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从武周至天宝：权力更迭、女性预政与盛世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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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05年至755年的半个世纪，是中国帝制时代最为跌宕的时期之一。武则天以女性之身君临天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时代；其孙李隆基则以武力终结了女性预政的政治循环，缔造了被后世艳称为“开元盛世”的辉煌。然而，盛世的表象之下，权力清算的血腥、民生的沉重代价以及制度性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如暗流涌动。本文依据正史记载、出土墓志与学术研究，梳理这一时期的政治逻辑与国力民生面貌。
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唐中宗李显复位。然而，中宗皇后韦氏迅速走向权力前台，效法其婆婆武则天的政治路线。韦后与武三思、安乐公主等人结成政治集团，把持朝政，纵容卖官鬻爵。景龙四年（710年），中宗突然暴崩，韦后随即扶立少年李重茂为帝，自己临朝摄政，将禁军交给韦家子弟统领，独揽大权之心已毫不掩饰。
对于李唐宗室而言，局势已至存亡关头。早在景龙元年（707年），太子李重俊因不满韦后与武三思专权发动兵变，兵败身亡，唐宗室处境更加不利。李隆基后来坦言，自己起兵是为了“拯救社稷，为君主、父亲救急”，这并非虚言，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存之战。
唐隆元年六月庚子（710年7月21日），李隆基联合其姑母太平公主，率领禁军万骑自玄武门入宫，斩将夺关，韦后遁入飞骑营被杀，安乐公主、武延秀等韦武集团核心人物悉数被诛。
政变中，上官婉儿的命运尤为引人注目。上官婉儿手持与太平公主共同起草的中宗遗诏，“相王辅政”条款对李隆基一方有利，她率宫人迎李隆基入宫，试图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然而，她仍被下令“斩于旗下”。2013年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志记载，她“亡身于仓卒之际”，陕师大历史专家王双怀据此指出，李隆基“为了免除后患，在仓促之中将婉儿杀害”，并未对婉儿进行审判或详细调查。
上官婉儿之死，表面上是政变中的“附带牺牲”，实则有着深刻的政治逻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郑雅如副研究员指出，关键原因在于李隆基服膺于“正统”性别观，意图根绝女性预政。在传统“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框架中，女性在公领域缺乏合法角色，女性参政经常被贴上“干政”“女祸”的标签。李隆基杀同党的上官婉儿、废公主府惹怒太平公主，都显示他想对付的不只是韦后，更想排除所有女性参与政治。
与此同时，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关系极为密切，两人曾共同起草遗诏。李隆基深知其非凡的政治才能，若留其性命，她极可能成为太平公主阵营的核心智囊，在未来与自己的权力斗争中构成巨大威胁。因此，杀上官婉儿，也是在为即将到来的与太平公主的最终对决提前布局。史家亦指出，李隆基深知上官婉儿“左右摇摆，此时若放过，定后悔莫及”。
唐隆政变后，相王李旦复位为唐睿宗，李隆基被立为皇太子，太平公主被加封为护国大公主。然而，太子与太平公主的权势增大引发了彼此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先天二年（713年）的先天政变，太平公主被赐死，李隆基彻底掌握最高权力。从神龙政变（705年）到先天政变（713年），短短八年之间唐朝都城接连发生五次政变。李隆基的执政之路，本质上是以政变终结政变、以武力重塑皇权秩序的过程。
武则天统治时期被史家郭沫若评价为“政启开元，治宏贞观”，上承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又为唐玄宗开启开元盛世打下坚实基础。这一评价的核心依据之一，是人口的显著恢复。
全国户口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的380万户，增至武则天退位时的神龙元年（705年）615万户，人口约3714万。平均每年增长0.721%，在中国古代是一个较高的增长率。这一增长得益于武则天推行相对宽松的逃户政策：她允许逃户在异地登记户籍，归还者不受处罚，并可享受免除二年课役的优待，客观上促进了土地开垦和人口流动。
到了李隆基的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数增至891万余户，人口5291万余，为唐代人口统计数的最高值。当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物价长期稳定，开元十三年（725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州、齐州五钱，粟三钱”。都城长安与**70余国**有朝贡关系，国库充盈，天宝八载全国库存粮食达9600余万石。
武则天时期的军事表现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在西线，她派王孝杰于692年收复安西四镇，并在西域增设北庭都护府，强化了对西域的控制力。郭元振用反间计杀死吐蕃军神论钦陵，娄师德和唐休璟也在对吐蕃作战中取得大捷。
但在北方战线，武则天为巩固权力诛杀将领，导致军事人才断层。对契丹和后突厥的战争屡有失利，赋役严重，逃户问题加剧。王孝杰率十七万大军讨伐契丹，战于东硖石，几乎全军覆没，王孝杰阵亡。契丹反叛虽最终被平定，但消耗了武周国力。
李隆基时期，唐朝疆域达到极盛。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边功卓著，沿边区维持常备兵员六十万，军费支出庞大。
武则天统治的数十年间，没有发生一场成规模的农民战争，社会治理相对安定。她将关中数十万户农民迁到河南道，给予三年免徭役的优惠，客观上缓解了人口过密和土地兼并的问题。然而，赋役过重的问题始终存在。宰相韦嗣立曾夸张地说“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反映出武则天晚年赋役繁重迫使大量农民逃亡的现实。
李隆基时期，民生问题却日益尖锐。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描绘的不是安史之乱之后，而是安史之乱之前的社会现实。杜甫本人幼子因饥饿而死，盛世之下的底层百姓生活之艰难可见一斑。繁重的兵役、徭役使百姓在服役期间不仅无法从事生产，还需自贴路费，许多人因之倾家荡产。府兵自十八岁入伍，到六十岁才免役，其家庭又无壮丁，遂至渐渐贫弱，兵士逃亡者很多。玄宗后期好大喜功，大兴土木，进一步加剧了百姓的逃亡。
贯穿武则天至李隆基时期的一个深层问题，是均田制的逐步瓦解。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农民土地日益减少，无力负担赋税徭役，被迫弃家离乡。武则天时期已出现“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形势，她遣十道使括天下逃户加以应对。
到了李隆基时代，均田制主要通过限制地权转移速率来抑制兼并、稳定小农的功能已基本丧失。玄宗时代近乎放任土地买卖，也就是放任土地兼并，无怪乎出现了大批“地癖”。开元九年（721年），监察御史宇文融上奏，指出“天下逃户渐多，豪强乘机兼并土地，荫庇人户”。许多农户要么隐匿人口进入门阀名下，要么逃遁到南方等人烟稀少的地方。开元年间，帝国有大片土地被豪强富户占据，不必上税，严重影响了朝廷的税收，而玄宗很少过问，导致平民负担更重。土地兼并的加剧与均田制的崩溃，从根本上动摇了唐前期的财政与军事基础，为安史之乱埋下了最深层的制度性祸根。
从武则天到李隆基，唐朝走过了从“贞观遗风”到“开元盛世”的上升轨迹。武则天以女性之身君临天下，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口的显著恢复，为盛世奠定了物质与人口基础。然而，她所开启的女性预政模式，也在其身后引发了韦后效法、安乐公主干政等一系列政治动荡。
李隆基以政变终结了这一循环，但他所付出的代价是政治清算的冷酷与血腥——上官婉儿之死并非孤例，而是那个时代权力逻辑的集中体现。开元盛世虽将帝国的荣耀推向极致，但其繁荣是高度分化的。底层民众为盛世的辉煌承受了沉重的兵役、徭役负担，土地兼并的加剧与均田制的瓦解，使国家税基持续萎缩、军备弱化，最终在安史之乱的冲击下，盛世迅速崩塌。
武则天打造了盛世的“骨架”，李隆基为其填充了血肉，但也因过度消耗而使其迅速坍塌。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国力的强盛与民生的福祉之间，从来不是简单的正相关，而权力更迭中的政治清算，往往以牺牲个体为代价，书写着宏大叙事的另一面。
作者有话说
第184章 从武周至天宝：权力更迭、女性预政与盛世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