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的记忆》松斋老翁

2、第2章 家族 动荡又贫困

　　二章 家族
　　在雪大风轻的夜晚，我这头倔强的小牛犍被父亲牵到了这个贫穷的八口之家。我降生的岁月，也是我家最贫穷的年代。
　　我被接生婆手忙脚乱中剪短了肚脐，流了不少血。我瘦小羸弱的身体大约只有四斤多重吧。据说肚脐是人体重要和宝贵的部位，这里下生时处理不好落下毛病，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健康。后来我几十年总是腹痛，这必是那接生婆犯下的不可挽回的过失，虽然她不是有意为之。
　　我被布或棉花球也许是纸包扎了肚脐，我想也许没有药棉球和紫药水之类的消毒品，止住了血。那血本来也不会太多，我母亲生我已四十多岁了，在那样贫穷的年代里，我能活下来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可我毕竟是牛，是倔强的犍牛，犍牛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命是刚硬的，是不能轻易死去的。犍牛还要长出两只坚韧尖利的角，还要在人间拼搏，与邪恶抵触，与艰难抗争。有车要拉，货要载，地要犁，苦要受，罪要遭，鞭要尝，棒要挨，要奋力做出他万幸来到这个世界所能做出的有益贡献，那里能容你轻易逃离苦海回归本元呢？
　　我被放在土炕上。炕上没有一张囫囵的苇席，更没有床单和毯子，就光身放在一张破烂不堪的高粱秸楣子编的炕席上。
　　那破炕席用破布和着地瓜瓤，糊补着伤痕累累的席身。大洞用破布糊，小洞用纸裱糊上，再小的破洞和缝隙就不管它了。
　　我瘦的皮包骨头犹如小猫一样的身体贴在这粗糙的破席上怎么受得了啊？那尖锐细小的刺儿，少不了就扎入我细嫩的皮肉，我可顾不上因疼痛而哭叫，先是为寒冷和饥饿放声呐喊吧。
　　母亲干瘪的□□必定是没有多少乳汁的，吸着没有乳汁的□□，犟牛是会更哭叫的。大概是哭累了，我睡着了。
　　家贫如洗。
　　这张破炕席还是从大街上捡来的，已经铺了好几年。从前我们炕上的苇席被本族的一个侄子揭走了。人家说早年我爷爷借了他家几吊钱，现在上门算老账要求还债。我们家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么一笔一张旧炕席就能抵债的陈年古账，也无法辩解，更没钱还他 ，他顺手就揭走了炕席顶债了。后来才明白，那是山东省农村土改时执行了那位道貌岸然神秘阴隐的土改专家的极左路线---斗倒地主斗富农，斗了富农分中农。我家被人趁火打劫泄了私愤。
　　我在热烘烘的炕头上，美美的睡到大天亮。真是“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邻居好友们听说我们家生了儿子，都来贺喜。有的拿来一碗米，有的送来一瓢面，也有的拿来花布和鸡蛋的。当我二姐的干娘，□□产党员胡妈妈来我家，看我赤身光溜溜的躺在炕上，只盖了我父亲的破棉袄，就说：“你们怎么就把孩子光着身放在炕上，这可是要害病呀？”
　　胡妈妈着急得颠着两只小脚一溜小跑 ，回家拿了一些旧衣服旧布来给我做小褥子和尿布。我出生的第一个大恩人是胡妈妈。
　　胡妈妈是赤贫，夫妻俩从莱西挑了一担挑儿，一头是行李，一头是两个儿子，逃荒来到我们村。当年我父亲帮助了他们，并帮他们在巨石村落了户。后来她的大儿子当了村支书，二儿子成了军官。
　　我从记事起，我父亲的胸膛和肚皮就是我的床，因为土炕经常是冰凉的，也没有苇席。我是闻着父亲口中的浓烈刺鼻的旱烟味和身上酸臭熏人的汗臭味长大的。我至今还能回想起躺在父亲身上暖和睡觉和嬉笑享受的滋味。长大后我却一口烟也不吸，这种熏陶和染化对我竟没有任何作用。
　　富有缘由穷有根。贫穷之根源远流长。
　　要追根寻祖，就要查阅祖宗族谱。
　　说起族谱，就想起□□。我们杨氏家族来本有完整的谱书和白绫做成卷轴的挂式大宗谱，可恨在□□中惨遭焚毁。
　　一转眼小牛犍九岁了。一九五八年秋，我上了小学一年级。
　　那是一个社会变革急风暴雨日新月异的岁月，也是动荡不安的年代。社会上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先是粉碎高饶反党集团和批判胡风□□集团，接着是反右斗争，我记忆中有许多彩色标语和宣传漫画。紧跟着三面红旗浩荡而来。
　　一年级，上级以闪电突击抽查的方式考察小学生的政治觉悟水平。
　　这一天，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突然走进我们班的教室，他眼光随便一扫，就近把我叫到大院的南墙下，和蔼地问我：“小同学，你知道什么是三面红旗？”我瞪着一双小眼睛直瞅着他，好像是说：“你这么大一个人，连这个都不知道？”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总路线，□□，人民公社。”还一口气嘎嘣脆地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些话我们平时都听过不知多少遍，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了。那人瞪大眼睛望着我，点点头满意地笑着走了。中午我回家告诉了妈妈。我妈很紧张地说：“哎呀呀，你怎么不说万岁，万万岁？”我说：“那个人只问我什么是三面红旗，没有让我喊万岁呀。再说，我把三面红旗也说了，还能再说，鼓足干劲万万岁，力争上游万万岁，多快好省万万岁吗？’可是我妈还是叮嘱我“以后有人再问你，可千万别忘了加上万岁万万岁。”
　　十五岁那年，我在初中第二学期，时间是一九六五年春。
　　那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虽然没有两年后的“□□”那样大张旗鼓，疯狂野蛮的打砸毁烧，但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了。。
　　我的家在巨石镇的镇政府驻地。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时，叫做巨石公社。村名因村北有一座笔架形的岩石山峰，和山峰左边的山谷中有两只龙角一样的巨石的奇特景观而得名。
　　巨石村有六百多户人家，杨姓家族在村中占一半以上。离巨石村向东十里的杨家寨，就是杨氏家族的祖居地。始祖则是由粤迁至牟平后，其中有一支祖先又迁至杨家寨定居。
　　一九六五年春节，我曾见过杨氏家族那庄严尊贵的白绫制成的挂谱。宽约六米，高约四米的挂轴宗谱，上面记载着自始祖至今逝去的先人的名字。
　　一九六五年古历正月初一，巨石村杨氏家族的子孙们排成长队，浩浩荡荡，在我父亲的带领下去杨家寨拜宗祭祖。那一年是杨家寨主持祭祖，应该是两个村每隔两年轮换一次供奉。
　　由于我在中学接受政治教育，还是共青团员，那一年我坚持没有去杨家寨祭拜宗谱。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歌声响遍了大江南北，中华大地。你听吧，那熟悉的歌声：“社会主义教育大展开，全国人民喜心怀，干部带头来劳动，社员都把集体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意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情深。”“一千条一万条，突出政治是第一条”“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当党的话。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天南海北一家人，共产党领导我们闹革命，毛主席的话儿记在心……”
　　千歌万曲，如山花烂漫，万紫千红，铺天盖地，响彻云霄。天天唱歌，夜夜播放，正所谓深入人心，沁入脏腑，融入血液，深入骨髓，化入灵魂，赋予行动。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社会主义教育的洪流荡涤着污泥浊水，冲击着腐朽思想。但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九六五年深冬的中国大地上，勤劳朴实的农民在轰轰烈烈的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又满怀喜悦地迎接自己的春节。
　　你搞你的政治运动，扫除四旧，树立新风。我照旧无比虔诚地怀念祖先，忙忙碌碌地准备年货，购置祭祀祖先的祭品。我村的杨氏家族的人们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两年一轮的祭祖大典。
　　在我家临大街的北屋里，好几个七八十岁的老人，白发银须，精神矍铄，神态凝重。鼻梁上架着老花镜，手执各种刀具，聚精会神地雕刻着各种祭品。他们用精巧的刻刀、雕花刀、凿刀，镂花模具，把红、青、白色的萝卜，胡萝卜，绿色的青菜，金黄色的南瓜等雕刻成各种形状的贡品，富贵花、盆景、动物、鱼虾等。还把各种颜色的彩纸，锡箔纸折叠成不同形状的金锭、元宝、金条、银元和金币。他们用松柏枝和竹子，制成葱郁盎然的盆景万年青，插放在巨大的瓷瓶里，既庄重又清新肃穆。
　　还有那硕大的猪头，修理得洁白干净。高耸的双耳，笑眯眯的双眼，咧开欢颜的大嘴。十几斤重的大鱼，精制的双眼闪亮，跟活鱼一般。大冬瓜一样大小，洁白如雪的饽饽，鲜丽的水果，精美的糕点，品种多样，各具特色。
　　当年我很不理解甚至很抵触这些事情，不喜欢他们在我们家做这些当时看来是大搞封建迷信、腐朽四旧之风的事。也不愿意我父亲当负责人，背地里我总是向父亲发牢骚。我父亲这次竟没有像往常那样严厉斥责我，反而是皱着眉头垂着双眼，露出很为难的样子说：“你看，咱村里杨姓的副书记和退休老干部杨春林都参加，杨春林女婿还是地委的大干部，他们都参加，我还能犯什么错误呢？”
　　我也一时无言以对。可心里总觉得别扭。花季的少年总有好奇心，忍不住常常到北屋里去，静静地注视那些老人们的艺术杰作。
　　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那样虔诚执著认真细致，不辞辛苦日夜赶做祭品。我真不明白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对祖先的无限怀念和敬仰？是对生命轮回的笃信与祈祷？是对灵魂鬼神的迷信与敬畏？或者是各种意识和信念及人生苦难的经历融合一体，在脑海中汇成的某种隐晦迷蒙信而不诚又绵而未绝的动力？或者是什么都不因为，只是人类自身本能的一种自觉行动和某种强烈欲念的自觉驱使，是一种炎黄子孙千万年来血液里的本元基因的常态在奔涌着？总之，你宣传你的我低头干我的。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白天还在精心雕刻花鸟，觉得头晕，大伙都劝他别干了，回家休息，可他硬是苦撑着把手中的几个祭品做完。晚上回家就病倒了，第二天就走了。从杨家寨请回宗谱后，第一个铭记上逝者名字的就是他——杨风竹，他也享用了自己制作的贡品。
　　我在疑惑与焦虑中度过了那些漫长又短暂的日子。不经意中我心中隐隐升腾起有一种浓浓的情愫，特别是看到那些老人用颤抖的布满黑斑和青筋，干枯如松柴棍的双手，和竭力聚睁着的那一双双干涩浑浊昏花滴泪的老眼里，放射出慈祥温顺又坚韧如大象眼睛般的光彩，低头精心专注地做着手中的祭品，神情是那样的慈爱、坚毅和执着。我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一时间心中涌出一种想扑上去拥抱他们的强烈冲动。我泪眼模糊中，觉得这些老人仿佛是一尊一尊巨大的有体温有肉感，高鼻大嘴银须飘然的古铜色雕像。
　　一九六五年腊月，巨石村杨氏族人由我父亲率领去杨家寨请回了杨氏宗谱供奉。
　　大年初一，巨石村杨家祠堂，装饰一新，洁白肃穆的北墙上，悬挂着用白绫子精制的杨氏家谱。宗谱前长长的暗紫色的供桌上，摆放着老人们精雕细刻的丰盛华美的贡品。高大的锡器烛台中，两支碗口粗的大蜡，烛光闪耀。蜡台的两边是两只插满松柏冬青和翠竹的巨大瓷瓶。庄重典雅的铜香炉燃烧着筷子般粗的供香，烟雾缭绕，香味浓烈。屋里挤满了人，院子里也远近黑压压一片。父亲站在最前头，我看他先点燃了三支供香，无比恭敬地双手执香作揖，插进香炉，然后站起身，高声喊道：“跪拜祖先。”三揖三叩头。几百号人，老老少少，在父亲的带领下，举止恭敬，整齐划一，甚是隆重严肃。我也站在祭祖的人群中，怀着复杂和矛盾的心情，忐忑地跟着众人一道做着祭祀大礼的动作。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多人一起祭拜宗谱的活动，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杨氏家族这巨大神圣的族谱。
　　如果这宗谱能够保留下来，则可追祖溯源寻宗求根。看到我杨氏家族自粤始到牟平，自万历四年至杨家寨，又从清代一支搬至巨石村，至今四百余年的历史变迁。
　　族谱从一九六六年一月请至巨石村，供奉在杨家祠堂后，十年内乱又在祠堂中被人一条一条一缕一缕撕碎擦拭了机器，又一点点一团团焚烧殆尽。
　　世间的事情总不是绝对的，天无绝人之路。
　　人还是要多读几句书，读了书，知道了历史，明辨了古今的事理，就可能有先觉和预见。
　　父亲在一九六六年春节率人祭祖后，回家神色凝重，站在地上，沉思良久。突然对我说：“你找一个结实一点的新本子给我。”我不明白他要做什么，还是顺从地找了一个新的硬皮本给他。他拿了本子仔细端详了一会说：“你有事就去做自己的事吧。”我就走出门去。
　　中午回家，我看到那本子放在桌上，扉页上用毛笔工整的写着“杨氏本支谱书”。翻开看，里面则是抄写了我家供桌上所有祖先的名字和生卒日期及简历，至我已是二十二代了。我想当时如果有条件，父亲很可能要把杨氏大宗谱所有先人的名字都抄下来。如今，我村杨姓人家只有少数人才有自己本支人的小型谱书。许多人家向上追宗寻祖，只可知道四五辈人了。每户人家的家谱牌位都在一九六六年的□□中拿到大街上烧毁了。
　　父亲抄下来的本家族谱中，没有达官贵人，没有富户巨商，也没有名人才子。倒是贫苦之人屡屡出现，如我曾祖父，我爷爷的爷爷。曾祖父生于清嘉庆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公元一八二零年。恰巧一百三十年后的同一天又生下了我。
　　据神主和牌位上记载及我父亲的叙说，曾祖父兄弟三人去东三省的同合县谋生，以淘金为业。在淘金的河中淘出了一尊铜佛像，因这里本没有地名，祖父就取名叫铜佛县。后来衍变成同合县。取山东人在东三省同心合力之意。
　　我的三位老祖宗在同合县辛苦奔波一生，也没有富裕起来，两位老人回山东故乡仍是贫苦农民。三老太爷则在同合县终其一生。
　　现代历史记载：从1890年——1940年间，有2500万人从山东和河北地区迁入东三省，我的曾祖父和我爷爷两代人还早于1890年数十年就闯了关东。
　　我爷爷生于同治元年，1862年。兄弟二人闯关东，在东三省淘金，挖人参，开豆腐坊为生，仍然是出苦力，没有当上老板和工头。这次兄弟二人有了明确的省份地址——吉林省通化县。我心中隐隐地觉得这通化县——铜佛县——同合县之间似乎有点某种神秘的联系？又不得而知。
　　爷爷兄弟二人，平日把辛勤劳动赚来的收入大多帮助了一起闯关东的老乡和穷苦人，我爷爷休闲时就看一些古书，研读易经和卦数之书。距爷爷住处不远有一座古庙，住了一老一小两位和尚。老和尚道行极深。他跟爷爷常在一起喝茶，谈古论今。有时躺卧在大炕上，不用摆放棋盘，只凭脑和嘴对弈。有时下出一盘难分胜负无有结局的棋，过了半月或十几天后，两个人又接着先前的棋局再对弈。两人交往甚厚。爷爷一年一年把自己的积蓄都捐给庙里。这一天爷爷和老和尚在一起闲谈，说起了薛平贵征东的故事，爷爷蓦然想起薛平贵离家十八载回家，自己也是离家十八年了，心中油然而生思乡之情，不觉伤心落泪。老和尚说：“杨掌柜，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你也快四十的人了，我看你还是回故乡，安家立业为上。”说罢，拿出一个土陶钱罐砸碎，把一堆铜钱交给爷爷，说：“这是你十几年来捐在庙里的钱，我一个铜子儿也没动，我知道你总有一天要回山东，你拿回去安家吧。”爷爷无论如何也不肯收，老和尚更是苦言相劝。后来爷爷就拜别了高僧，两人挥泪而别。
　　我爷爷闯了十八年关东，回到故乡。用多年的积蓄，买了十几亩地，娶了年轻美貌远近闻名的我奶奶，这才算叶落归根安了家。
　　即使有了十几亩地，家境仍然贫困，我爷爷奶奶及姑姑等都在村东头租人家的房子住，一直到我老爷去世才搬回来。
　　我爷爷的弟弟在我爷爷回山东后，单身一人留在吉林通化县，独自享用了兄弟两人的草窝棚和家业。又娶妻生子。后来，杨家寨的一位杨姓人从东北回来，告诉父亲，他和我二爷爷一起在通化谋生，那一年，我二爷原计划和他一起进山挖人参，因为家中我二奶奶生孩子，二爷没有进山。结果，日本鬼子扫荡，二爷全家被杀害了。
　　我杨家有两代人都永远埋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日本鬼子欠下了我杨家数条人命。
　　我爷爷没有进过一天学堂，但他什么字都认识，许多古奥的书都能读懂。我父亲的教书先生姓徐，广东番禺人，是个秀才。他的儿子就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并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从此杳无音信。近十年来我就住在黄花岗公园附近，反复细看黄花岗起义烈士纪念碑，碑林，碑文和英烈谱，其中番禺徐姓烈士最多，但不知是哪一位英烈。
　　按理说，秀才是博学多才的，徐先生常和我爷爷在一起高谈阔论，讲《易经》，论八卦，谈孔明，说刘基，可徐老先生还要常常向我爷爷请教问题。论奇书《奇门遁甲》，徐老先生只可解开四门，而我爷爷能解开七门。这是行话，我不懂，这些事情都是我父亲告诉我的。
　　我爷爷久闯关东，是个自由闲散的人，他不大懂农活。只是爱看古书，给别人算命断卦，也从来不收一分钱。他曾吸过鸦片，也曾参与赌博。但他有超人的意志和自制力。鸦片和赌博竟能在同一天戒掉。并从此不再动过半点念头。我看了有人为戒鸦片那痛不欲生和被人捆绑而挣扎难堪狼狈的样子，我也看了那赌徒本性难移的顽劣不化，我更佩服爷爷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和毅力，总之，我想爷爷一定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和器宇非凡的人。
　　爷爷闯关东的十八年中，有许多大义凛然惊心动魄的故事。
　　他在开豆腐坊的艰苦岁月里，半夜起身磨豆子，天不亮就四处叫卖，受尽磨难。可在困苦中却救助了许多乞丐和流浪汉，是远近闻名的山东杨掌柜，人称“小柴进”。虽然他就是和我二爷两个人开豆腐坊的掌柜。不管是叫花子还是乞丐，或是落魄的路人，只要是穷途末路，无处安身活命，就去投奔杨掌柜，必有豆腐吃，有酸菜和玉米饼子充饥。任你住几天，绝不开口撵你走。
　　有时候收留的穷人多了在家中大土炕上睡不下了，就在地上铺上干草让人住。他救助了多少穷困苦难的人，自己也数不清，救的人都是什么身份，自己也不明白。
　　有一次大雪之夜，爷爷独自一人从外地回家。突然从路边的大松树上跳下两个人，手拿铮亮的匕首，一前一后截住爷爷，说“留下银子，保你活命。”爷爷一惊，但这位久闯江湖的老关东很快就平静下来，说“我是山东卖豆腐的杨某某，没有什么银子，贱命倒是有一条。杀了我分文不得，岂不是白沾了好汉的两只血手”？爷爷就站稳了架势，攥紧了双拳。我爷爷年轻时练过拳脚，父亲说他有一双特别大的手，攥起拳头来有脑袋大。那两个人慌忙收起匕首，双手抱拳弯腰作揖说“原来是大恩人杨掌柜，小弟冒犯，得罪了。我二人要回山东老家，路上被土匪抢了盘缠，没法生存，就生了这打劫的坏心。我兄弟俩都是受过杨掌柜的救命之恩，都在恩人家住过多日。”爷爷看了看二人，有一个有印象，有一个则记不清了，他救助的人太多了。爷爷说：“二位兄弟，你俩人可想过，你被土匪抢劫了无法生存，别人被你们抢劫了就有法活命吗？二位如不嫌弃，跟我回豆腐坊住吧。” 兄弟二人满面羞愧，红着脸说：“杨掌柜，我二人无脸再回去了”。爷爷说“我这里还有几个铜子，你们先拿去救救眼前的困难吧。”二人也不好意思收。说“杨掌柜，钱我们万不能收，请您老放心，我二人今后饿死也绝不拦路打劫了。我们明日都去给人做苦力，打单工，挣口饭吃。赶明春给财主扛活，或是帮人伐木，下井开矿，另谋生路吧。”说完两人就走了。
　　有一天晚上，有两个赵姓兄弟的叫花子，又冻又饿昏倒在路边的雪地上。爷爷赶着卖豆腐的小马车回来发现后，立马把二人抱上车拖回家。爷爷兄弟俩用雪搓热了这兄弟二人的身体，唤醒了二人，喂了米汤，救活了两条命。甚至看他们的身体太虚弱，为了补养，把自己挖的老山参都拿出来熬汤给他们喝了。半个月后，在爷爷兄弟俩精心的照料下，二人恢复了健康。临走时，爷爷又给了他们一些干粮和盘缠。两人千恩万谢地走了，七八年也不见踪影。
　　几年后爷爷又停了豆腐坊，参加了有山东老板组织的淘金帮，也就是从河中淘金淘出一尊铜佛像的那段日子。一天，淘金老板外出，突然被土匪劫去做了人质，土匪送信来说一定要拿出多少金子去赎，才可放人。二掌柜找人送钱，可谁也不敢去。那二掌柜是个奸凶之人，他心中又希望大掌柜被土匪撕了肉票杀掉，他好占山为王。几十号淘金工都拥护我爷爷接替大掌柜的位子，领着兄弟们干。二掌柜也在暗中拉帮结伙搞阴谋篡权。我爷爷站出来一声怒吼如晴天里响了一个霹雳“老少爷们给我都听着，谁也别想动歪心眼.”接着平静地对大家说“不用拿赎金，我一个人先到土匪窝去看看情况再做决定。”众淘金工七嘴八舌劝爷爷不可去冒险，说那是些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不拿钱去是白送死。爷爷说：“你们把赎金准备好，找几个可靠兄弟保管着，别让人卷走了”。然后耐心地地对大家解释说：“土匪是为了钱，我不拿钱去，又多了一个肉票，他会加重筹码多要钱，不见银子他不会放人，怎么会杀我呢。如果万一我救不回大掌柜，我可以当人质，先换大掌柜回来筹钱，保住了大掌柜，兄弟们可继续干活挣口饭吃。再说，我敢独自一人闯进土匪老窝，他们摸不清底细，也不知道咱们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是不敢轻易撕票杀人的。” 众人听了也觉得有理，就答应了。
　　爷爷回家，穿戴得衣冠整洁，收拾停当，只拿了卖豆腐敲的一个梆子，和敲打梆子用的一根小木棒，就跟来人穿山越岭走了几十里山路，钻入了深山老林，临近了了土匪窝。冲过来两个恶煞神把爷爷蒙上了眼睛，大概是见爷爷独自一人又赤手空拳，也没有对爷爷捆绑手脚，只是给蒙上了眼睛。两个土匪把爷爷领进了土匪老巢，土匪给爷爷揭开蒙眼布。在一个气派的全用粗大的圆木搭成的大厅里，几十个土匪闹哄哄的在烟雾腾腾的大厅里站着。其中一个土匪头目模样的人坐在椅子上对爷爷吼叫：“带来金子吗？” 爷爷一听声音有点儿耳熟，又一时记不起在什么地方听过。他冷静地扫了众土匪一眼，不慌不忙地从怀中取出卖豆腐敲的棒子和小木棒。众土匪以为是什么杀人武器，都慌忙拔出手枪，抄起匕首对着爷爷。爷爷却一手擎了梆子，一手用小木棒敲了几下说：“我没带金子，只带来了豆腐。”说罢高声吆喝起来：“卖——豆腐——来——”。那土匪头目突然惊呼起来“您是杨掌柜的？”转身对里边的卧室高喊：“大当家的，哥，恩人来了，快出来见贵人。”里边年纪稍大点的土匪头子走出来，一看爷爷惊呼“哎吆，怎么是杨掌柜，大恩人，您，您怎么来了？”
　　原来这两个土匪头子就是爷爷当年在路边雪地里救回家的那两个年轻的乞丐，姓赵的兄弟俩。多年不见了，爷爷这时也认出了二人，就说：“我刚才听着声音有点耳熟，没想到是二位兄弟。”二人忙摆酒设宴招待爷爷。两人就跟爷爷叙起旧情往事，讲述了二人从爷爷那里走后的千辛万苦和求生的经过，又讲了被这山上的绺子抓上山入伙当了土匪，后来土匪头子下山抢财物时被人打死，二人后来就成了山头上的大当家和二当家。从此占山为王，成了名副其实的绺子帮。这兄弟二人当然是不能要爷爷的金子的，爷爷就把淘金大掌柜领回来了。大掌柜一定要爷爷当二把手，并且要给爷爷很多金子，以报救命之恩。
　　我爷爷既不当二掌柜，也不要金子，还是当一名普通的淘金工。爷爷对大掌柜说：“我若当了二掌柜，或是我接了你的钱，岂不是说我舍身救你是为了谋利图财？玷污和辜负了我的本心。”
　　别人都感到很奇怪，问爷爷：“你何以有这样的胆量敢闯土匪窝？”爷爷说;“十多年我救了无数穷人的性命，土匪多数是被社会官府恶霸逼上梁山的穷人、叫花子和乞丐，无路可走才当了绺子。只有其中的少数恶人才是以此谋生。我七八年敲梆子卖豆腐的声音早已传遍周围几十里的山村野店。说不定土匪中就有我认识的人，或是被我救过的人。我就是冒险，抱着试一下的侥幸心闯土匪窝。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只是情急之下，不冒险不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大掌柜这么多年来对兄弟们不薄，他也是穷苦人出身的山东人，我救出了大掌柜，兄弟们以后的生活也好有个着落，有个挣口饭吃的地方。我此行即使为了救大掌柜死了，也是“士为知己者死”，我为兄弟们们就是死了，也值了。我本人也单身一人无牵无挂。”
　　从此，淘金帮的穷哥们，从上到下更加佩服爷爷了，我爷爷就是一个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
　　爷爷于1931年夏天六月的多雨季节去世了，享年六十九岁。
　　父亲说他是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突感身体不适，就平静地对我父亲说：“你准备一下，我的大限到了。”然后他自己就洗净身体，穿戴好衣冠，铺好被褥，齐整平静地躺在炕上，安静的昏睡过去。父亲看他微闭双眼，呼吸由渐渐微弱到仅存游丝，脉搏也似有若无的样子，便和家人族人守护在身旁。一天一宿之后，渐无体温和脉搏。有人低声说是否把老人抬在灵床上（即由两条板凳和一扇门板支起来做停放逝者身体的临时床），爷爷却睁开双眼，用微弱的声音说：“不要动我。不到时辰，我走的时间是酉时。”说完又在没有呼吸却仅存游丝般的脉搏中昏睡。又过了十几个钟头，爷爷睁开细眯的眼睛，用极其微弱的只有父亲伏在他嘴边才能听清的声音问：“现在是什么时辰？”父亲看了看古老的座钟说是几点钟。爷爷说：“把我抬下去，我的时辰到了。”说罢就垂下了放在胸前的一只手，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看了大柜门内面贴的爷爷当年与奶奶定亲的生辰八字的红纸谏书，爷爷生于酉时。
　　我不知道爷爷为什么对自己的生死时间把握得如此准确，面对死亡何以这般从容淡定和平静坦然。是他几十年风雨飘摇的艰辛，出生入死的历练？还是他熟读经书，彻悟了天地大道至理？
　　爷爷的一生像一只矫健的雄鹰，勇敢的搏击在无际的长空，又像一道耀眼的闪电，在怒浪狂涛云海翻腾的人间风雨中一闪而过。来的光明，去的磊落。他的身影与神韵时不时的在长空与沧海中闪现。
　　他的遗物中只有一块精巧灿然的黑色试金石，流传在我手中。
　　由于家境贫困，爷爷又不太会从事农活。我父亲跟了徐先生只读了三年老学堂（父亲跟徐先生读书，先生从不收学费），就辍学务农了。
　　八口之家，十几亩山岭薄地，兄弟二人算不算穷苦贫民？
　　然而我叔父十二岁那年夭折了。这十几亩地就成了我父亲一个人的田产了。我奶奶又是一个封建思想浓厚传统守旧的人，据说性格刚强，特别厉害，家中一直由她当家作主。当俄国十月革命的风暴传到闭塞的胶东半岛的时候，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巨石村有闯海参崴的，也有在俄国谋生被沙皇撵到黑河淹死的）都对将来的社会变革有所触动和预感。有从俄国回来的人，也有早早接纳革命思想的人，都多次劝父亲“赶紧卖掉一些土地吧，只留下几亩糊口即可，将来都要像俄国一样赤化、充公、共产，平均分掉。”我奶奶坚决不听，对来劝的人破口大骂。
　　先知先觉的好心人被骂走了，父亲又是出名的孝子，尊从母命。奶奶留下了土地，也从此留下了祸根！致使我家在土改中被划成了中农，没有进入中国革命的依靠对象，没有成为革命的主力军——贫下中农。
　　中农当年在革命中是被视为团结对象的，表现好了才可以团结，表现的不尽人意，就要被另眼看待，那叫重在政治表现。这一政治标准在当年的青年面前，划上一道红色的分界线，人被划成不同级别，不同类型，在额头上贴了明显区别的标签。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有人苦闷，有人彷徨，有人悲观，有人挣扎，也有人从容淡定。
　　独特的历史背景，特殊的年代，产生特别思想的人，发生奇特的故事，造就特型的人物，这是历史事实，不管后人理解不理解，就是有这么一段畸形时光，就发生了一些鲜活生动，奇异怪诞曲折悲惨的故事
　　我好长时间耿耿纠结这祖祖辈辈穷困而关键时刻被划为中农的家庭出身。
　　一个十几亩地的中农，总不至于生活的如此寒酸穷困吧。
　　寻到了祖宗的穷根，还要寻找穷苦的另一个仇家冤主。这头号仇敌就是万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如果不是日本鬼子的侵华战争，我们如此的家境即使困顿也绝不至于这样悲怆凄惨。
　　一九三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占侵占了山东的胶东半岛。占领了烟台、威海，在离我们村五十多里的大渠村安上了鬼子的据点，修筑了碉堡。从此，胶东半岛的人民，巨石镇一带的百姓就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本鬼子在这里多次进行大“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烧杀抢“三光”政策，无所不用其极。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由日本头号战争罪犯冈村宁次亲自策划指挥，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马石山惨案”。在这次“扫荡”中，我父亲领着九岁的大哥，牵着毛驴向东北方向逃，我奶奶我姑姑，母亲和两个姐姐向西边马石山方向逃。一家人不能都朝一个方向跑，因为不知日本鬼子究竟从哪一个方向杀来。向西跑的人最多，又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行动迟缓，奶奶他们没有跑到马石山，惨案就发生了。如果走得快一些，或是早一天跑，肯定要被日寇围困在马石山上。因为日本鬼子是拉网式，从四周包围，把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赶在马石山以便聚而血洗。我奶奶母亲等六人如果被困马石山，即便有当年的八路军十勇士多次率领群众突围，他们也不一定能逃出来，因为一家全是老人妇女和小孩。我小姑在这次逃难中惊吓成病，回家一个月后就去世了。日本鬼子又欠下我家一条人命。
　　几天后，鬼子走了，杀害了无数老百姓，马石山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人们陆续从四面八方回到村里，我们家已是被扫荡一空。粮食抢光了，家具砸烂了，棉被衣服全没有了，一间房子被飞机炸塌了。父亲和哥哥回来了，毛驴却在鬼子的追赶中跑丢了。只剩下残毁的破屋和空洞洞的家，从此安上了穷根。
　　我家对面我姨姥姥家的房子被烧毁了，她屋后于姓人家的四间瓦房被夷为平地。街西头，离我家五十米远的一位杨姓富户前后五进，共二十五间大瓦房，后三进的十五间被炸毁了，残垣断壁七十多年来一直原样保留在那里。
　　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烧杀抢掠狂轰滥炸，留下的战争创伤在中国城市乡村处处可见。七十年来，在农村中大多基本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或是重新建造，旧貌换新颜。可是在我们这偏僻的巨石村中的这条主要街道上，在自己的几间大瓦房中间，有十五间被日寇炸毁的房子，半个多世纪以来，仍保存原来的旧貌残迹，丝毫不变地放置在那里，这种现象也实属罕见。可我村的这位杨姓老人，就是这样一位脾气古怪特立独行的人，他叫杨清远。
　　七十年代初，这位身材魁梧的老人六十多岁，粗眉大眼银须飘然，相貌甚是威武。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年正月，突然来了兴致，在本村剧团里，扮演了一会长山赵子龙。一上戏台那威武英俊潇洒之气，几十年来仍被村中的老人们传为佳话。他的家庭是破落的地主，到他这一辈子就已家境萧条破败，只剩下少量的薄田和前后两进每进五间，气派威风的大瓦房，及一大片残垣断壁，土改成了中农。
　　我看他长年穿一套浆洗非常干净的半旧衣裤，裤腿还用布条扎紧。大概他患有风湿腿痛病，或是习惯了多年的传统打扮。一年四季一顶黑色的旧毡帽，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他很少说话，你跟他打招呼，他就和善地向你点点头，微微一笑，眼里透出慈祥和蔼的光。
　　他一年到头，腰板挺直，穿得干干净净，背着一双大手在房前屋后，或是门前大街上溜一溜腿，散散步。什么活也不干。家中活再忙，他也不粘手动一动，生产队季节活儿再紧迫，他也不闻不问。任凭你生产队长多少趟去找他干活，他既不生气，也不发火，更不争辩，只是不去。
　　在农村合作化以前，五十年代初期，他家还有几十亩山岚。山上长满了密密匝匝的松树柞树。家中没有烧柴，家人要他去砍柴。他牵了毛驴上山，每次只砍四捆柴，让毛驴轻轻快快地驮回家。等五天六日烧完了，他照样还是只砍四捆柴草，让毛驴再轻松地驮回来，多一个也不砍。有人问他为啥一次不多砍几捆柴，或是一连多砍几趟堆成柴垛。他只淡淡一笑说“今日打柴今日烧，不管明日有无烧，一日只做一日事，得便逍遥便逍遥。” 有好心人告诫他：“就要入合作社啦，土地山峦都要充公，你还是赶紧多砍一些柴草以备后用吧。”他仍然微微一笑，只淡淡地说：“我早有耳闻。山峦土地本是百姓公众之物，我先砍下堆积了岂不是多占了？我常常砍柴，走走路，看看山景，心情舒畅。人不要为物所累，成为钱财的奴隶。”他照常仍然是等家中烧柴用光了，再上山去砍四捆柴，牵着毛驴驮回家，依然是多一个也不砍。
　　他早年还抽旱烟。一支又长有亮的铜锅大烟袋，烟袋杆上镶着一个圆润洁亮的玉石烟嘴儿，金光闪闪的大铜锅里总是冒着淡蓝色的青烟，散放出一股股香喷喷的烟叶味儿。□□，人们命都难保了，还顾得上抽什么烟。他从此戒了烟。此后，无论谁给他烟抽都婉言谢绝。后来，有几个像我父亲一样的老街坊老朋友，把烟袋锅装好烟，把烟袋嘴儿擦得干干净，送给他抽，他这才不好意思推辞，双手恭恭敬敬地接了烟袋，仔仔细细把烟吸得干干净净，再擦拭干净烟嘴儿，双手送还给你。即使后来烟叶充足了，他也再不动吸烟的念头了。
　　这位当年的大家富户子弟，必定享受过丰衣足食的富贵生活，可令人奇怪的是，他吃甘薯，我们都叫地瓜，是从来不剥皮的。他只把地瓜的瓜蒂儿仔细地摘去，就香甜地连皮吃掉。当年地瓜是我们农民的主食，可是，地瓜皮又粗又涩，即使节俭勤苦的农家妇女也极少有吃地瓜皮的。这位当年的富家子弟的这一简朴俗野的生活细节，使我实在困惑不解。
　　杨清远在农村中算是饱学之士。他有一手绝技，能双手打算盘，既快又准，从不出错，人称铁算盘。解放初期，村里组织了财务委员会，负责写土地证，计算公粮，丈量土地等。通常他是不打算盘的。
　　众人在拨打算盘时，他就挺直腰板，背着一双大手，迈着大步，慢悠悠的轻轻踱着步子。当大家手中的算盘一停，还没宣布结果，他就立即指出某人在打第几个读数时打错了。他听出那个人算珠拨动的声音不对。他的判断总是准确无误，那人果然打错了 。他写得一手俊秀苍劲的毛笔字，那字迹现在拿出来就可以出版字帖。我看他给人写的一副婚联，是隶书——“半幅花笺咏柳絮，一支彩笔画春山”。我每天上学来回，都要站着看一看那优美的诗句和潇洒秀丽的字。那两扇门上的婚联，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我父亲有一年春节请他写了一副春联——“品德高尚风格远，劳动积极立家长。”那严谨俊秀苍劲的行书，使人联想到他的高洁孤傲特立独行的为人。
　　就是这样一位德才兼备而又奇特的人，在建国初期，学校请他去教学他不去，银行和供销社请他去当会计他不干，粮管所和食品公司请他当主管他拒绝。他那里都不去，就在家里看看他的线装古书，喝喝淡茶，散散步。有时看看他那野草丛生，灌木浓密，檩歪梁斜，风吹雨淋的门板窗框，那被日寇炸毁的三进十五间大瓦房的残墙断壁。这时，你会看到杨清远双眉紧锁，神色凝重，眼睛里投射出严峻愤怒的光焰。那些东倒西歪在杂草丛中的木梁椽檩，那些斜倚侧挂的门窗板材，在风雨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已是颓败腐蚀得目不忍睹。因杨家是当年的富家大户，房料门窗的材质多是海木，是从东三省由海上用大船运过来的。有上等的红松，榆木，甚至有黄杨木。如今都是做家具的上品。六七十年代，木材特缺，为了盖房子和做嫁妆，很多人老远闻名上门来求购。杨清远家中无论怎样贫穷，来买木材的人无论出怎样的高价钱，他都毫不动心。有时儿子把来买木材的人带回家，甚至把木料和门板都取下来了，准备让人拿走，杨清远既不发怒，又不说话，他走上前去，把木料拦下来，拿过去放回原处。把摘下的门板重新仔细地安在门框上。然后他弹弹衣裤上的泥土灰尘，拍拍双手，就迈开大步，谁也不看一眼，倒背着大手，慢悠悠地踱步回到自己的房间。静静地喝茶，或随意的翻翻古书。任家人和外人埋怨，扔气话，不理解，他心静如水，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一天，我到他家去借大杆秤，一种可以称二三百斤的长杆秤，旧社会只有大户人家才有。我看到他站在残破的房址前独自凝神沉思。他双眉紧锁，神色冷峻地从两眼眯缝中射出严肃的光彩。我突然幡然醒悟，明白了这老人的心事和情怀：家即是国，国即是家。帝国主义强盗，八国联军当年火焼圆明园，我们的国家丝毫不动的将残迹保留下来。为的是保留下历史的残状，牢记国家的奇耻大辱，用以教育国人，警示后代，万古千秋，时刻不忘国仇家恨。圆明园残迹不动，难道我的被日寇炸毁的家园就可动吗？就不应留给子孙后代和世人，以告诫和激励后人奋发努力，警钟长鸣，富国强兵，励志振兴中华民族？卖那几个臭钱一挥而光。这惨痛的国仇家恨却千秋万代不能忘记呀。此刻，我被老人的家国情怀和独特作为感动得一时忘掉了自己，完全沉浸在激动感慨的情绪中，竟然不由脱口而出“杨先生，你是在看您的圆明园吗？” 杨清远猛转回头来，睁大眼睛，脸上露出他很少惊异的神情，微笑着说“你，你，你有什么事？快请进屋。”我说明来意，他把我引到门口，伸手先把我让进屋，领入卧室。
　　这是一间极其简朴整洁的单人卧室。老伴已于前几年去世了。一张土炕上干净而齐整的叠放着被褥。地上一张古旧的深黑漆色的书桌，已是油漆剥落，擦拭得干干净净。桌上并没有一本书。一个古旧的竹制笔筒里，插着一大一小两支毛笔，显然是很长时间没用了。一个小巧玲珑古色古香的紫砂茶壶 ，四个绘有蓝色兰花和梅花的白瓷古旧茶杯，一切井然有序而简洁古朴。
　　他慈祥地望着我说：“几十年来，你是第一个把我被日本鬼子炸毁的房子跟北京的圆明园联系在一起的人。这些年来，我被许多人误解，抱怨和责怪”。他叹了口气，和蔼地看着我，缓慢沉重的跟我说着话。我注视着他的目光，聆听着他的话“我被炸毁了的房中所有的书籍字画古董，甚至连我祖宗的谱书供宗都毁掉了。提到日寇，我就怒火冲顶。”接着，他就严肃愤怒地说：“日本是中国最危险最凶恶地敌人，又距离我国最近。日本国中一部分人，自古以来就没有把中国当成一个友好邻邦，而是视中国为理所当然的，心安理得的自己的家园，梦寐以求的盘中肥肉。时时刻刻惦记，盘算，策划和准备侵略吞并中国，日本忘我之心不死，自古如此。中日之间，早晚必有一场恶战。此已是古书和先贤们早有预测和预言的。日本国中一些人的野心，恨心，韧性和精心谋划算计是著称世界的，这些野心家战争罪犯杀人魔鬼如果上台当权，迟早必然发动战争。中国人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哪。中国人就是把自己的心肝扒出来献给日本，日本也不会感恩。日本的坏人只要掌权，就一定要发动战争侵略中国。我虽一介草民，却时时关心家国百姓，担心国民懈怠麻痺，丧失斗志，认敌为友，国土再次沦丧，人民重遭杀戮涂炭。年轻人责任重大呀。”
　　我望着这位身材魁梧，性格古怪，高瞻远瞩，具有家国情怀的老人，肃然起敬。
　　杨先生从书桌的三个抽屉中间那个，开了锁，从里面拿出一本包有牛皮纸的旧书，放在我手上说：“我眼花了，看不清字了。这本书给你吧。这是我以前留下的书。”我看那本书的封面上用正楷小字写着《古文观止》。他说：“你有空就仔细看看，这是选编历代名家的文章，也许对你有益 。” 我双手接过这本书，说：“谢谢先生，我会认真学习的。”
　　我以前只从鲁迅先生的文章中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可从来不曾见过此书。
　　他说：“你不要让别人看见，这书现在也是不允许看的。”我低声答应着“先生，我知道，我知道。”
　　临走他把大杆秤拿给我说：“做人也要像这秤一样，公平，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大杆秤称过了无数的重量，可没有一两一线是它自己的。它不以物累，永远纯洁清净。”我看着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杨清远先生平平安安的活到九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