见到了相片中的大姐姐的脸。
程霜溪将他救上岸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过去,脸色铁青,浑身冰冷。仆人、佃农与邻居都围了上来,却无人上去施救,只是七嘴八舌地喊着去叫郎中。
程霜溪见弟弟几乎没了呼吸,便按照她学过的急救手段,掰开他的嘴,附身嘴对嘴地渡气。其余人吓得惊呼起来,几声“有伤风化”“不守妇道”“女学生都学了啥”的低语传开了。
“二小姐,使不得啊!”冯姨娘哽咽地恳求,“造孽啊……”
我很难想象这个大胆的举动在当时会引起什么轩然大波。二姑在给我养母的信中只提过一句话:他们说程家老二彻底疯了。
程晓山说,他在恍惚间尝到了二姐姐身上的胭脂味,好像掺杂了血。
他嘴里吐出的湘江水中带有血丝,本就精神紧绷的冯姨娘顿时大哭了起来。正在咬紧牙关做胸外按压的程霜溪手上力量骤然加重了,这一举动导致程晓山的肋骨骨裂,此后每到阴雨天总会隐隐作痛。
程晓山苏醒过来后,面对为何落水的疑问,他回答说大姐姐的铜扣掉进了水里。
程霜溪听到后脸色大变,当场甩了刚脱险的程晓山一记耳光。“说实话!”她怒叱道。
程晓山浑身颤抖,但始终没有改变说辞。程霜溪又抬手要打,被正在低声念佛的母亲田氏喝住了:“霜儿,休要如此。”
根据程家仆人回忆:浑身湿透了的二小姐当场跪下给母亲磕了三个头,神色冰冷地像冬日里祝融峰上的雪,便头也不回地进了自己的闺房。许久未露面的田夫人无声地捻着手里的佛珠,吩咐冯姨娘好生带小少爷回去休息,就在丫鬟的搀扶下重新回了佛堂。
第二日清早,程霜溪随便收拾了几样行装就离开家重新去了长沙。程晓山则在枕边发现了一枚属于大姐姐程沙溪的陈旧铜扣和一张用二姐姐最为擅长的瘦金体所写的字条:善存之。
四十多年后,法医在程晓山尸体的咽喉中发现了这枚铜扣。
四十多年前,他吐出的是血水;四十多年后,他吐出的是一枚锈蚀的历史证物。
不知三叔到底是被家乡的水淹死的还是被大姑的遗物噎死的。
但总归,同他的兄长们一样,为他在生死簿上划掉名字的人应该是二姑。
三叔在得知大伯死讯的那一天,在日记本上只写了一句:二姐姐那双曾经在水中托起我的手也托起了大姐姐死后的程家,但也正是这双手把程家人按进血海里。
我父亲程云山也写过类似的话:小时候,二姐姐是滋养人的溪水;如今变成吃人的漩涡。
程云山死的那一晚,南京的雨下得格外大。我趴在房间的窗台上,盯着窗户上聚集而下的水流发呆,雨点又快又急地打在玻璃上,溅起一朵朵微型水花。不远处的秦淮河在朦胧中不过是一条比别处更黑的流动的衣带。鼓点般的雨声掩盖了楼下的交谈声,我的耳朵时不时捕捉到几句听不懂的衡阳方言。
窗户上的雨滴,好像一条条裂缝。
父亲按铃叫我,我不情愿地下了楼。
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初七,程霜溪第一次见到她唯一的侄女。
白天,父亲特意叫我穿传统些。那件蓝色的布衫被洗得发白,而且有些紧了,紧紧箍着我的肩膀和胸部,黑色的裙子上还有一块泼洒的汤汁留下的污渍。头发被编成两根辫子,用鲜红的头绳绑着。
我后来才明白那番打扮的用意。
饭厅内,吊灯的钨丝时明时暗,不稳定地在光明和黑暗之间摇摆。程云山与程霜溪面对面坐在他们俩都宣誓效忠过的青天白日旗下。一个颓唐地靠在椅背上,右手的食指与中指神经质地敲打木桌,像是痉挛,小指上的白玉扳指反射着惨淡的光;另一个坐得笔直,背部几乎与椅背平行。桌上摆着一瓶开封了的绍兴黄酒,程云山的手边摆着一盅倒得满当的酒杯。
在我眼里,那架势像是审讯犯人。大石坝街十七号的饭厅内上演着军统内部日常。
“这是你二姑。”程云山盯着程霜溪,温和地微笑着。满意地看到姐姐脸上闪过的错愕。
我如今回想那个晚上,程霜溪用她那双经过训练的眼睛快速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戴雨农手中这把锋利的刀在见到一个七岁小女孩的时候,流露出了未加掩饰的感情。
在了解前因后果后,我把它归为愧疚和悔恨。
“浅鹤,你要跟二姑生活一段时间,先去屋外的车里等着。”父亲吩咐道。二姑并没有反对,沉默地扭头望着墙上的青天白日。
仔细一想,那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可七岁的我并未察觉到有什么异常。
程云山粗暴地举起酒杯,几滴酒洒在桌上冒出滋滋的热气,长期饮酒使他的面色灰黄,但仍然依稀可看出他标志的相貌。那是我记忆中父亲最后的样子。
“二姐姐,云儿敬您一杯。”
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初七的夜晚,我最后一次离开大石坝街十七号。我把脸贴在停在门外的轿车的冰凉玻璃上,无声地数着雨滴。
数到1908时,程霜溪上了车坐在我身边。
我无意间碰到她的手,冷得像她的名字,结了霜的溪流。
第二天,二姑在给我养母的报告中夹了一张纸条:她与月儿一般模样,我不能不管。
我父亲也多次在日记中写道:遗传学是个神妙的学问,浅鹤越长大越像三妹妹。
就是后来我本人在程宅找到三姑小时候的照片时,也因为实在与她太相像而怔住了。若说不一样的,就是我缺了她身上天生的、将她推向万劫不复的那分妩媚。
我想,父亲便是算准了那时的我与三姑失踪时极其相似,二姑不可能不管我。
三姑程月溪的失踪,是程霜溪此生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伤痛,是她写满血泪的人生阅历中最重的一笔。她这辈子杀掉的所有人的灵魂加起来,都抵不过她十九岁时回头发现三妹妹消失的那一刻。
在那件事发生的几年后,大伯程远山在广州患肺痨时对友人闻贺说:“当初大姐姐死时,二姐姐未对我们透露出一丝痛苦。但三妹妹丢后,她一连几天都像丢了魂一般。”
我很愿意把程云山往日变着法子吃喝嫖赌的享乐行径看作是想在风月场所寻找失踪的妹妹(因为他确实找到了),而不是因为他本性的堕落和麻木。但我内心深处一直清楚我的父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