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报国记》朱雀桥边野草花

2、家国兴亡自有时

　　18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那一年，中国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烟台条约》。1874年，英国再次派出以柏郎上校为首的探路队，在近二百名的武装士兵护送下，探查缅滇陆路交通。英国驻华公使派出翻译马嘉理南下迎接。1875年1月，马嘉理到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后，向云南边境进发。2月21日，在云南腾越地区的蛮允附近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发生冲突，马嘉理与数名随行人员被打死。这就是“马嘉理事件”，或称“滇案”。英国立即抓住这一事件来扩大它对中国的侵略。1876年8月21日，李鸿章与威妥玛在烟台正式开始谈判，9月13日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条约的签订结束了"滇案"，但也使英国得到了入侵中国西南边境"条约权利"。
　　1876年，左宗棠统率着七万多以湘军为主的西征将士，一边栽柳一边向西行进，踏上了收复新疆的征程。雄师亲住玉门关，不斩楼兰终不还。尽管年事已高，但是64岁的左宗棠仍然不畏南征北战的艰难，与将士同甘共苦，身为总督的身份也仅仅穿朴素的衣服、吃简单的伙食。左宗棠率领的西征军攻入新疆后，迅速击垮了阿古柏，使其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成功夺回了新疆领土。同时，他还粉碎了帝国主义勾结阿古柏侵占新疆的阴谋。在西征途中，左宗棠发现当地降水少，风沙漫天，于是命令军民广泛种植树木。经后世史家估算，湘军将士种下的杨树、柳树和沙枣树超过100万棵，极大地改善了西北的生态环境状况。有些树木存活至今，人称“左公柳”。在左宗棠大营帮办军务的杨昌濬，随军西征时写下一首诗，名为《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左宗棠先后五次奏请在新疆建省，力图“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为子孙后代保住一片大好河山。
　　1876年一场特大旱灾降临中国华北大地。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旱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此次大旱的特点是：时间长、范围广、后果异常严重。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因为河南、山西旱情最为严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1876年，美国为纪念建国100周年，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当时中国官员宁波海关文案李圭作为中国工商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博览会。
　　1876年对于河南信阳也是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改变信阳茶历史走向的一位划时代人物出生了。在一个风日晴和的清晨，在一个叫五里店的地方，一个婴儿呱呱落地了。伴随着馥郁的花香和叮咛的鸟鸣声，这个新生的孩子给这个沉闷许久的家庭带来了一点喜色。那一年是清德宗皇帝光绪二年。那时候距离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16年，“火烧圆明园”和“太平天国”的外忧内患并没有使得清廷觉醒，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正在越来越深重。而作为工科给事中的陈梦兰看着民生凋敝，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他不由得深深叹了一声气。他为这个新生儿取名善同。他认为“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他在孙子耳边反复吟诵贾谊的《治安策》。这个自己惟一的孙子，寄托了自己后半生未来的期许。
　　自己儿子陈嘉麟已经决心不再涉足仕途，只想躬耕田园。他对于官场中的委曲求全实在不能忍受，只求一身清白，做自己喜欢的事，看着身体孱弱、痛苦不堪的儿子，陈梦兰决心放过自己也放过自己的儿子。何必呢，官场是如何的黑暗和崎岖，自己身淫其中又怎不知，过刚易折，陈梦兰也实在怕这个惟一的儿子会在官场陨落，自己又力所不能及。因此他偃旗息鼓了再让儿子捐任就职的事情，和儿子一起一心一意的教授孙子善同读书识字，所幸孙子善同非常争气，他过目不忘，聪颖异常，小小年纪就熟读经史，同龄的孩子都还在以玩耍为乐的时候，他却以读书为乐，他的母亲心疼他，总是希望他能休息一会，少看一会，可是他不，他手不离书，吃完饭立刻又跑去了书房，专心致志读书写字，他把读书当做了自己毕生的事业，看着这个爱书如痴的儿子，陈梦兰欣慰的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