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雪》绍言

2、我们是航海士 算起来，我

　　算起来，我在欧洲定居已有五年了。

　　来欧洲前，我居住在东滩市。

　　东滩的夜晚从来不会真正暗下去，玻璃幕墙把灯火折来折去，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金钱游戏。

　　我是攥着录取通知书挤进这座城市的。

　　在此之前，我成长在长江边一个火炉般的城市——那里，柏油马路被晒得发软，自行车铃铛和吆喝声在热浪里浮沉。

　　巷子口的栀子花总被烤得蔫头耷脑，和那时的我一样，渴望着某个遥远的、带咸味的晚风。

　　小时候，我总趴在锈迹斑斑的窗框边数着长江上过往的货轮。它们鸣着汽笛，往长江的另一头开去。

　　那时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也要跟着那些船一起逃走。

　　终于，在2001年的秋分，江城轮渡裹着柴油味把我吐到东滩码头。

　　江水与海水在此处交汇，泛起浑浊的泡沫，像极了母亲织了一半就拆掉的旧毛衣线头。

　　我攥紧双肩包带，隔着毛衣按住暗兜里的存折——父亲跑汉街批发的三百条毛巾，母亲熬夜改的四十件衣裳，全在这张薄纸里。

　　“雪伢，做人要像算盘珠——响得灵泛。”

　　父亲在渡口说的话混着轮机声在耳畔回响。

　　彼时我还不知道，东滩的算盘，打的从来不是加减乘除。

　　数学系女生宿舍的灯总亮到后半夜。

　　上铺的北京姑娘周黎对着《泛函分析》突然冷笑：

　　“咱们这届统共六个保研名额，系里教授们的孩子就占了五个。”

　　对面江苏来的眼镜妹王敏倏地坐起，铁床发出尖锐的呻吟，

　　“我前天看见陈教授收了班长父亲送的碧螺春。”她顿了顿，“还是青瓷罐装的。”

　　周黎的香水味混着王敏的蜂花洗发精在夜色里发酵。

　　我缩在被窝里，听着她们的谈话，突然想起英语课上老师展示的一篇登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标题是："Internet is about to change our lives"。

　　互联网即将改变我们的生活。

　　非典前的那个暑假，江城网吧的换气扇永远在咳。我坐在17号机位前，屏幕蓝光里漂浮着榕树下论坛的注册页面。

　　五块钱一个的电子邮箱邀请码，我手边作业本上已经记了二十三笔交易记录。

　　我无意间瞥见了网页角落闪烁的广告——“阿力奇奇诚信通会员招募中”。

　　窗外知了叫得正凶，有穿校服的男生们骑着捷安特掠过，车铃叮当响成一片。

　　回家后，母亲问我：

　　“这算投机倒把不？”

　　缝纫机扎过布料的哒哒声，像在给她的疑问打着重音。

　　“妈，这叫信息差。”我接过父亲递来的水，“就像汉街早市的毛巾，批发价和零售价中间差的不是钱...”

　　“是门路。”母亲明白的很快，缝纫机声停了半拍。

　　开学后的线性代数课上，粉笔灰在阳光里飞舞，像是在跳郭富城的Para Para。

　　周黎捅我手肘时，我正把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那里画着树状图：榕树下论坛→电子邮箱→校友录→？箭头末端浸着一滴蓝墨水，晕开成大海的模样。

　　“看。”她推过来一张《计算机世界》剪报，某软件公司融资新闻的边角处，印着芝麻粒大的小字：“门户网站流量同比增长400%”。

　　我俯身凑近去看，被裤袋里的U盘硌到大腿——里面存着我用MATLAB写的自动注册程序，昨晚刚在网吧测试通过。

　　非典突然来袭，我也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赚钱的机会。

　　2003年3月的东滩大学，空气里飘着双氧水的味道。我蹲在数学系机房的角落，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注册成功提示。

　　“第65个，这么快啊。”

　　周黎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带着一股子京片子的脆劲儿。

　　我回头一看，北京大妞今天扎着个乱糟糟的高马尾，几绺碎发不听话地翘着，活像只炸毛的猫。

　　她穿了件oversize的白色文化衫，领口歪歪斜斜地露出半边锁骨，下身是条洗得发白的破洞牛仔裤，脚上趿拉着双脏兮兮的匡威，整个人透着股漫不经心的帅气。

　　她往我旁边一靠，身上飘来淡淡的茉莉香水味，混着点儿烟草的气息。

　　那张脸长得特像年轻时的汤唯，单眼皮，小虎牙，笑起来眼角堆起几道细纹，透着股子痞帅劲儿。

　　这会儿她正叼着根没点的兰州，耳垂上那个银质耳环随着她歪头的动作晃来晃去，在机房的荧光灯下闪着冷光。

　　“哎，我跟你说，文科楼那帮文艺青年正满世界收账号呢，”

　　她大剌剌地往我肩上靠，

　　“出价八十一个。”

　　“你想合作？”我盯着她耳垂上晃动的银环。

　　她嘴角一翘：“我认识人要买账号，你负责供货，二八分账。”

　　我摩挲着兜里的U盘，想起父亲常说“独食难肥”。

　　“三七，”我说，“你负责收钱。”

　　周黎的指甲在机箱上敲出哒哒声：“成交！”

　　“成！”她一巴掌拍我背上，力道大得我差点呛着。

　　“够痛快！晚上姐请你吃卤煮去！”她转身要走，又突然扭头补了句，

　　“对了，王敏那丫头编程不错，要不要叫上她？”

　　没等我回答，她已经风风火火地冲出了机房，留着一股子茉莉香水味在空气里打转。

　　王敏是三天后加入的。当时我正在食堂角落数钱，她端着饭菜面径直坐到我对面，镜片上沾着雾气，

　　“我看了那个自动注册脚本，循环语句有个小问题导致速度提不上去，给你改好了。”

　　我们三个的合作就这样开始了。

　　非典正式爆发的那个周五，校长在广播里宣布停课时，我们刚谈成第一笔大单。

　　中文系要办线上诗歌大赛，需要两百个高级账号。

　　周黎把价格谈到每个一百二。

　　“定金。”她把信封拍在桌上，三沓钞票像扑克牌般扇形展开。

　　王敏的眼镜片反着光，我看见自己变形的倒影——嘴角上扬得有些扭曲。

　　那几天，每个夜晚我们都在计算机房通宵赶工。

　　凌晨三点，王敏突然摔了鼠标：

　　“服务器又崩了！”她声音尖得吓人。

　　周黎从包里掏出三罐咖啡，“我去找个人。”

　　张明远来时带着一身机房特有的静电味。

　　他是计算机系研二生。

　　“负载超标了。”他说话时喉结上下滚动，“你们这样批量注册，榕树下迟早把这些账号封杀了，我来处理吧。”

　　我们团队的第一次争吵发生在拿到尾款的那天晚上。

　　周黎想买台二手服务器，王敏坚持要分红，而我盯着账本上那个四位数的余额，想起父亲账本上那些被反复涂改的数字。

　　我明白，生意伙伴间的信任，往往始于明算账的冷酷。

　　“三成留作资金池。”我在计算器上按出归零的“嘀”声，“剩下的按贡献分。”

　　非典最严重时，校园里飘着过氧乙酸的刺鼻味道。

　　我们囤的板蓝根又成了硬通货——周黎用它换来了校外网吧的包夜特权，王敏用它向宿管阿姨买了断电豁免权，而我留了两盒在包里，像揣着某种秘密武器。

　　张明远偶尔会来指导技术问题，总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有次调试程序到深夜，他随口提起中关村有家公司刚融到千万风投。

　　“互联网的泡沫要起来了。”

　　他说话时屏幕蓝光映在镜片上，看不清眼神，

　　“可是，就像啤酒，聪明人喝的是泡沫下面的酒，不是泡沫。”

　　这句话让我失眠了整晚。

　　第二天清晨，我已经穿戴整齐。卫生间里弥漫着薄荷牙膏的清凉，王敏正机械地上下刷动着牙刷，周黎往脸上泼水的声音像急促的雨点。

　　“我们干票大的吧。”

　　我的声音撞上水泥墙，碎成一片片回音。

　　王敏的牙刷停在半空，周黎拧毛巾的手顿住了。透过雾气氤氲的镜子，我看见她们的眼睛在寻找我的倒影。

　　“卖账号是投机——” 我伸手，指尖划过冰凉的镜面，三个人的倒影在雾气中突然清晰，“做平台才是生意。”

　　王敏的牙刷“当啷”一声掉进洗手池。

　　三角洲工作室正式挂牌那天下着细雨。

　　我们十平米的办公室墙上还粘着上家公司没来得及拆的宣传画。王敏调试着二手服务器，周黎在门口挂上自制招牌，而我坐在唯一一张完好的办公椅上。

　　雨声渐歇，阳光突然破云而出，照在那块崭新的招牌上——那是这座城市第一次认真注视我们的目光。

　　工作室的第一单是开发一个校园论坛系统，项目开启的那天，非典结束了。

　　那天的阳光突然变得很亮。

　　张明远来送开源代码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北京有家风投正在物色校园项目。

　　“他们副总姓林，”他用手扶了下眼镜，“据说是某部处领导的儿子，今年刚从斯坦福回来，挺年轻的。”

　　周黎的指甲在桌面上敲出哒哒声：“那他帅吗？”

　　“听说特别像金城武。”张明远难得开了玩笑，“不过大家都说他只谈事业，不谈风月。”

　　我们都笑了，笑声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挤来挤去。

　　对面大楼的霓虹灯突然亮起，斑驳的光影透过窗户洒进来，给坐在窗边的我们镀上一层跃动的色彩。

　　我突然很想知道，当真正的互联网浪潮打来时，我们这几个东拼西凑的“航海士”，究竟能驶出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