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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证明忠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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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度测试
1943年初，战争安置局官员与陆军部和海军情报局合作[164]，分发了一份“日裔美国公民声明”问卷，试图了解军方所希望招募入伍的被监禁日裔美国人的忠诚度。问卷最初只发给符合服役条件的日裔美国人（或者说，如果不是战争开始时对他们进行了4-C分类，他们本来可以符合服役条件）。当局很快修改了问卷，要求营地里的所有成年人都填写表格。
（译注48：战争开始后，美国战争动员部门对所有适合服役条件的人都进行登记，按照服役优先度给与不同等级。美国本土日裔美国人在征兵登记中因为被集体怀疑有不忠诚倾向而全部被列为4-C，也即不适合服役的等级。）
28个问题中的大多数旨在评估受访者的“美国性”——他们是否在日本或美国接受过教育，他们是佛教徒还是基督徒，他们是否练习过柔道或参加过棒球队[164] 。
（译注49：该问卷为选择性服务表（Selective Service Form） 304A，后来被简称为忠诚问卷。除了个人姓名住址出生亲属语言婚姻信息外，还收集教育、宗教、体育、选民登记、组织、犯罪记录、外国投资、订阅报纸杂志、海外旅行，以及是否在日本政府注册登记出生信息等。故意撒谎的代价为当年的1万美元以内的罚款和不超过10年的监禁。）
这份问卷的最后两个问题更为直接：
问题27：您是否愿意在美国武装部队服役，无论接到何种命令？问题28：您是否愿意宣誓无条件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忠实保卫美国免受任何国内外势力的攻击，并宣誓放弃对日本天皇或其他外国政府、势力或组织的任何形式的效忠或服从？
在各个集中营，对最后两个问题都回答“否”的人被称为“不不”。
虽然大多数集中营营员对两个问题都回答了“是”，但数千人（占总受访者的17%，占“二代”的20%）出于对问卷措辞和含义的困惑、恐惧或愤怒，给出了否定或有条件的回答[165]。关于第27个问题，许多人担心表达服役意愿会被视为自愿参战；而另一些人则感到被侮辱，因为他们被要求为一个囚禁了他们及其家人的国家冒着生命危险。第28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引发了其他问题。一些人认为，放弃对日本的忠诚会暗示他们曾经效忠日本，背叛美国。许多人认为，无论他们如何回答，都将被驱逐回日本，他们担心明确否认天皇的行为会被公开，使重新安置变得极其困难[166][167]。
（译注50：第28个问题是带有预设立场的问题。无论是和否都将暗示回答者曾经效忠过日本天皇。）
1943年7月15日，图莱湖——问卷中“否”字回答数量最多的地点——被指定用于安置那些答案表明他们“不忠诚”的营员[165]。 1943年余下时间至1944年初，超过12000名男女老少从其他集中营被转移到戒备森严的图莱湖隔离中心。
此后，国会通过了1944年《放弃美国国籍法案》（ Renunciation Act ），该法案允许日裔美国公民放弃美国国籍[164][168][169]。共有5589名被拘留者选择放弃美国国籍；其中5461人被送往图莱湖隔离中心[170]。在放弃美国国籍的人中，有1327人被遣返回日本[170]。那些留在美国的人，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战后，都因为选择放弃国籍而遭受日裔美国人社区的歧视。当时，他们担心如果继续身为美国人并继续被监禁，自己的未来堪忧[170]。
（译注51：在1944年《放弃国籍法案》通过之前，美国国籍被视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种不可轻易解除的“政治契约”。早期美国政府普遍反对“随意放弃国籍”，以防止个体逃避纳税、兵役或刑责，亦确保国家安全与忠诚原则。
虽在实践中已有个别国人通过侨居他国放弃国籍，但直到1868年，《埃克斯-帕特里艾特法案（Expatriation Act）》首次正式承认放弃国籍为一项基本人权，反对外国（尤其是英国）“终身臣属”理念，确立国籍可被个人自愿解除。但该法同时规定：放弃美国国籍须在海外自愿进行，且不得出于胁迫。
1944年《放弃国籍法案》首次授权在美国本土境内以正式声明方式放弃国籍，主要针对战时集中营中的日裔美国人，但其自愿性广受质疑。该法案在战后迅速淡出实务，最终在1967年被最高法院 Afroyim v. Rusk 案判决核心条款违宪，法院认为：政府不得未经本人同意剥夺其美国国籍。
自此以后，美国国籍放弃制度进入严格限制时代。1980年，《移民与国籍法》修订版确立现代放弃国籍框架，规定：放弃国籍须为知情、自愿行为，且需通过美国驻外领事馆进行正式宣誓，完整程序备案后方为生效。
1944年《放弃美国国籍法案》被反对者认为本质上是国家机器以合法形式实施的不义。该法案的存在揭示了法治本身在战争与种族主义背景下的脆弱与可被操控。）
这些放弃美国国籍的行为因多种原因而备受争议。一些为监禁辩护的人援引这些放弃国籍的行为作为证据，证明被监禁者中普遍存在“不忠”或反美情绪，从而为监禁提供了正当理由[171]。许多历史学家驳斥了后一种观点，因为它没有考虑到这些少数人在“放弃国籍”时曾遭受过本国政府的虐待和迫害：放弃国籍与对美国的“忠诚”或“不忠”关系不大，而是一系列复杂情况和因素的结果，这些情况和因素超出了当事人的控制范围[172][173] 。在放弃国籍之前，大多数或所有放弃国籍的人都经历过以下不幸：被迫离家；失业；政府和公众仅仅因为种族就认定他们不忠于自己的所在地；并因所谓的“不忠诚的”而被关押在“隔离中心”[173]。
清田稔（Minoru Kiyota）是那些放弃美国国籍的人之一，但他很快就后悔了这一决定。他表示，他只想“表达我对美国政府的愤怒”，因为他被监禁，以及他所遭受的精神和身体上的胁迫以及恐吓[174]。 “我的放弃国籍是对我和其他日裔美国人多年来遭受迫害的一种短暂的情感反抗，尤其是在托帕兹监狱遭受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有辱人格的审讯，以及被狱警恐吓。”
民权律师韦恩·M·柯林斯（Wayne M. Collins）成功驳斥了大多数此类放弃国籍的申请，认为其无效，原因是政府是在胁迫和恐吓的条件下获得这些申请的[174][176]。许多被驱逐者是一代或归米（Kibei）日裔美国人，他们通常英语不好，而且常常无法理解被问到的问题。即使是那些能够清晰理解问题的一代，第28个问题也带来了一个尴尬的困境：当时，日本移民被拒绝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因此，当被要求放弃日本国籍时，如果回答“是”，他们就会成为无国籍人士[177]。
（译注52：Kibei，即归米，是在美国出生后被送回日本国内抚养接受早期教育，然后在后期又被带回美国的日裔美国公民，在当时这样的安排被视为保持美日双文化联接的办法。Kibei占二代日裔美国人约10-20%的比例。）
血染的忠诚
当政府开始在集中营中招募军队志愿者时，最初只有6%的适龄男性营员自愿加入美国武装部队。大多数拒绝参军的人都表示，只要恢复美国公民的权利，他们愿意战斗。最终，二战期间，有3.3万名日裔美国男性和许多日裔美国女性（含夏威夷日裔美国人）在美国军队服役，其中2万人加入了美国陆军[178][179]。
第100步兵营成立于1942年6月，由来自夏威夷国民警卫队的1432名日裔男子组成，被派往麦考伊营和谢尔比营接受高级训练[180]。由于第100营的出色训练记录，美国陆军部授权组建第442团级战斗队。征召令发出后，10000名来自夏威夷的年轻人自愿报名，最终有2686人入选，另有1500人来自美国本土[181]。第100步兵营于1943年9月登陆意大利萨勒诺，被称为“紫心勋章营”，后来成为442团级战斗单位的第一营。1944年6月，第442团级战斗队其他单位加入，这支联合部队成为美国军事史上规模最大、服役时间最长的部队，也是获得勋章最多的部队[182]。当时在巴伐利亚州美国陆军内执行独立任务的第 442 团级战斗单位的二代隔离野战炮兵营于 1945 年 4 月 29 日解放了纳粹原达豪集中营的至少一个卫星劳动营[183] ，仅仅几天后的 5 月 2 日，又阻止了巴伐利亚州南部的一次死亡行军[184][185]。
（译注53：类似442团这样的种族隔离（单一种族）类型的编组，如华裔美国人战斗队、黑人第92和第93步兵师等，一直到1948年杜鲁门总统第9981号行政命令才开始松动，但是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后才消失。）
证明对美国的承诺
许多二代日裔美国人努力证明自己是忠诚的美国公民。在二战期间服役的两万名日裔美国人中[178]，“许多日裔美国士兵是为了对抗家乡的种族主义而参战”[186]，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肢体和身体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美国人”[187] 。
大约有一百名二代女性自愿加入了女子陆军部队（WAC），在那里，她们接受了严格的基础训练后，被分配担任打字员、办事员和司机。[138]还有一小部分女性自愿担任陆军护士部队（ANC）的护士。[188]一位被关押在集中营的营员伊藤聪（Satoshi Ito）强调了移民子女努力向美国展现爱国主义精神的观点。他提到，母亲会告诉他：“‘你既然在美国，就要好好学习，做好准备，等你踏入社会后，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189] 他还说，母亲会告诉他：“‘别像我一样，像我们一样，做一个愚蠢的农民。’”[190] 以此鼓励伊藤成功融入美国社会。结果，他异常努力地在学校里取得优异成绩，后来成为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教授。他的故事，以及无数愿意在战争中冒着生命危险的日裔美国人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社区中许多人为了证明自己的美国爱国主义所付出的努力。
（译注54：这一部分开源资料源的叙事内容带有开源资料原作者的立场和取舍。笔者认为当爱国主义变成一种必须通过牺牲和服从来证明的品质，它本身就成了一种带有张力的伦理现象，隐含着权力者对族群的归属与认同的深层不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