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叛“男社的文艺论”,打破创作房间的“幽灵效应”,拒绝权威与个人崇拜。在男性所主宰与编造的世界,男学者和男作家提出的文艺理论无疑是从他们的视角看待创作——从只强调个体情感的表现论,主张艺术无关社会功能的形式主义,接受美学中提倡作者应多在文本留有空白与多义性的表达,以及艺术应通过象征和隐喻传递意义的符号学美学,Marxism美学则单调地将艺术等同于社会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反应,而后现代主义虽旨在消解宏大叙事和宣扬多元化、却在解构陷入抽象的“为解构而解构”的悬浮……无论是理应避免私人化观点带进文本的论调,还是过度地突出微观的政治生命学功能,男性学者们的理论都忽略了女性的角度,直到女性文学批评、《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她们自己的文学)伊莱恩·肖□□著/1977》开启了对女性创作的探索,重构文学史和讨论写作策略,女性文学具有历史的连续性、而非孤立的叙事,男性的文艺批评已不再适用,正如提出“抗拒式阅读”的朱迪斯·菲特里所说:“女权主义的批评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抵制性而非认同性的阅读,应该将灌输到我们头脑中的男权主义思想荡涤干净”。在21世纪的今天,我想反思地继承部分方法论仍有必要——
2.绝不存在没有政治意味的文娱作品,更不存在脱离意识形态的纯粹的审美,女性作者不要畏惧写作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流露,不落入“文学应符合纯粹的审美而远离政治功能”的陷阱。男作家普遍相信在建构故事时呈现个人对政治的看法是错误的、会消减作品本身的美学意义,但是这种方法显然只适用于他们,男性语言思维存在许多限制,他们过分以自我为中心、运用更直接的“报告式语言”,而女性则运用情感连结式沟通(“Difference Model theory” from Deborah Tannen),以及男性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处于权力高位的凝视,正是与反映真实社会的创作意图相悖,如《Invisible Women(看不见的女性)卡罗琳·佩雷斯著》所言:“……对他(特指男性)来说,他看世界的方式是普遍的,而女权主义——从女性的角度看世界——是小众的,是意识形态。” 实际上女性看待世界的角度才是发现一切问题根源的关键,女人所处的现实和她们对此的思考之间就形成了真实与理念互文的美学效果,所以女性作者的创作完全可以跳脱男学者的批评框架,不惮于表现自我的政治认识。
4.真实的宏大,是女性为中心的崇高叙事。在男社发动战争的本质除了是以最直接野蛮的方式掠夺资源外,也是维护男性这一性别强权的手段,“通过研究所有的民族的意识形态的不同之处的本质,也证明了男人们——这些男人在本世纪初和全部历史的转折时期把世界投人了战争,这有一种基本的共性,即男人就是暴力。如果要维持一种以暴力为基础划分等级的制度,那就必定需要暴力:重新把男性的陈规陋习理想化,不仅标志着价值的一种倒退转化,而且标志着一种从和平向战争的转化。”——节选《圣杯与剑(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理安·艾斯勒著》。而在男本位文娱中虚无的宏大最为常见,但往往用“侠义,关爱,集体或个人英雄主义”伪饰,与男性这一性别身份以强权施压的现实有巨大的割裂感,这种不现实使男性作品想表达的“大爱”变成一种虚伪的个人主义、如同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的造梦,不论是战争机器和国家机器之间的抗衡、还是男人和自己亲手制造“压抑的苦”之间的周旋,都属于违背美学意义的、自我怜爱式地分泌主观想法。在批判与解构男本位叙事的同时,女本位创作不需要远离宏大、它并不是女性写作的缺陷,也并非女性作家需要规避的题材,当现实就是一部她们的战斗史,当现实就是她们以“正义,关切,远见,勇敢”抚平一段段战争带给人类的创伤,在写作中不再让她们缺席,尝试发掘更多关于女人的历史和一个个被埋没的真相,形成属于女性创作的“崇高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