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古代锔瓷暴富》今宜睡

269、269 大清洗（下

　　269/著:今宜睡
　　窑务司不过是冰山一角。
　　真正让朝野上下倒抽冷气的，是大理寺和镇抚司联手查出的柳家渗透之广。
　　户部的钱粮拨付司里，两名员外郎是柳井同科进士的同乡，眉眼之间还带着几分同窗故旧的亲近神气，可这些年经他们手拨往窑务司和下属窑口的“冬炭银”比实额多了两成，账面上的数字写得工工整整，备注栏里注着“增拨以御冬寒”，可多出来的部分拐了个弯，进了柳家在皇都西市置下的三间瓷器铺子的账上。
　　那三间铺子门脸不大，招牌写着“锦瓷阁”，可库房却深得很，后头连着三道院子，里头堆满了贴着“次品”标签的木箱，揭开来里头却是一件件釉色莹润的精瓷。

　　工部的匠籍管理司里，一名主事与柳家老管家沾着远亲，原本逢年过节不过是送些土仪往来，连走动都少。可自从知晓这位主事的官阶后，柳家的老管家突然热情起来，不仅常常走动，甚至还是时不时的邀请吃饭游玩，给主事夫人妻女送礼物。
　　吃人嘴短，拿人手短。
　　柳井要调匠人出皇都赴外州“修窑”，每次只需递一张条子。
　　上头寥寥数语，说“某窑火眼堵塞，须调匠人数名往修”，那位主事便悄悄在名册上把人划去，匠籍上仍记为“在皇都轮值”，实则那些人早已在柳家的窑口里替柳井仿制贡瓷，日日夜夜在窑火前挥汗，烧出的器物被装进贴着“女山”字号封条的箱笼里，运往海港装船，漂洋过海去了瀛国。

　　刑部的案卷流转房，有个老书吏收了柳家每年四时节礼的孝敬银子，那银锭被他用红纸包了，藏在一只旧木匣里，压在被褥底下，平日里谁也不让碰。
　　他专负责把涉及柳氏商号的讼状从“待审”屉挪到“候批”屉，两个抽屉只隔了三寸的距离，他的手伸过去一抽一送之间，一张讼状便从“待审”变作了“候批”，再挪着挪着便挪没了影。
　　老书吏被提审时，那张皱纹纵横的老脸上满是愧色，颤巍巍从怀里摸出那只木匣，打开来十二个银锭子一文不少地码在里面，连红纸的折痕都还在。
　　他说他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临老了却被这点银两迷了眼，说完伏在案上哭得像个孩子，肩膀一抽一抽的，哭得喘不上气。

　　礼部的贡使接待名录更离谱——凡他国使臣入京，礼部照例会记录使臣的随员、住址、行程，那是一本厚厚的册子，每一页都用小楷写得密密麻麻，连使臣带的翻译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间驿馆都记得清清楚楚。
　　柳家有三名门客在礼部做誊录，他们誊完正本之后，另行抄录一份副本，不送内阁，却塞进信封，每五日一趟送到柳府后门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手里，再由小贩转交柳井幕僚。
　　那小贩每日推着草靶子在巷口叫卖，红艳艳的山楂串在竹签上，裹着晶亮的糖衣，看着和旁的小贩并无两样，可当有人递给他一封信时，他便会把信藏在草靶底下的夹层里，推着车子慢悠悠绕过三条巷子，再从柳府后门递进去。

　　六部之中，兵部倒是干净的，因为柳氏一族的背景毕竟是瀛国，兵部是大庸国本所在，他们不敢冒这个险，往兵部安插人手无异于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
　　可五部被查出有柳氏门生故旧任职，这已是开国以来未有之闻，早朝时六部尚书齐刷刷跪了一排，额上的汗珠子滚下来落在金砖上，洇出一个个小小的湿印。
　　三司亦未能幸免。
　　都察院两名御史，平日里以清流自居，奏章上常写着“臣闻民间疾苦，伏望圣裁”之类的话，写时笔锋端正，字字铿锵，仿佛天底下最刚正不阿的人便是他们。
　　可赵无眠的人从柳井书房的暗格里搜出了那二人亲笔写的回信，信中措辞客气极了，“柳公所托之事，弟已留中不发”，字迹清雅飘逸，端的是一手好字。
　　留中的正是两份弹劾高家侵占他人窑口的奏本，那两份奏本被压在都察院最底层的柜子里，积了厚厚的灰，若不是此番搜检，怕是再过十年也无人翻出来看一眼。
　　那两名御史被传唤到堂上时，脸色青白交错，嘴唇哆嗦着辩解了半炷香的工夫，可亲笔信摆在面前，墨迹犹新，笔锋的顿挫转折全是他们自己的手笔，想赖也赖不掉，最终垂着头供认不讳。

　　前大理寺卿已经下了大牢，他穿着一身囚衣坐在稻草堆里，头发散乱，面容憔悴，可那一双眼却仍然锐利，扫过审讯官时带着几分旧日上官的威仪。
　　可威仪撑不了多久，他最疼爱的贵妾是柳家的一名嫡女，那女子生得杏眼桃腮，一把细腰，入府时他才刚擢升大理寺卿不过半年。
　　这位前大理寺卿供出自己不仅压过续物山房莫家的案子，还替高家出过主意，如何能将这案子钉成“死案”——他说高家的人来找过他，带着一匣金子，同来的还有柳井的一封亲笔信，信上说“此案若翻，牵动甚广，望公周全”。
　　他坐在那里供述时声音平平的，像在念别人的事，只在提到那位贵妾时忽然顿了顿，喉结上下滚了一下，然后哑着嗓子说“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替我铺纸研墨”。
　　倒是个痴情的！

　　通政司最让人心惊——三名书吏，品级不过从八品，穿着青灰色的吏员袍子，腰间的铜牌磨损得看不清字迹，平日里站在值房里谁也不会多看一眼。
　　可他们长年为柳家私递奏章副本——凡地方官员参奏柳家商号的折子，原件照常送入宫中，但他们会誊一份副本留存，朱批如何、转呈何处，一字不差。
　　至于副本，会提前一日送到柳府，柳井便有足够的时间安排人上折辩解、塞银子堵嘴、甚至提前毁掉证据。
　　那三名书吏被押走时，通政司的值房里还搜出了一沓空白奏章纸，纸上盖了通政司的骑缝章，朱印端正清晰，那是他们预备着替柳井“代拟”折子用的，只消填上内容、注上日期，便是一份堂堂正正的官员奏本，可以绕过内阁直送御前。
　　那沓白纸被缇骑收进证物袋时，在值房当值的其余书吏全都低下头去，无人敢多看一眼。

　　甄别之事由镇抚司、大理寺、都察院三堂会审，逐一核验。
　　三堂正堂里摆着三张长案，赵无眠居中而坐，大理寺卿与都察院左都御史分坐两侧，案上堆着如山证物，每一件都编了号，按日期和事由分门别类地排开。
　　堂下铺着三尺见方的青砖，被传讯的人一个接一个跪上来，有些人跪得直挺挺的，有些人一跪下便软成一团，有些人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只在最后签字画押时看了一眼手印上的红痕，然后缓缓按下去。
　　十日之间，被拘押讯问的官员、吏员、差役加起来超过两百人，诏狱里塞得满满当当，连过道都摆了草席。
　　草席一张挨着一张铺在阴冷的石地上，被褥薄得透光，墙角放着一只粗陶碗和半块黑面馍，有人躺在席上盯着头顶的石壁发呆，有人抱着膝盖缩在角落里低声啜泣，有人隔着栅栏与隔壁牢房的人低语，商量着出去以后如何谋生。

　　大多数人的确不过是攀附权贵以求升迁之徒——
　　有的收了柳家年节的红封，红纸拆开时里头是两锭锃亮的银锞子，面上还刻着吉祥如意四字；
　　有的替柳家办过些“小事”，比如在宴席上替柳井引见某位郎中、或是在某份公文的流转单上按个手印表示“已阅”。
　　他们当中有的是六品郎中，有的是八品主事，有的不过是九品录事，品级高低不一，可做的事大同小异，无非是递一句话、转一封信、按一个印，看起来轻飘飘的，可那些“小事”连成串之后，便是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把柳家的手伸进了每一处衙门的角落。
　　他们当中十之八九根本不知那些“小事”的终点在哪里。
　　一个工部主事涕泗横流地说，他不过是替柳井批了一张“窑匠赴外州学习新法”的公文，还以为是朝廷鼓励技艺交流的正经事，批文时还特意在旁边注了一行“此法若成，当报部备案”，自以为尽职尽责。
　　一个户部员外郎咬着牙说，他拨出去的银子名目是“修浚河道”，白纸黑字写在账册上，他还派了书吏去河工上查验过两回，可那两回查验时河工上确实在挖土修堤，他哪知道那笔钱最后被用来高价买了高家的高岭土，从河工账上转了三道手，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流进了柳家的私窑里。
　　可赵无眠坐在堂上，把各条线索串起来摊在他们面前——一张批文、一笔银两、一份名册、一道关口，单看都是寻常衙门事务，可连成一条线，便是釉料秘方被誊抄出库、经私船运往外地、在柳井和高家合营的私窑中烧制、再冒充贡瓷流回皇都，最后替换真正的贡瓷。
　　真正的贡瓷，那些本该送入宫中供女皇御用的精瓷，一半则被从库房里悄悄运出来，换了箱子贴上“杂货”的标签，藏匿各处，再经海商之手，高价卖出，柳家从中抽取三成利，七成交予瀛国来的商船，换回瀛国的金银、硫磺、铜料。
　　另一半则被装上了瀛国的海船，被当作“大庸官瓷”在异国市集上叫卖，换来的是瀛国获取暴利，一船瓷器换回的银子足以供瀛国小城半年的开销。

　　还有便是大庸海防布防图从兵部档房失窃后，被拆解成数个巴掌大小的纸片，塞进特制瓷瓶的空膛里，由柳家的商队夹带出城。
　　那瓷瓶做得精巧，尽管是普通的白瓷，可底足厚了一截，旋开之后里头空膛刚好塞进折好的纸片，再用蜡封了口，混在一堆寻常货品里，任谁也看不出端倪。
　　柳家的商队出城时走的是西便门，那几日恰逢城门守将轮值换了新人，盘查得松泛了些，便让那几只瓷瓶堂而皇之地过了关，送到了城外一处庄子上，再由瀛国来的细作取了去。
　　布防图上绘着大庸沿海的哨所分布、炮台方位、水师泊船之处，一旦落入敌手，大庸海疆便如同敞开了大门。

　　这些官员听完之后，脸色煞白，有的人当场瘫软，像是被人从头顶浇了一盆冰水。
　　有的人捶着胸脯大喊“我冤枉啊，我真的不知”，喊到喉咙嘶哑，嗓子眼里发出破锣似的声响，双手揪着自己的衣襟，几乎要把那绸料撕破。
　　还有的人沉默半晌，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的像，然后哑着嗓子说了一句“大人，我认罪”，三个字说得极轻，轻得像一片落叶坠地，却比旁人的哭喊都重上几分。
　　每个人都心存侥幸，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过是犯了一点“小事”，但积沙成塔，雪崩之下，没有一枚雪花是无辜的。

作者有话说

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