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猪和死亡》何金野

24、番外 来自海外的回信 (吴倩瑜）

　　我第一次看到那张截图，是在一个封闭讨论小组里。

　　那是一个由十余位中文母语写作者、心理工作者、东亚文化学者自发组成的线上小组，我们平时互相交换地区教育叙事、语言隐喻、女童书写案例。那天晚上，组里一位社工发了一张图，白底黑字，打印纸，只有几句话，排版凌乱，没有作者、没有出处，她问我们：“你们有人知道这个传单从哪儿来的吗？”

　　我点开那张图，看到了这几句：
　　“我没疯，我只是不能继续安静。”
　　“你说我情绪太重，但你从没等我说完。”
　　“我不是怕被骂，我是怕我再说一遍，也没人听。”

　　我僵在屏幕前，一动不动，我以为自己在读别人的话，或者说这就是别人的话，还是我看到过的话，但但那一刻，我还是意识到：我不是在看资料，我是在收一封晚到十几年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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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曾是那个讲不完一句话的孩子，学生总是知道过去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大家都会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似乎现在在说起这些事情，也不见得是所有的听众都愿意去倾听，我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东西我都不会再跟人讨论，而是直接写成小说就好。

　　小的时候我也经历过在班会上说“我不舒服”时，老师回我：“就你事情这么多，一上课就不舒服，别影响全组气氛。” 我学会微笑说“没关系”，学会用更漂亮的句式包装自己的边界，学会把“疼”翻译成“我状态有点不佳”。不管说什么东西，都要先考虑别人是不是愿意听，这确实让我的生活变得好了许多，但这何尝不是一种虚伪的外衣，看起来我连自己真实的情绪都完全不在意一样，反正我似乎成了“表达力好”的人。直到看到她们的那三十六句。我才想起，我本来也讲过类似的话。只是后来被我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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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开始，我开始追踪这张传单的来源。只是翻遍互联网，也只是找到断断续续的截图、水印、模糊文字识别。后来有人剪成文案、有人贴成文创、有人当“情绪文学模板”转载，甚至连播客也出来了，痛苦变成视频，文字，语音，变成一切能存在的形式，就像是存在，但不解决，但没有一个，是真正留下“她们”的。

　　这群说出这些话的女孩们，像从句子里被剥离出来，只剩下“供人解读的情绪”，而非“完整说完一段话的人”。我开始一点点抄写、还原、辨认、拼接。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替她们留一份信件档案。我不是侦探，但我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各个平台的废墟里找她们的句子残迹。

　　不是搜索引擎的那种检索，而是去那些系统已经默认抛弃的边角角落，被下架的图床，未完成的转载草稿。清理前被快照抓取的404页面。我像一个捡拾旧信的邮差，在数万个被取消存档的网页里，一点点拼出一些句子碎片。很多截图上显示的是移动设备拍摄，灰光、倒影、翻拍角度不正，有时只能读出半句话。

　　有一张图的右下角，有个模糊账号名，一串不规则字母拼音加数字。我输入那串字符，发现已注销。但推送记录还留有缓存痕迹。我借用存档工具，还原了一个页面的片段。它显示的是一条仅有八个字的内容： “她们说过。我记得。” 就是这一句，和那串注销的小号ID，我终于对上了另一张照片中的书写笔迹。

　　一个写字斜笔收尾略带勾起的人。我终于找到了她，或者说，找到了“她确实存在过”的证据。我没有试图追查实名，没有越过任何隐私保护程序，我只是猜到那个孩子是谁，或者说就是我熟悉的那个人，在呼叫App上看了我的小说，后来又去留言相同话语来引起讨论的人。

　　我并不觉得她在搞事情，我甚至希望在这个话题里，悲伤的人能相互安慰。但是我忘记了一个事情，那就是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1，更深一层来讲，悲伤和痛苦也是有差距和不同的，所以没有谁能真的感同身受，直到遭遇到完全相同的痛苦，人都是会有不同的考量。

　　同时产生的，就是痛苦的比较和消化痛苦能力的比较，总有沉迷于痛苦的人被劝道，别人经历了痛苦怎么就那么快走出来，你为什么还要沉迷在其中折磨自己，我也曾经听过这样的话，我当时只想拿桌上的空盘子直接糊去对面的脸上，那种不乐于被听的语言和话语是没必要听的。

　　但是我也不会这样去劝别人，或者说，我根本不会安慰人，我连自己的痛苦都是站在第三视角是去不停的分析和解剖，就像是是个法医，拿着刀，自己解刨自己的精神体，平静，理智，还要忍不住吐槽自己当时的情绪真是弱鸡，但我依然会留下眼泪，但我分不清那种眼泪是来自于躯体的痛苦，还是精神的痛苦。

　　不过在接到来自国内警方的邀请，希望我跟那个孩子去进行一场谈话，比方说教导她语言创作时，创作者必须知道的创作伦理，
　　可是我自己都还在摸索的路上，我看着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故事有必要去被描述出来，但我又无法全然的做到绝对的正确去讲述这些东西，这也是困扰着我的痛苦。

　　最后，我还是答应了，但要等到学期课业赶due结束之后再去跟她说，在警察的帮助下，我找到那个城市、一条学校边的街道、一栋楼下的邮政编码。那天夜里，我花了三十分钟写了一封信。我只是告诉她： “你留下的，不是情绪文学，是一组未被允许讲完的证词。我不知道你愿不愿再讲一次。如果不愿，我愿意安静听你‘说完的样子’。但至于是不是要继续发表，是不是继续值得被创作，等你有了更多的阅历和思考之后，就会明白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创作同样的话题。”

　　我把信寄出，贴了三张邮票，还夹了一张手写卡片。
　　我写：“这不是我找你。这是我回信。是回那个十四岁的我，也回你。”

　　信寄出之后，我没有期待立即的回应。因为如果她真是那个写下那些话的人，她大概经历过比等待更漫长的事，比如解释无效。
　　比如讲过的词句被当成病状分析。比如刚说完第一句，就被人抢着盖上“我们理解”的章。比如总是有人希望不要在讲这样的话题，有的人是真的不再希望这样的痛苦在让别人想到过去的事情，而有的人是害怕这样的故事被一次次的诉说。

　　所以我等着她的回复，与此同时，我开始整理一份新的创作计划草案，虽然还没有确定是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我也不确定要写通俗文学，纯文学，严肃文学，还是类型文学，或者网络文学，但我从心里听到有个声音劝我赶紧打开电脑去打字，去进行叙述。

　　最开始，我把她们说过的话，原样印出来，放在一本文集里，我起名为：《她们说过》 ，整本书只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三十六句原文，每页只印一句话。第二部分是可写空间，留空行，让看见这些话的人，如果想写一句，就写一句。
　　第三部分是封底，写一句唯一的出版权说明： “这本文字不是‘作品’。这本书是她们讲完后的句子收据。她们说过。我们保留一份。真要问是什么，那只能是我新小说的基石。

　　我联系了一家在做独立出版的机构，告诉他们：我不需要设计，不需要营销，只需要纸张够厚，不透字。然后印完之后，我想把它保留下来，比起是为了唤醒。更像是为了她们已经讲完了，我们不要再删她们一次。

　　教授知道后问我，“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情绪浪漫主义’？” 我笑了，只是说，“我只是在保一份原话。”

　　我看我们这个世界对女生的情绪，从来都是两种处理方式，轻声说“理解你”，然后告诉她“可以讲一点点”；或者直接堵上嘴，说“不要搞特殊”。

　　而我做的，就是在她们说过之后，把那堵上来的手拿开，不给她们换词，不给她们翻译，不再加注脚。她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如果你觉得“不好听”——那是你问题。不是她们问题。

　　信寄出后的第十三天，我收到了陈瑶的回信。没有邮箱，没有语音，没有任何平台私信。是一封用信纸写的长信，装在一只灰白牛皮纸袋中，字体清秀，封面没有署名。拆开时，我的手在抖。

　　信开头这样写：“WU，你好，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确定你是不是能完全明白我们当初写那些话时，是用怎样的状态。但我读完你的信之后，我决定——我可以回应一次。”

　　她没有感谢我，也没有寒暄客套。她写得很平静，像在讲述一次没有人要求她说的事：

　　“那三十六句话，很多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我们互相抄、互相接，有的在厕所、有的在语文书空白页，有的在日记里写了又划掉。你看到的是整理好的版本。你没看到的，是我们说出来前的那几十次沉默、犹豫、差点不说了。”

　　她说，她明白我想做什么，也不会反对，但她也告诉我：“我愿意跟你讲一次，原样的。但不是为了你理解我，是因为她们——曾经真的讲过，所以她们，值得被听一次，原样的。”

　　她在信末写下一行字，像是对自己，也像是对我：“你不是在收集真相。你只是在证明她们没有说谎。”

　　落款没有署名，只有一个代号： “C.Y.”

　　我把信重新折好，夹在《她们说过》的草稿最后一页。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们谁都不是“主角”。我们只是她们说完之后，还愿意把那句话留下来的人。不是为了出版，不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任何人点赞、传播、引用、表演、转译。

　　而是因为她们说过，这一事实，哪怕世界不听、不记、不回应，也不能被撤销。

　　信纸静静在我的书桌上躺着，她写完了，她们说过了，我也安静了。

作者有话说

　　1、迅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