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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岁的商业革命 “咱们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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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去义乌批发纽扣。”
稚嫩的童声劈裂了满屋硝烟。母亲张秀英攥着工资单的手指一松,皱巴巴的纸片打着旋落在搪瓷碎片上。她看着三岁女儿蹲在水泥地上,肉乎乎的小手捏着烧黑的火柴头,在工资单背面划出歪扭的线条——那线条穿过纺织厂后门铁栅栏的缺口,终结于夜市第三棵梧桐树的阴影里,正是城管巡逻的盲区。
“尼龙扣进货三分,卖五分;金属扣一毛二,能卖一毛五。”面前的女孩接着说:“纺织厂女工偷带瑕疵扣出来卖,周二质检员喝酒,废料桶堆得最满。”
父亲赵国伟悬在半空的手开始发抖。这个钢铁厂铆工常年被机油浸泡的掌心结着厚茧,此刻却颤抖着:三岁孩子怎会知道厂里质检科老周周二必喝早酒?他昨天倒班时才听车间主任骂过这事。
“胡扯什么!”赵国伟一把拽起女儿,搪瓷缸碎渣在布鞋底下咯吱响,“谁教你哄人?李婶家二小子?”他想起邻居那个总蹲在门口背乘法表的傻小子。
赵海棠迎着他猩红的眼睛。前世父亲下岗后醉酒摔进排水沟,左臂那道蜈蚣似的疤现在还是完好的皮肤。“爸,”她突然指向窗台,“你藏在那铁盒里的烟钱,够买去义乌的车票了。”
张秀英猛地捂住嘴。铁盒是她偷偷塞在破花盆里的,攒了三年毛票想给女儿买生日皮鞋。此刻这个秘密从三岁孩童嘴里吐出,比丈夫的拳头更让她胆寒。
水泥地上的工资单吸饱了灶台漏水,124.7元的字样晕成昏暗的沼泽。赵国伟盯着女儿瞳孔里自己的倒影——那里面没有孩童的天真,只有钢厂高炉熄火时腾起的黑烟。他忽然松开手,喉结滚动着问妻子:
“你…教她认过钱?”
张秀英摇头时辫梢扫过补丁肩线,三十七块二的羊毛衫清仓价在她脑子里转了三年没舍得买。她看着女儿捡起工资单,火柴头在背面湿痕上圈出两个字:
“纽扣。”
水渍正从字迹边缘缓缓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