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猪和死亡》何金野

22、第十九章 各种报告

　　宋巧燕那天清晨照例去菜市场，街道还没完全热起来，空气里带着未散的湿气，她刚走出单元门，就听见门卫小屋旁两个遛早狗的中年男人在抽烟，一个低声说：“听说未检的人又来学校了，这次还住下不走。” 另一个笑：“我还以为未检就管小混混，没想到现在连写作文也要查。”

　　“你不懂，他们现在不查写的，他们查‘写了以后别人出事’。”

　　“这叫什么？‘文字前科’？”

　　“说是叫啥‘表达机制’，学生在墙上乱贴那些纸条，贴得跟灵堂似的。”

　　宋巧燕心口一震，低下头快步走过，转进巷口，是每天都要经过的小菜市。她走向熟悉的摊位，还没张嘴，就听到旁边卖葱的女人在和另一个摊主说话：“你晓得吗？现在娃儿一写作文，学校都要交副本给心理老师备案。”

　　“真的假的？那不成了提前监控思想？”

　　“我女儿昨天还回来问我‘表达权’是什么意思。我问她哪里听来的，她说‘未检组来学校发材料了’，还组织开会教他们‘如何理性发声’。”

　　“我就说这不对劲。我家孩子是要学数学学语文，不是整这些‘发声权利’。”

　　“唉，我倒是觉得有点怕。你看前阵子那男孩跳楼的事，不也是这批人关注之后闹大的？”

　　“是啊是啊，网上还有人说什么‘未检组介入导致舆论发酵’。”

　　“我最怕的是——小孩本来没那么多想法，结果你越教育他‘可以说话’，他越开始找东西说，越说越出事。”

　　宋巧燕站在菜摊前，手里提着塑料袋，一言不发，她终于问：“葱怎么卖？”

　　摊主没看她，头也不抬：“三块一斤，挑细的贵一毛。”

　　宋巧燕结账走人，快走到街口时，迎面遇上楼下邻居的姐姐，热情地打了个招呼：“哎呀，宋姐，今早有新闻看了没？教育台请了两个专家，讨论那个‘未检机制表达权’的事情，说要推广到市一级了。”

　　宋巧燕嘴角扯了扯，勉强笑着：“新闻里怎么说？”

　　邻居一边发微信语音一边说：“两个专家意见都不一样，一个说这是‘法治进校园的良好实验’，另一个说‘未成年人被情绪煽动的风险正在被制度化’。”

　　“说白了，还是争嘛——到底要不要让学生随便写、随便说。”

　　“要是我儿子跟着写那些匿名墙，我肯定撕了他。”

　　宋巧燕轻声问：“那要是你儿子真有事，不敢跟你讲呢？”

　　邻居愣了一下，顿了两秒，说：“那也得他先回来讲啊，不能跟别人讲吧。再说了，小孩能有什么事情，还能有大人的事情多？”

　　宋巧燕点点头，没再接话，公交车上，她站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旁边有两个年轻女孩低声聊天。

　　“你学校有那个‘情绪建议箱’吗？”

　　“有啊，每周还安排人轮值收。”

　　“你写过吗？”

　　“写个屁，写了不就是等着被请谈话？”

　　“我倒是写过一次，说我爸妈冷暴力，结果心理老师说‘我们建议你私下解决家庭问题’。”

　　“那现在这个‘未检机制’，是不是也是搞点形式？”

　　“谁知道。反正我同桌说他写了个‘我不想再被强制演讲’的纸条，第二天年级组就找他了。”

　　她们笑了一下，语气却不轻松。

　　“现在最尴尬的就是——你说吧，说了被谈话；你不说吧，又被说‘没勇气’。”

　　“其实我更怕被别人剪成视频，挂网上。”

　　公交过了两个站，宋巧燕没有下车，只是静静站着，听着，那些声音重叠在耳边，像一层又一层看不见的墙：“让孩子说话？别说太多了，说多了怕出事。现在来管孩子的嘴巴，不一定是管他们别说，也可能是教他们说‘对的话’。谁来听完孩子的话，是个问题；谁来承担他们说了之后发生的事，更是个问题。”

　　宋巧燕忽然想起陈瑶小时候第一次在餐厅里说“我不喜欢吃剩饭”，她扇了她一巴掌，说：“你知不知道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 可宋巧燕以前没想过——刀子到底是谁先递过去的。

　　…………
　　纪霖在凌晨一点把电脑合上。她坐在临时借用的办公桌前，一盏台灯照着桌面，外头小雨如丝，滴在窗沿上像某种持续逼近的声音。纪霖已经写了第四版报告了。每一版都比上一版更谨慎、更模糊、更少“主观倾向”。

　　她甚至删掉了那句她最想保留的话：“表达不是风险，是风险被遮蔽时最后剩下的出口。” 她明白，不能写。这份报告将上交到市未检办，作为是否在全市范围内推广“青少年表达机制介入试点”的主要评估材料，她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是否真实”，而是—— “现行法律是否能承受这一现实。”

　　她点开文档，再次通读最后一页：

　　《未成年人表达行为及次生风险应对机制研究·校园试点观察报告》（摘要）

　　撰写人：市检察院第二未成年人事务处纪霖

　　时间：X年0X月0X日

　　结论性建议摘要：

　　本次试点以“匿名墙”“表达协商机制”“沉默权登记制度”为核心，测试青少年在表达中的自我保护与他人影响的界限，初步结果显示：

　　1、情绪释放行为呈现分层分化，非一味扩大；
　　2、部分学生因“制度性倾听”机制建立，回归正向对话意愿增加；
　　3、极个别事件虽非表达直接导致，但被归因现象反映社会应激点混淆现实与象征。
　　4、建议保留匿名墙机制，但限定“周期性更新、定向收集、学校层级反馈”三重管控路径。
　　5、提议将“表达责任教育”纳入德育体系，形成“说话—反思—承担”闭环模型。
　　6、明确“表达内容与现实行为后果之间的法律边界”，避免因“符号放大”产生次生误读。
　　7、构建“事件发生后不追责第一句话的人”共识机制，为青少年提供试错空间。

　　纪霖在最后一页空白处加了一句话：“在表达已经发生之后，制度的回应不应是撤回，而应是弯腰去捡起第一张纸。” 她知道，这句话也会被拿掉，可纪霖还是写了，她保存了文件，按下“加密传输”键之前，她轻声说了句：“对不起。” 不知是对谁，是对那个陈瑶，还是对宋巧燕在菜市场听见人议论时没有吭声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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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那天，是个沉闷的午后。

　　市检察院未检办三楼会议室，灯光一贯明亮，气氛却比以往更紧绷。墙上的时钟滴答作响，纪霖坐在正侧一排，桌面上放着她刚提交的那份《青少年表达机制试点观察报告》。主位上坐的是检察院的林检察长，以及来自宣传、法制教育、政法委协调小组的联席人员。

　　会议一开始，气氛就不善，宣传口的副主任先发难：“纪处长，我想先请问一句，您是否意识到您提交的这份报告在舆论中已经成为‘放任学生随意发声’的鼓励信号？”

　　纪霖没有说话。

　　另一位政法委员补刀：“我们理解试点机制的探索初衷，但您有没有考虑，这样一个‘允许匿名发言’的制度，会不会为造谣、煽动、过度情绪化表达打开一个灰色口子？”

　　“报告第五页提到‘表达非暴力行为呈现下降趋势’，”另一位委员翻着文件，“请问你们数据来源如何保证？你们如何界定‘非暴力性表达’？我们可不能凭感受做政策。”

　　一时间，会议室里话语交叠，发言尖锐，带着掩不住的怀疑与防备。

　　纪霖终于抬头，平静道：“各位说得没错。我们的确在承担试点的同时，暴露了表达扩散的风险。但我要补充几点。”

　　她翻开自己的笔记：“第一，匿名墙内容我们全程有备案留档，90%以上是关于自我压抑、家庭疏离与校园边缘体验，没有涉及鼓动、暴力、集体抗议。”

　　“第二，我们监测发现，在表达渠道开放后，自残预警词汇在校内社交媒体中的使用频率下降了约18%。尽管数据不能作为因果依据，但这是一个信号。”

　　“第三，也是我最想讲的——‘说出一句话’不等于煽动，‘表达一个痛苦’也不等于制造矛盾。”

　　宣传口主任敲了敲桌：“可媒体、公众可不是按你这套逻辑理解的。他们看到的是：孩子跳楼了，舆论说是‘说话的人’害的。”

　　林之桃终于开口，语气平静：“我理解两边的担忧，也理解纪霖的立场。” 她环顾四周，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悖论：不让孩子说，是压制；让孩子说完了，不想听，是回避；听了，又不想承担后果，是制度失责。”

　　她指了指文件：“我们不能因为个别事件就一刀切，但也不能无视情绪集体性失控的可能。”

　　纪霖轻声说：“检察长，我同意控制风险。但对于主任的发言，我要提醒一句——我们是在和真实的情绪打交道，而不是舆论造型。我们的任务不是让他们说‘正确的话’，而是给他们说错一两次还能活下去的空间。”

　　林之桃看着她，沉默片刻，点了点头。

　　会议最终没有拍板是否“全国复制”，但留下结论性备忘：

　　“建议维持试点状态，限期三个月内完成新一轮评估。强调：

　　1、设立表达行为‘伦理预警红线’；
　　2、明确学校、家长、司法、平台四方在表达事件中的责任分配；
　　3、推出‘学生表达支持干预小组’（EIG）体系—检察—心理—学校联动；
　　4、编写《表达伦理与风险预警手册》作为政策补充材料。”

　　会议散场后，纪霖没有立刻离开，她收拾文件时，一个年轻助理走过来，低声问：“ 您不怕被当成‘情绪主义代表’吗？”

　　纪霖顿了顿，说：“怕过。但我现在更怕一个学生站出来说：‘你们说让我说，我说了，你们却说我太吵了。’” 助理不再说话，敬了个礼，离开。

　　纪霖走出会议室，天色已晚，外头正飘着细细的小雨，像极了那个匿名墙下，孩子们贴上第一张便利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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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音的邮箱在一周之内收到三封“协同机制建立函”。

　　第一封是未检办发来的：“建议协助参与‘青少年表达保障机制设计与落地试点’专家小组，内容包括制度草案起草、现场校本协助与长期研究反馈。”
　　第二封来自市教委：“考虑您长期在校园心理干预中的经验，希望参与‘表达伦理教育模块设计’，以防未来出现‘模仿-失控-再归因’链条。”
　　第三封来自她原先参与的“青少年表达调研项目”：“此事件在全国范围已引发二次波澜，您的文本分析能力或对‘次生情绪群落’有重要判断价值。”

　　她没有马上回邮件，而是去找了陈瑶，那天她们在教学楼后侧的阅览室见面，天灰灰的，陈瑶带着耳机坐在窗边。

　　李音走过去，没有坐，只站着问了一句：“如果我加入制度设计，你觉得该保留什么？”

　　陈瑶没说话，半晌，她轻声吐出一句：“保留试错的权利。”

　　李音没再问，点了点头，走了，她知道这句话会成为她整个提案里的轴心。会议讨论进行至第四小时时，教育专家提出：“李老师，您这些机制都很理想，但是否考虑过实际落地时的管理成本？”

　　李音答：“如果我们每年为校服测量都可以安排三次统一行动，我不认为为一句未成年人想要说完的话设个空间，是负担。”

　　会议记录员记录下这句话，心里有些认为李音提案具现实理想主义倾向，但实际上部分认同设计内容在学生自我治理层面具启发性。最终草案达成初步共识：进入四所试点中学进行周期为三个月的预实验。李音在会议结束前请求加一条：任何因表达内容本身被处罚、调班、记录为负面行为者，其处置应上报未检系统复核。”

　　有人轻声道：“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她平静答：“如果我们真想建立机制，那就别留下‘一句话毁一个孩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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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出台的那天，校广播站播放了市教育台新闻频道的一则简报。“——在本市四所中学试点‘青少年表达机制’，内容包括匿名墙保留制度、安全沉默登记制度、表达后果共担机制等，联合检察、教育、心理三方协作，旨在建立表达与倾听之间的制度型桥梁……”

　　播放的时候，陈瑶正在图书馆的四层小角落改历史笔记，窗外是运动场的下午阳光，有人在踢球，有人在吵闹，她本来没有在听广播，但那句“表达后果共担机制”像一颗小石子，砸进了她耳朵，她合上笔记本，坐了一会儿。然后打开手机，在新闻简讯页面滑了几下，最终点进一篇未检办通告的节选页。那一行小字被折在段落末尾，没有人特地标红，也没有谁点“热评”。

　　“表达行为若无明确加害意图，不因他人误解承担惩戒性后果。”

　　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那天晚上，她和林栀在回寝室的楼梯拐角撞上，林栀看见她第一眼就忍不住说：“你知道这几天制度的事情吧？”

　　陈瑶没有回避，点点头：“听说了。”

　　林栀的眼睛红了一点，像是刚哭过：“那你不站出来说点什么？”

　　陈瑶静静看着她：“我说过一次了。”

　　“那是以前了。”

　　“我那次说完之后，”她慢慢地说，“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林栀咬着唇，没接话。

　　陈瑶低声补了一句：“这一次……我想看他们说。不是我要他们听我，而是我要看看他们能不能说下去。”

　　林栀退开一步，靠在栏杆边：“你还会再写东西吗？”

　　陈瑶没有马上回答，她只是把手伸进书包，拿出一个旧笔记本，翻到空白的一页，写了一行字： “我写这行字，不打算让谁看见，只是想证明，我还有话想说。”

　　她合上本子，对林栀轻轻点了点头，“我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