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壶,既是古人宴席的一种礼制,又是宾主相娱的一种游戏。从目前史料来看,这一活动至迟在春秋时期的上层社会中就已流行。据应劭《风俗通义·佚文》所记:“晋中行穆子、苟吴相投壶,为投壶氏,后有投氏。”另《左传》载。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晋昭公新近即位,齐、卫、郑国等国君主入晋相贺,昭公设宴招待,席间昭公按礼制与实力较强的齐景公投壶相博,他们轻车熟驾,每投必中,势均力敌,赢得在场他国君主的羡慕。显然,对于上层社会的政治家们而言,投壶活动不单纯是娱乐,对他们的外交活动也是相当有益的。
到了战国时代,投壶这项贵族化的活动开始大众化,并很快成为民间竞相追求的时尚,司马迁为我们留下了生动的一笔,“若乃州闻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无禁,前有坠珥,后有遗簪?。这是一幅多么轻松不拘、潇洒自如的场面!
汉代以后,投壶更是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活动,可以说,上至君主政客,文人墨士,下至三教九流热衷此道者比比皆是。
上流人家的投壶活动,不仅讲究礼节,也讲究排场,对用人、用物都有详细的规定。据司马光《投壶仪节》记,所用人有:札生一人,职唱赞;司射一人,职裁判;司正一人,职主罚,使人一人,职执壶、荐羞等;赞者二人,职取矢,由主家人员担任;酌者二人,职行觞,由胜方人员担任;弦者若干人,职歌诗鼓乐。所用物有:壶,矢(八支)、中(盛算用的器具、若鹿、若虎之形)、算(八十支)、丰(放置酒勺用)、觯(酒器)、磐、鼓、鼙(均为乐器)、酒壶、水碗(盛水洗酒器)、盥盆(盛水洗手)、悦巾(擦手布)。当然,投壶并非都要象司马光所记那样奢华,一般人家不具备那种条件。作为饮酒悦宾及民间宴会的娱乐活动,那是既简便,又方便,又随便的,否则就不会在中国如此受到欢迎。
投壶之札,在古代中国,历来为儒家学子所看重,视之与“中庸”之道同途。郑康成目:“投壶,射之细也。古者君子射以观德,为其心平体正,端一审固,然后能中故也。盖投壶亦犹是矣,未审度于此,而取中于彼,仁道存焉。疑畏则疏,惰慢则失,义方象焉。左右前却,过分则差,中庸著焉。得十失二,成功尽弃,诚慎明焉。是故,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何以言之?夫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圣人取之以为礼,用诸乡党,用诸邦国”,也就不足为奇。很清楚,在这些人看来,投壶之道与圣人作礼乐、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谟以纳民心于中正,是殊途同归。难怪朝野人士上下相维,历千年而不衰,许多知名的官僚、文人也都热衷对其著上一笔,以留芳后世。这些著作除《礼记·投壶》、《大戴礼·投壶》、《颜氏家训·艺术篇》、《经说·投壶》,及《投壶仪节》、《投壶新格》、(正字通》等诸多经典之外,艺文类的还有:魏人邯郸淳的《投壶赋》、晋光禄大夫虞潭的《投壶变》、唐代曹唐的《无题》、明朝何景明的《投壶铭》、丘浚的《投壶》、清代袁九龄的《壶矢铭》、周金的《白傅园投壶联句》等等,可谓洋洋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