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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普的降生 王笑出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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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兰台市部队兵工厂
刘巧霞的算盘珠子在账本上敲出密集的脆响,她挺着孕肚伏在堆满票据的木桌上,工牌上“劳资科科长”的红字被台灯照得发亮。窗外飘着正月的雪,宣传栏里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标语被风吹得哗啦作响。
“刘科长!你男人刚来电话,说见红了!”车间主任举着铝饭盒冲进来打趣到,盒底的红烧肉汤汁在水泥地上洇出油斑。刘巧霞扶着腰起身站起来结果饭盒:“是快生了,要不能有这待遇,天天吃肉?”,还没来及的完成的笑容,被饭盒掉落砸在算盘上的一声“哗啦”声打断了,红烧肉霍着墨汁,砸在《兵工厂生产计划表》上,墨迹晕染开一片狼藉。
王建国伏在炮筒图纸前,袖口沾着石墨粉,指节因长时间握笔而泛着青白。窗外正月的雪簌簌落在“技术革新标兵”的锦旗上,他推了推鼻梁上不存在的眼镜(实则习惯性眯眼聚焦),盯着图纸上0.03毫米的误差——若能攻克这道坎,新型火炮的射程将突破三十公里。
“王科长!厂办来电话说嫂子要生了!”车间主任扒着门框,棉袄下摆还沾着车床边的铁屑。王建国手一抖,圆珠笔在图纸上划出歪斜的墨痕,像道未愈的伤口。
他抓起棉手套冲出厂房时,卡车轮胎正碾过结霜的柏油路。自行车链条在寒风里发出“嘎吱”声,他想起昨夜刘巧霞扶着腰在台灯下算账的模样,账本上“预产期”三个字被她用红笔圈了又圈。
“别慌,医院有医生。”他默念着,可脚踏板却越踩越快。风灌进棉衣领口,后背却像被火燎着,汗珠顺着脊梁沟往下淌,在深蓝工装上洇出盐渍。路过国营饭店时,他瞥见橱窗里蒸腾的热气,突然想起巧霞怀孕后总念叨的酸菜馅饺子。车轮碾过结冰的河面,他听见自己牙齿打颤的声响。那些关于炮筒的参数突然在脑海里乱窜:0.03毫米的误差、焊接温度曲线、冷却时间……它们与产房里撕心裂肺的惨叫重叠,变成一把钝刀割着他的太阳穴。
“要是孩子像炮筒一样结实就好了。”他自言自语,又立刻唾弃自己——巧霞总骂他“满脑子都是铁疙瘩”,可此刻他竟希望女儿能继承这份“铁性”。拐弯时车轮打滑,他差点摔进路边的雪堆,棉手套擦过冻硬的地面,露出里面磨破的指节。
搪瓷挂钟的指针卡在产道里,和王笑的太阳穴一同抽搐。产钳金属齿在血肉间啃出新月形凹痕,助产士的橡胶手套卡进头骨缝隙,像拧螺丝般转动:“用力!你男人在外面等消息呢!”
“缝合!”穿军大衣的医生甩下血手套,白大褂下摆扫过铁皮柜里的铝饭盒,“我两点要陪卫生局领导视察。”产房门开合的瞬间,正午的雪光斜斜切进来,映在新生儿未擦净的胎粪泛着青灰的小脸上。
“我的孙女呢!”奶奶的棉鞋踩碎产房门外的薄冰,不知道老人家如何第一时间在这样的大雪天里赶来了医院。她看见王笑时,婴儿正被自己的呕吐物呛得小脸发紫,右眼糊着干涸的血痂,像枚褪色的军功章。
“造孽啊!”老人用虎口卡住王笑下颌,棉签蘸着温开水时,指尖都在发抖。产房外的梧桐树正簌簌抖落积雪,护士站的半导体收音机突然响起《东方红》,惊得刘巧霞手背上的输液管回血。
当晚,王建国用铝饭盒焐着红糖水,喂给刘巧霞,巧霞有些虚弱但整个人很开心。雪粒子扑在结霜的玻璃上,模糊了远处国营饭店的霓虹灯。奶奶用缝纫机线给王笑缝百家衣,蓝白格子布里裹着产科主任塞的酒精棉球,针脚整齐密不透风。
“妈,听说现在市妇幼都开始用产钳消毒柜了。”王建国望着窗外的雪,突然说。奶奶正在给王笑(对,我就叫王笑)擦洗身体的手顿了顿,棉球上浮起一层薄薄的胎脂:“当年你出生时,接生婆用铁剪子剪脐带,不也活得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