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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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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的夏天,我站在 C 区的门口看了一眼成绩单。
我的名字排在第三,旁边有一个红色的箭头,写着“升 B 区”。
D 区的榜单早就换过好几轮了,我的名字从榜首掉下去又爬上来,最后被贴到了更高的地方。
这两年过得很快。快到我来不及细想每一次输球,就已经开始准备下一场比赛了。
我和王卓林还是每天提前四十分钟到球馆,但已经不练基本功了。
他教我拧拉、教我摆短、教我判断旋转。他的手掌比两年前又大了一圈,虎口的茧也厚了一层。
他教我的时候不再停下来解释,只说“你看一遍”,然后打一板给我看。我回一板,他再看一遍。
有时候一整个早上只练一个动作,我们谁都不说话,只有球撞击胶皮的声音在空旷的场馆里来回弹。
去年年底我参加了市里的比赛,拿了第三名。名次不高,但对一个刚从 D 区升上来的人来说已经算快了。
领奖的时候王卓林坐在看台上拍了我一张照片,发过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写,只加了一个句号。
我把那张照片存在手机里,有时候晚上睡不着翻出来看,灯光下那张领奖台上的脸比起初打球时更专注了一些,但改变不大。
今年开春,王卓林跟我说:“我要去国青队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系鞋带,语气跟说“今天练摆速”差不多。
我正弯腰捡球,手里的球一下子滚远了。
我直起身看着他,他已经系好鞋带了,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下个月报到,在省队集训两个月,考核过了就留下。”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他把球拍装进包里,“可能不回来了。”
那天下午的训练我没打进去。
球总是在我不该落的位置落地,五局里丢了四局。
王卓林在旁边看了几场,结束后什么也没说,收拾好东西走到门口,才回头看了我一眼:“你那个反手拧拉,角度再大一点。”
他走了之后,球馆的灯光显得比以前更亮了一些。
我站在球台前,把反手拧拉练了整整一个晚上,胶皮边缘磨损后留下的印痕,和之前刚换上的那些细微差别,在灯光下几乎看不出来。
现在他正式进入了省队集训,而我刚知道消息时握着球拍的手也重新放松了下来。
我没有停下来,训练安排照旧,只是把每天早到的时间又提前了十五分钟。
我开始练多球,一筐接一筐,直到手腕抬不起来。冯教练有时候早上来了看到我,会坐在旁边看一会儿,但从不开口说话,只是偶尔在训练结束后放下一瓶水就走。
那天傍晚我又站在球馆门口,看到他发来一条消息。没有照片,只有一行字:
“集训第五天,通过了第一轮考核。”
我看了很久,没有回复。
然后把手机放进包里,转身走进球馆,走到球台边,拿起球拍,对着墙打了一百个多球。
球馆的灯光照在白色的墙面上,我一边打一边想: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到 B 区了。他没有说过“你等我”之类的话,我也不需要他开口。
那张领奖台上的照片一直存着,隔了很久再打开看时,画面里的光线和那天下午的夕阳光晕重叠在了一起。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收到了他发来的第二条消息。没有图片,没有表情,只有一行字:“我进了。二队。”
我站在球馆门口,把那条消息看了两遍,关上手机,然后推开球馆的门走了进去。
灯光还是原来那些灯,球台也没有换过。只不过他不在对面的位置上了,而我需要重新适应在那个位置上没有人的时候,怎么把球打到球台的另一侧,然后等它弹回来,重新拿起来,再发一次。
他没说什么时候回来,我也没问。
反手拧拉的角度已经比当初大了许多,多球训练的量也加了快一倍。
我已经升到 B 区了,正在准备下一场市里的比赛。而那些他还不知道我打了多少遍的球,每一颗都落在了球台上,和我预想的位置差距越来越小。
如果他能看到的话,大概会说一句“角度再大一点”。
但我是知道他不会再说了,他已经不需要再对我开口——我们已经在各自的路上走了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里,我已经习惯了在没有他开口的情况下,自己调整拍面角度和手腕发力,然后继续把球打到对面那个越来越准确的位置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