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光》其惟春秋

1、第 1 章

　　下连的时候，我被分到一个直属单位。这个单位什么都好，唯独管理严格，业务、体能、生活制度都抓得很紧，远近闻名。单位女兵很多，因此也不存在宽松优待。我们住八人寝，一个班长，七个新兵。女兵连六十来号人，有两个排八个班，却不止两个排长。每个排长都不具体负责哪项工作，换言之，每个排长都能在“管我们”这事儿上插一脚。
　　但我心里只有一个排长。
　　那个年代，打骂体罚依然十分盛行，根本没有人讲什么“文明带兵”。我们除了要训练、要出公差，还是班长的勤务兵，轮流给她干各种杂活：泡面、剥水果、端洗脚水，没人敢说“不”，没有例外。连队许多干部都是从单位考出去提干的士兵，毕业后又回到原单位，对这种管理方式放任自流，致使恶性循环，没人提过意见。敢流露出一点怨气，那就是罚蹲、罚跑、紧急集合，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惩罚手段，班长们都有，都实施过无数遍。
　　排长是唯一一个，不一样的那个人。她没当过义务兵，是从地方考的军校，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了这儿。她干净、坚韧，像只没有淋过雨的白天鹅，身上没有一丝一毫浑水的痕迹，脸色总是苍白，很少说话，从不骂人，永远公事公办，再小的私事也从未让人代劳。和她一比，我们所有人，其他的班长、干部们，都好似一只又一只丑小鸭，并且，或许，永远也变不了白天鹅。
　　我和她很少有交集，毕竟在一批十来个同年兵里，我也是相对不引人注目的那个，没有特长，读书也一般，别人发光发热的时候，我只想尽可能不犯错。
　　只有那天，我们在学习室集合抄本子补登记，本子传到我手上，还多了一本，写着排长的名字。我转头想问同年兵，发现她们面前也各自多着一两本。坐我斜后方那人见我东张西望，拿笔戳了戳我，提醒道：“给你了你就写。”
　　要抄的内容很多，写一份手就得酸了，更遑论双倍，但这样的事没有拒绝的余地。我正打算先写完自己的，再原样誊抄一份，余光里就走进来一个人影，站在我面前。
　　那声音既熟悉又陌生，音量不大，像是怕打扰到周围人。她说：“给我吧。”
　　我抬起头，随即立刻站起来，周围一圈新兵也都跟着我站起来：“排长好。”
　　“都坐吧。”她声音依然很轻，不像下命令那样简洁的一个字“坐”，更像学校里平易近人的师长。她身上好似没那么多条框，也从不用条框约束人，即便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此表现称得上一种错误。
　　我们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坐，因为排长也没有坐。有那么一瞬间，我看见她脸上闪过一丝无奈，但她刚要开口说什么，就被后方一直冷眼旁观的班长打断了：“排长让你们坐，一个个没长耳朵吗？”
　　我们不敢再犹豫，纷纷坐下，拖凳子也是先抬起来再轻轻落下，因为班长不许拖凳子出声，嫌吵。
　　我觉得排长似乎在我头顶叹了口气。她曲起指节敲了敲我面前的桌子，摊开手掌：“本子给我。”
　　我不知该给还是不该给。前车之鉴就在一分钟前，但如果真的给了，难道班长就不会骂“让你给你就给？帮排长写个本子都不愿意了？”这种话么？领导者总是喜怒无常的。尽管我知道排长是真的在要，我也并不是因为怕她才迟疑。
　　所以我还是给了。我不敢回头看班长的神情，只能继续低着头抄写。余光里，排长在我正前方坐下了，她拖凳子时发出不大不小的声响，我们所有人都在心里暗自倒吸一口凉气，想起她是排长，那口气又缓缓松下来。

　　这一天剩余的时间里我都在提心吊胆，害怕把本子给排长的决定是错的。一直到晚上，班长走进来喊我的名字，说排长叫我去她房间，我竟有种心中大石落了地的感觉——责骂来了，总比一直不来，叫人担忧得好。
　　她的房间在楼上。走廊一片漆黑，只有楼梯口站着一个人，打着小手电筒。我刚要出声，听见排长说：“嘘。跟我来。”
　　我们一路上到天台。天台的门虚掩着，挂了链条锁，她走上去拆开，叫我先过去，又把门掩上。
　　我这才发现她穿着拖鞋。
　　已经入秋了，晚风带着一丝凉意，半个月亮挂在天边，散发出朦胧的冷光。她带我倚在天台的围栏旁边，目光投向营区围墙外的楼宇与灯火，脸庞的轮廓被月光映亮。她的声音还是像白天那么轻，但又如此清晰：“抄本子的事，别放心上。”
　　她竟然真的不是要骂我。可是那一刻，我还是下意识地说：“对不起，排长。”
　　“有什么对不起的？她们怎么样我管不了，但我的事情应该我自己做。”她抬起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不用道歉。”
　　“知道了，排长。”
　　我听见她笑了。她说：“小孩儿，怎么这么呆啊。”
　　她目送我走下天台。我转过头，她背后的天幕上仍是那半轮月亮。可是在我眼里，她也真好似那个月亮。

　　下连集训结束后，我们开始分组跟班学业务，见到排长的次数比以往多了一些，但也仅仅止于见面问好。她年轻、资历浅，确实像她本人说的，“她们的事我管不了”，所以其他领班的排长、班长骂我们的时候，她也并没有出面劝过。她唯一能做也做到了的，就是在自己领班的时候不骂我们，不过仅此一点，我们已经非常感激了。
　　我撞破她的秘密是在那天中午。在那之前，我因为上大课打瞌睡被另一个排长抓到，而被罚写五千字检讨和额外劳动。检讨我当天就熬夜写完了，但额外劳动的确折磨人。那时连队后面有一片砖砌的水池，原本是做游泳池用的，后来被当做消防池，面积不小。那儿平时几乎没人去打扫，只有上面来检查才会搞搞清洁，班长要我连着一周不准午睡，每天过去把池子周围扫拖干净。她算得倒很准，每次我打扫完，一中午就过去了，一点躲懒的时间也没有。
　　那天中午吃完饭，我照例和班长请示过，然后拎着扫帚拖把往水池跑，远远听到“扑通”一声，有人掉进水里的声音。池水很脏，很久才换一次，怎么想也不可能是有人游泳，我加快速度跑过去，看见池子的深水区扑腾着一个人，怎么看怎么像排长。我吓蒙了，顾不得衣服会湿，跳下去就要捞她上来，没想到她却用力推开我，明摆着是拒绝。
　　幸好我会水。我又蹬着过去，拉着她不让她沉。她神志似乎清醒了一些，问我：“你来打扫卫生？”
　　我点点头，顾不上说话。她得到肯定的答复，不挣扎了，任由我拖着上了岸。
　　很久以后我才反应过来那时她为何不再挣扎，似乎只是怕连累我，但在那时，我俩都喘息着说不上话。她浑身湿透，面色比平时更苍白了，却只顾看我怎么样。待到呼吸平复，她拉着我站起来，说：“走吧，去我那儿换身衣服。”
　　此时应该庆幸我的衣服晾在天台，不然无论如何没法和班长解释。为了不让人看见，她让我躲在房间里，她自己上去取了衣服拿给我。我入伍以来从没有受到过此等待遇，受宠若惊，只觉脸颊发烫。如果照镜子，应该能证实是红了脸。
　　我在她们楼层的浴室，在排长本人的掩护和坚持下冲了澡换了衣服，甚至还用了她们的洗衣机和吹风机。临起床前，她领着收拾齐整的我下楼把打扫工具归位，嘱咐我道：“中午的事情别说出去，千万保密。你们班长问起来，就说我喊你出公差。”
　　我点头。
　　她又笑起来，即使是嘴角很小很轻微的弧度。她说：“去吧。”
　　声音散在风里。

　　熄灯后躺在床上发呆时，我才后知后觉，我似乎和她共享了一个秘密。虽然这个秘密不是什么好事，甚至让我心绪难宁，可那是她的秘密。
　　怎么会绝望到拒绝别人的援助，又因为不想牵连别人而放弃做好的决定。排长和我是两个世界的人，她的心太复杂了，我看不明白，但我想守着，不想她消失。我忽然有点庆幸那天打了瞌睡，不然或许一觉醒来，就会听见谁淹死在了水池里。
　　可是我早该知道，该来的总是会来。别人的命运，我左右不了。
　　风平浪静的周日晚上，她把我叫到天台，说要找我谈心。她问我从哪儿来，家乡是什么样的；问我有什么志向，今后有什么打算，可是关于自己，她说得很少。
　　我如实相告：明年想考学，想提干。就算没考上也得争取留队，好歹要拿到工资，爸妈一把年纪了，我得担起这个家。
　　她说，你很努力，肯吃苦，以后会好的。
　　谈话进行到尾声，她从手边的挎包里掏出一些东西：一个相机，几包零食，还有一个很厚的本子，侧边能看到不太平整的纸页，应该是用了很久。
　　她说：“这些送你。这相机我用不上了，存储卡我清干净了，还能拍很多东西。”
　　她又拿起那个本子：“这个是我的业务笔记，攒了好几年，都写满了，你训练、值班，总能用得上。吃的没多少，拿回去给她们分一分吧。”
　　她讲话好似在交代后事，我不喜欢。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说，排长，你先留着，等我考学考上了再给我，行吗？无功不受禄，我怎么好意思收。
　　排长看着我。她笑起来，我从未觉得她笑得如此不合时宜。她叫我的名字，说：“收下吧。我来这儿这么久，还没送过人礼物呢，就当给我个面子，啊。”
　　“排长。”我也看着她。我不知如何表述才够委婉，可我已经快哭了，我说，“你要走了吗？你要走去哪儿？”
　　“小孩儿。”她笑着，曲起手指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说什么哪？我哪儿也不去。”
　　所以那些东西，我最后还是收下了。我一直没法儿拒绝她，就像那个早晨的本子，就像这个晚上的礼物。走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抬头，可是这天晚上是个阴天，没有月亮。

　　第二天早晨，早操罕见地提前收操，归队的队伍还绕了路，没有经过平时必经的楼前。不管是出操的队列还是楼内来来往往的人里，我都没有见到排长。我听见有人窃窃私语，说，出事了。
　　即便知情人讳莫如深，但消息早已不可避免地扩散开来。那天院子里来了救护车、来了警察，几个小时后，又来了一对面生的中年夫妇。
　　我只觉喉咙里堵了什么东西似的。这天跟班学习取消，除了必要的值班人员，所有人都在学习室待着。没人讲话，近乎凝滞的空气里，只有很轻很轻的呼吸声。
　　过了不知多久，有人推开学习室的门，喊我出去。我呆在原地，像没有听见似的，旁边的人拍了拍我，我才恍然惊觉，走出门去。
　　我抱着排长留给我的挎包，脚步很慢。东西不多，也不沉，可是我觉得快要抱不住。眼泪即便到此时也坚守底线没有淌下来，我见到那对中年夫妇，说：“叔叔阿姨，这是排长送我的。你们拿着吧，留个念想。”
　　妇人脸上还残留着泪痕，接过挎包打开，顿时又泣不成声。我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垂着眼睛看瓷砖的倒影。我想说，其实，那也是我的念想。
　　带我来的人又带我出了办公室。我站在走廊上，觉得浑身发冷，很想蹲下来抱住自己。
　　后来，办公室里的人也走了出来。我这才发觉不知何时我真的蹲下了，刚才见过的那个阿姨拉我起来，把十分眼熟的挎包塞到我怀里，说：“她给你的，你就留着吧。”
　　我怔在原地，目送他们的身影缓慢地离开。
　　意识渐渐回笼，回到宿舍的路上，我仿佛丧失所有力气，只顾把挎包紧紧抱在怀里，蹲下来，发出一声压抑的抽泣。
　　有如实质的痛苦，好似那个夜晚带着凉意的秋风，铺天盖地地席卷了我。
　　我也试图再上天台看看月亮，可是排长出事以后，天台长期上锁，钥匙由专人保管，很久没再打开过。
　　再后来我也听过一些传闻，说排长身体不好，压力一直很大；说她曾向连队提交复员申请书，结果父母千里迢迢赶来，只为劝她不要犯傻，继续留队。这些事情我其实并不理解，也看不透彻，但如果换做是我，会希望她快乐、幸福。

　　拿到军校录取通知书那天，大家都很高兴。其实我也很高兴，可当夜深人静，我把装着喜讯的信封抱在怀里，却只想到一件事：排长看不到了。
　　那种心脏空了一块般的疼痛卷土重来。我躺在床上，不受控制地流眼泪，不知何时就睡着了。
　　我知道这是梦，因为我梦见了排长。她走到我床边，摸摸我的脸，替我擦掉满脸的泪水，声音还是那样轻：“哭什么呢？别哭啦。”
　　“我考上了，排长。”我哭着说，“可是你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
　　她又笑起来。她说：“傻呀，小孩儿，这不是看到了吗？”
　　她又说：“我跟你说过，以后会好的。”
　　我拼命点头。我想拉住她，可是胳膊很沉，使不上力气。其实我知道，我永远只能站在原地。
　　她走了，梦醒了。我睁开眼，看见窗外悬着一轮朦胧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