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美好结局》藏羚羊织布

81、HM松隐3[2026新春特别篇] 确定关系！

　　5月20日，傍晚突然下起大雨。
　　谢子卿在剧团排练，散场时被堵在门口。她没带伞，站在屋檐下等了快半个钟头，雨不但没停，反而越下越大。街上的人跑着躲雨，水花溅起来，打湿了她的裤脚，裤脚湿过的人都知道，那感觉真是难受的要命。
　　但这还不是她最发愁的。
　　她最发愁怎么回去，他又没带伞，又没骑自行车的，也不能莽回去。结果，她远远看见一个人推着车过来了——穿着雨衣，推着那辆凤凰牌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把伞。
　　是李松隐。
　　他走到她面前，把伞递给她，又从车把上解下一件新雨衣，披在她身上。自己穿着那件湿了大半的雨衣，雨水顺着帽檐滴下来，滴在她脚边。
　　“上车。”他说。
　　她愣了一下，这是啥情况啊？
　　“快上来，再等天黑了。”他催她。
　　她坐上后座，撑着伞，给他也遮着点雨。他蹬着车，慢慢往梧桐街骑。
　　雨打在伞面上，噼里啪啦响。街上没什么人，只有他们一辆车。雨水顺着车把流下来，滴在他腿上，他不管，只管往前骑。
　　她坐在后面，看着他湿透的后背，看着他一下一下蹬车的背影，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了避嫌，她还是没有抱住松隐的腰，而是死死抓着后头的杠。
　　骑到半路，她忍不住问：“你怎么知道我在剧团？”
　　他顿了顿，不好意思说：“去学校问了。”
　　从杏林到学校，再从学校到剧团，这一路不近。他这是找了多久？
　　“问门房？”她又问。
　　“嗯。他说你今天有排练。”
　　她没再问，只是把伞往前举了举，给他多遮一点雨，心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好像有些酸，又好像有些甜，到巷口时，雨小了。她下车，把雨衣还给他，她这时候才看见，他自己搁身上穿的是一件旧衣，但是给她的却是一件新的。
　　他接过来，拧了拧上面的水，挂在车把上。
　　两个人站在那儿，谁也没说话。巷口那盏路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在他们身上，地上是两个湿漉漉的影子。
　　她忽然开口。
　　“你为什么要来？”
　　“怕你淋雨。”
　　“为什么要怕我淋雨？”
　　他沉默了一会儿，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滴下来，滴在肩膀上，子卿盯着他的脸，好像从没发觉他居然长得这么破碎。
　　然后他道：
　　“因为我天天都想见到你。”
　　她愣住了。
　　他没等她说话，跨上车，说：“那我走了。”
　　她忽然伸手，拉住了他的车后座。
　　“等等。”
　　他回头，嘴唇无辜的咬着，她抬起头，看着他，眼眶有点红。
　　“你知不知道，”她轻轻道，“我刚才坐在后面，想的也是你。”
　　他愣了一下。
　　她松开手，把脸别过去，不让他看见自己红了的眼眶。
　　他把车停好，走到她面前。
　　两个人站在路灯下，雨丝细细地飘着，落在他们肩上、发上，极具美感。
　　他伸手，轻轻握了握她的手。她的手凉凉的，湿湿的，在他掌心里轻轻颤了一下。
　　“以后我都来接你。”
　　她点点头。
　　“天天接。”
　　她笑了，眼眶还红着，但笑了。
　　那天晚上回去，她一夜没睡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着他说的那句话——“因为我天天都想见到你”。想着他站在雨里等她的样子。想着他推着车过来时，雨衣下摆滴着水，车把上还挂着那把伞。
　　一颗心甜得快要装不下了，感觉心脏变成了蜜罐罐一样。
　　第二天傍晚，天晴了，李松隐又在巷口等她。她从巷子里出来，看见他，脚步慢了一下。他站在那儿，手里攥着一个小布包。
　　她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两个人对视一眼，都想起昨晚那些话，都有点不好意思。
　　气氛甜得都快拉丝了，什么？你问是什么丝？可能是糖葫芦丝。
　　他把那个小布包递给她。
　　她打开，是一面小圆镜，背面镶着一朵银色的花。不是新的，镜框上有一点磨痕，但擦得很亮。
　　“我妈的，她说，给该给的人。”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这哪里是送镜子，分明是家里长辈认人了，咋这样啊，子卿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她把镜子贴在胸口，凉凉的，但心里热热的。
　　“那……”她道，“以后你等我，我就用这面镜子照照，看看自己好不好看。”
　　那几天，李松隐往中山路跑了两趟。
　　第一趟是去看梳子。
　　他想去看一把牛角梳，子卿就喜欢牛角梳。那个年代卖牛角梳就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局口街的小商贩那，另一个就是中山路的百货大楼。
　　其实局口街的小商贩，他也不是没看过，只是他那卖的梳子太多了，几毛钱一把几块钱一把的都有，只不过无论怎么看，都感觉这个梳子太糙，太脏，太塑料，感觉都配不上子卿一样。
　　另一个就是百货大楼了。
　　他在百货大楼二楼那个柜台前站了半天，把那些梳子一把一把看过去，没买。
　　第二趟是去挑。他让售货员把那几把牛角的都拿出来，一把一把摸，一把一把看。挑了最久的那把——杏黄色的，半透明，拿在手里沉沉的，滑滑的。又让柜台后面那个戴老花镜的老师傅在梳背上刻了一枝梅花，花瓣旁边刻了一个字：“松”。
　　老师傅抬头看了他一眼，没问刻给谁的，当然不会问啦，这老师傅哪里知道对面的人是谁呀！低头刻起来。刻完用绒布擦了擦，递给他。
　　他付了钱——五块八毛，比局口街的贵好几倍。那把梳子，他揣在怀里揣了一路，揣得温温的。
　　这哪是买梳子，是把心意一点点刻进去。
　　谢子卿那几天也没闲着。她翻出之前做衣服剩下来的浅蓝色碎布头——巴掌大，软软的，滑滑的。裁了一小块，每天晚上吃完饭就坐在灯下绣。
　　这浅蓝色好啊，松隐在医馆里面待久了，总是会抬头看看浅蓝色的天，他还以为她不知道自己这个小习惯呢，其实她看的一清二楚的。
　　当然想的是美美哒，真是动手做一次，那就可就不一样了。
　　绣了三天，绣坏了两回。第一回兰草的叶子绣歪了，拆了重来；第二回“隐”字的最后一笔没收好，也拆了。
　　第三回终于绣成了。针脚细细密密，兰草活的一样，那个“隐”字方方正正。
　　她把荷包收好，等着那天。
　　姑娘家的小心思，全藏在一针一线里。
　　26号那天傍晚，李松隐先在巷口等她。她从巷子里出来时，手里攥着一个小布包。
　　两人站着，谁也没先说话。
　　他把那个小布包递给她——绸布包的，扁扁的，不大，第一眼看过去，真看不出来里面装的是啥。
　　她接过来，打开，是一把牛角梳，杏黄色的，梳背上刻着一枝梅花，花瓣旁边是一个字：“松”。
　　她抬起头看他，他又看了看她手里的那个小布包，她把布包递给他。
　　他打开，是一个墨绿色的荷包，绣着一枝细细的兰草，兰草旁边是一个字：“隐”。
　　两个人看着对方手里的东西，又看着对方，忽然都笑了。
　　这默契，简直是心有灵犀，谁能懂呢？
　　“我绣了三天，绣坏了两回。”
　　“我去了两趟百货大楼，挑了半个钟头。”
　　子卿笑了笑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牛角梳？”
　　“你梳头的时候，我看见了，用的是塑料的。那把裂了，你还在用。”
　　她愣了一下，她没想过他会注意这个，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最藏不住的喜欢，都在不起眼的细节里。
　　“你怎么想到绣荷包？”
　　“你诊脉的时候，那个脉枕太硬了。我想让你垫个软的东西。”
　　他没说话，把荷包收进贴身的口袋里。
　　两个人又站了一会儿。
　　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昏黄的光。街上没什么人，巷子里静静的。
　　她笑了，松开手，转身往巷子里走。他没动，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
　　她转身往巷子里走，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回过头，看见他还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个荷包。
　　她走回去，站在他面前。
　　他看着她，没说话。
　　她忽然伸出手，轻轻握住了他的手。
　　他愣了一下，然后反握住她的手。
　　那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牵手——不是大雨里的轻轻一握，而是两只手握在一起，谁也没松。
　　她的手小小的，软软的，在他掌心里慢慢暖起来。
　　她走到家门口，推开院门，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路灯下，正往这边望。
　　她冲他挥挥手，推门进去。
　　他站在那儿，没走。
　　过了一会儿，她屋里那扇窗亮起了灯。昏黄的，暖暖的。
　　他这才转过身，推着车往杏林老街走。
　　对的对的对的，松隐回到家就是一阵鬼哭狼嚎，叫小红觉得他撞邪了，拿着糯米就要撒，最后被李玉霞同志制止了，把松隐赶回家睡觉了。
　　子卿则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拿着梳子梳了好久的头发，第二天早上，盘好头发，就把梳子放在了妆匣子最显眼的地方。
　　两个人确认关系后，一开始只有几个人知道，谢大哥谢大嫂，还有李玉霞同志和小红，但第二天，知道的人就多了，小玲和阿芳是子卿的好朋友，三个人自十五岁就开始玩了，关系极亲近，子卿第二日就同她们说了。
　　“真的假的！“小玲跳起来，又高兴又不可思议。“这么快？”
　　阿芳也在旁边，拉着子卿的衣袖，三个小姑娘高兴起来就和麻雀似的，叽叽喳喳个没完。
　　小玲是工厂的工人，阿芳是供销社的五金柜店的店员，和子卿是少年相识，子卿刚到这儿没多久就一起玩了。
　　“那你们订婚后，我指定留一个最好的铁壳暖水瓶！”阿芳笑道。
　　“暖水瓶还行，你要是能弄一口钢精锅过来，那子卿真是要感恩戴德了！”
　　“弄就弄！谁弄不到似的！”
　　“哎呀好啦！可别打趣我了！你们不也得结吗？”
　　“谁想结了！”小玲纠结了两下，开口道：“我听说厂里最近在摸人。”
　　谢子卿愣了一下。
　　“摸人？摸什么人？谁被摸了？”
　　“哎呀，子卿，摸人是摸底的意思啦！”
　　“援外的。”小玲语气里有些犹豫，“要去非洲，修铁路。听说选上了，要先去北京学习，然后坐船走。”
　　阿芳放下手里喝水的搪瓷缸：“非洲？那不是黑人住的地方？”
　　小玲点点头：“坦桑尼亚，赞比亚，我念了好几遍才记住。厂里说是国家任务，支援第三世界兄弟。”
　　谢子卿看着她。
　　“你想去？”
　　小玲没说话，眼睛却亮了一下。
　　“那地方多危险，听说有狮子、大象，还有毒蚊子……”阿芳不得劝着。
　　“可我想去看看。”小玲忽然说，“我这辈子，最远就去过福州。厦门岛都没出去过几回。现在有个机会能去非洲，去看看外国什么样，去北京学习，坐大轮船……”
　　她没说下去，但眼睛里的光骗不了人。
　　谢子卿沉默了一会儿，她其实也担心。
　　“选得上吗？”
　　小玲摇摇头。
　　“不知道。说要根红苗正、技术过硬，还要……未婚。”
　　最后两个字她说得轻，但阿芳耳朵尖：“那你可正合适。”
　　小玲没接话，低着头，手指绕着辫梢，子卿和阿芳哪里看不出来，她这是有了心思了，她有了心思，十头驴都拉不回来。
　　“那我结婚你还来吗？”
　　“那我肯定来啊，我指定是等你结婚后我再去啊。”
　　三个人又笑作一团。
　　夏天刚开头的时候，子卿和松隐去了万石岩植物园，万石岩植物园，是厦门人谈恋爱的高级场所。门票几分钱，里头有山有树有石凳，走累了能坐下说话。
　　正是因为这是个约会的好地方，所以，这个夏天，万石岩他们去了好几回，简直把公园的石板路都快踩出包浆了。
　　山路窄的地方，他牵着她的手走，手心热热的，出了汗也不松开，黏糊糊的像攥着块刚出锅的红薯。有时迎面来人，她先挣开，等人过去了，他又伸手过来，那手伸得比小馋猫讨糖吃还快。她就笑，笑完了把手放回去，让他握着，半点不跟他客气。
　　长椅总找僻静处坐，坐一下午，看湖里的船慢慢划过去，看天上的云从这边飘到那边，俩人安静得像两棵并排发呆的梧桐树。话不多，但谁也不想走，生怕一抬脚，这好时光就跟着跑了。
　　有时她靠在他肩上，头发蹭着他脖子，痒痒的，他不敢动，僵得跟被定住身的小木头人似的。等她坐直了，他才松一口气，又想让她再靠过来，心里偷偷盼着她再“骚扰”自己一下。
　　下山的时候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他把她送到巷口，看着她走进去，脚步黏得扯都扯不开。她走到家门口回头，他还站在那儿，像棵扎根巷口的老凤凰木。
　　时间转眼就来到了7月份，七月的厦门，热得像蒸笼，出门走一圈都能汗流浃背，有些日子气温都能飙到30度往上了，虽然现在这个年份天气比较清凉，但也不能这样啊。
　　剧团排练休息时，卿芳铃三个人躲在后台角落里扇扇子。小玲把湿毛巾搭在脖子上，有气无力地嘟囔：“这鬼天气，动一下一身汗，衫裤都湿到能拧出水啦，回去还要洗澡，真是累的要命。”
　　阿芳从供销社下班赶来，脸上还带着柜台前的疲惫，但眼睛亮亮的：“今天水产公司到了批好货——黄花鱼，一斤五毛钱，新鲜得很，鲜到会跳哦。我给你们留了两条。”
　　小玲眼睛一亮：“黄花鱼？那可是好东西，平常都抢无够！”
　　谢子卿却想起另一件事：“对了，七月不是要做普渡吗？你家里哪天请客？”
　　“农历廿三。”阿芳笑嘻嘻道，“我妈早就在念叨了，肉票油票都攒着呢，就等普渡这日大操办。到时候来我家吃，我妈做炒米粉、鸭子冬瓜汤——鸭子是新养的，肥着呢，煮起来香到整条巷都闻得到。”
　　“普渡吃请，从廿三吃到月底，家家轮着来，嘴都吃油啦。今年可得好好吃几顿。”
　　但谢子卿想了想，好像从来都没有听大哥说过普渡办席这回事啊？
　　“我家今年不请，但得去亲戚家吃。大哥说，普渡不走动，人家会觉得你看不起人，这点礼数可得做到位。”
　　正说着，外头有人喊“卖西瓜——”。
　　小玲探头看了一眼，一听到有西瓜吃，他的眼睛也就发光，亮晶晶的和手电筒似的。
　　“漳州的西瓜到了，今年头一批，甜到入心咯。等会儿排练完，咱去买一个？”
　　“我家已经买了，用井水冰着呢，凉飕飕透心凉。晚上切了吃，解暑。”阿芳道。
　　谢子卿忽然想起什么。
　　“对了，你们见过‘包茶’吗？翔安那边有种水果，六月末结果，长得像绿苹果，肚子还会长‘胡须’，吃起来清香得很，味道还挺特别。”
　　“哇，还有这种水果？我活这么大都没看过咧！”
　　“听我爸说过，说是几十年前从南洋带回来的，厦门没几家有，真真是罕物哦。”阿芳道
　　谢子卿点点头。
　　“我大嫂娘家亲戚有一棵，今年结了果，说给我们送几个来尝尝。等到了分你们，保准让你们尝个鲜。”
　　三人正说着，外头又有人喊——是卖冰棍的。小玲“嗖”一下跳起来：“我去买，一人一根绿豆冰，我请客！谁都别跟我抢哈！”
　　“好啦好啦，没人和你抢！”
　　她跑出去，阿芳和谢子卿对视一眼，笑得前仰后合的。
　　那天傍晚，李松隐推着车到了谢家门口。
　　车后座上绑着两个大西瓜，青皮溜圆，一看就甜得能齁住嗓子，是他挑了半天才选中的好瓜，也是从刚刚叫着漳州好西瓜的小贩那里买来的。他把车停稳，抱起一个，站在门口磨磨蹭蹭——门开着，院子里静悄悄的没个人影。
　　他心里盘算，把瓜往门口一放，跟谢子卿吱一声就溜，省得见面慌手慌脚。
　　正弯腰要把瓜放下，谢子卿从院子里走出来了。她看见他，先愣一下，再看见他怀里圆滚滚的西瓜，眼睛都跟着圆了一圈。
　　“你……”
　　“给大哥买的。”他声音绷得紧紧的，紧张得像要去问诊的病人，不对，其实他现在问诊病人也不会这么紧张了，更像是郑先生要考核他一样“放门口就行，我先走了。”
　　他放下瓜，转身就要溜。
　　谢子卿忽然伸手，轻轻拉住了他的袖子。
　　他回头。
　　她站在那儿，眼睛亮闪闪的，藏着点他读不懂的软意。随即笑了笑，松开手，轻声说：
　　“来都来了，进去坐坐嘛。”
　　李松隐当场愣住，脑子都慢了半拍，但是看着她那双请求的眼睛，他自己个儿又没办法反驳。
　　“我大哥在家。”她弯着眼，“你不是想见他吗？”
　　他张了张嘴，想说“我没想见”，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其实他早就想见了——从俩人确定心意那天起，就天天琢磨着，什么时候该上门见见这位大哥。不过不应该是这个时候吧，这有一点太那个啥了吧！虽然说两个人当时在国营大饭店里面见了一面，但是要在他们确定恋爱关系之后再见一遍，感觉就是不一样！
　　他万万没料到，会这么突然，半点准备都没有。
　　谢子卿已经抱起另一个西瓜，往里走了。走两步回头看他，眉眼带笑。
　　“愣着干什么？进来啊。”
　　你就说这样子，李松隐怎么拒绝吧！
　　他硬着头皮，抱起刚放下的西瓜，像抱着块烫手的热砖，乖乖跟在她身后。
　　院子里，大哥正坐在石凳上乘凉，摇着蒲扇，看见俩人一前一后进来，眼睛微微一挑，心里立马就明白了七八分。
　　谢子卿把西瓜放在石桌上，往旁边轻轻一让，把身后的李松隐露了出来。
　　“哥，这是李松隐，杏林医馆的大夫，你见过的。”
　　李松隐抱着瓜站在原地，放也不是抱也不是，手心都攥出汗了。
　　大哥上下打量他一眼，慢悠悠站起身，语气敞亮又实在：“坐吧，别站着。”
　　李松隐这才把瓜放下，往石凳上一坐，只敢沾半个屁股，绷得笔直。
　　大嫂从屋里掀帘出来，看见桌上的西瓜，又看了看拘谨的李松隐，温温柔柔地笑了：“这么客气做什么哟，快坐好，我给你端碗绿豆汤。”
　　他慌忙站起来，想应声又想道谢，结果话堵在喉咙口，就这么僵在半中间，不上不下的，模样憨得很。
　　谢子卿在旁边看着，心里笑得发颤，面上还强装镇定。
　　李松隐在谢家坐了半个多钟头。大哥随口问了几句医馆的事，他一板一眼地答，规矩得像小学生在课堂上回答问题。大嫂端来绿豆汤，他小口喝完，把碗轻轻放回桌上，连自己该不该收碗都要琢磨半天。
　　谢子卿就坐在一旁，捧着碗不怎么说话，耳朵尖悄悄泛红，嘴角却一直轻轻翘着。
　　走的时候，大哥送到门口，抬手拍了拍他肩膀，语气爽快：“下次来，别带东西，人来就行。”
　　他连忙点头，推起自行车就走。
　　等走出巷口，他才发觉，后背的衣裳早被汗浸得透湿，跟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谢子卿追了上来，站在他面前，看着他满头大汗、手足无措的样子，忍不住笑出了声。
　　“紧张什么呀？”
　　他没好意思说，只抬手胡乱擦了擦额头的汗，眼睛亮亮的瞧着她。
　　“我哥怎么样？”
　　他想了想。
　　“挺好。”
　　“就挺好吗？”
　　“那……非常好。”
　　子卿没忍住，噗嗤地笑出来。
　　她笑得更甜了，转身轻快地跑回巷子，松隐也高兴，一路回家的脚步都生风。
　　夏天热，心也开始热，医馆忙的要命！厦门夏天热，动辄三十五六度，又闷又湿。那个年代没空调，电扇也少，街上走的、田里干活的、车间里做工的，随时可能一头栽倒。
　　轻的，头晕恶心，灌一碗藿香正气水，歇一歇就好；重的，直接抬到医馆来，脸色煞白，嘴唇发干，得扎针、刮痧、灌汤药。
　　李松隐那段时间每天都要接好几个中暑的——有在田里干活的农民，有在厂里上班的工人，还有在街上走着走着就晕倒的老太太。
　　天热，东西容易坏。那年代没冰箱，剩菜放半天就馊了，舍不得倒，热一热接着吃。结果就是拉肚子、呕吐、发烧，一大家子轮着来。光处理这两种病人都够呛，却没想到，夏天得病的病人可不止这些。
　　闽南这个地方，蚊虫是自古以来的多，其实不止闽南，全福建都有！白天是苍蝇，晚上是蚊子，叮得人满身包。大人还好，小孩痒得整夜睡不好，抓破了皮就发炎化脓。
　　还有跳蚤、虱子、臭虫，一到夏天就猖獗，但其实现在的冬天，这些还是能在家里面瞅见。街坊邻居来买药膏、买药粉的，络绎不绝。
　　更别说长疹子，长痱子，长疖子、长癣。这些人医馆一天要接五六个，最可怜的是小孩子，刚出生的婴儿身上也长，哭的撕心裂肺的，医馆晚上到处是孩子都哭声。
　　更别提溺水和蛇咬，有的救的回来有的救不回来，医馆今年很罕见地遇到了一例竹叶青咬伤，在抢救时间内送了过来，病患在山里挖竹笋，没看见蛇，保持着蹲下挖竹笋的姿势就被咬了，咬伤位置过于靠近心脏，送进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抱希望，扎了针，灌了药，啥用处都没有，当天晚上走了，松隐还因为这事自责了好久。
　　医馆忙的团团转，剧团也是。
　　七月的厦门，热浪滚滚，可剧团排练厅里人从来没少过。那年头，夏天正是“送戏下乡”的好时候——白天太长，晚上太热，乡下人收了工，就盼着看场戏解解乏。
　　谢子卿那段时间跟着剧团到处跑。今天去同安，明天去集美，后天可能又去漳州。有时演样板戏，有时是歌舞晚会，有时还要给厂矿的工人慰问演出。每次出门就是一整天，天不亮集合，半夜才回来。
　　她倒是想去看李松隐，可医馆那边也忙得团团转。中暑的、拉肚子的、被蚊虫咬的，病人一个接一个。两人明明都在厦门，却好几天见不着一面。
　　两个人真真成了《罗密欧与朱丽叶》
　　十天半个月见不到一次，就算是普渡那一天，本来想着李密欧和谢丽叶终于能见面了，结果谢丽叶忙着下乡送戏的活动，缺席了。
　　当然，这个夏天还是有些盼头的，就比如见亲戚们。
　　某个已经记不清是几号的夏天傍晚，李松隐带着谢子卿去见了郑先生。
　　郑先生还是坐在后院那棵老槐树下，摇着蒲扇，看见他俩进来，眯着眼睛看了半天，然后点点头，闽南话慢悠悠一句：“来啊。” 就再没多话。倒是临走时，他从屋里摸出一个红纸包，塞给谢子卿，沉声道：“拿着，莫推。” 谢子卿看李松隐，李松隐点点头，她才收下。后来才知道，那是两块银元，郑先生攒了一辈子的，子卿知道的时候，郑老先生已经去世了，这两块银元最后也没花出去，而是一直留着，一直藏在子卿嫁妆匣子里，最深的地方。
　　还有一天晚上去见了周伯伯。
　　周伯伯在院子里摆了个小桌，切了个西瓜，嗓门亮堂堂：“来啦来啦，食西瓜！” 非要他们坐下吃。周伯母在旁边笑，说老陈念叨好几回了，“卜看觅李大夫的对象！” 老陈那天没怎么说话，只是吃西瓜时看了谢子卿好几眼，然后冲李松隐点点头，那眼神明晃晃在说：“你小子，眼光真正好，运气也真好，这么漂亮的妻子都能找得到，厉害啊厉害啊！。”
　　夏天的傍晚，不知为何，走在路上，总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好像是结束，好像是开始。天都热得人发昏，知了叫得震天响。谢子卿穿着那条浅灰色的裙子，走在他旁边，手心有点出汗，不知道是紧张的还是热的。
　　“你师父是不是不爱说话？”
　　“他看人不用说话。”
　　“周伯伯呢？”
　　“他是替老陈看的。”
　　这些长辈，见了，认了，就行了，反正日子还是他们自己个儿过。
　　一进到秋天，别说是凉快了，怎么感觉比夏天还热？厦门的秋老虎未免也太可怕了！但就在子卿渴望凉爽的时刻，她的老家哈尔滨寄来了封信。
　　“啥！二哥要结婚了！”
　　二哥谢子瑜是哈尔滨市农业局粮经科科长，他和其妻子王雅君谈了两年，在当年已经算谈的很久了的，妻子王雅君是哈尔滨市立医院内科心血管组的医生，两个人是门当户对，子卿也为他们高兴，而后又是为难。
　　“我要回哈尔滨了。”
　　回哈尔滨也没什么，主要是子卿放心不下松隐。
　　学校的秋收假的消息是九月中旬下来的。学校通知：九月二十五号开始放假，十月二十五号收假，整整一个月，可别觉得这就是放假月啊！现在粮食什么的都收了，农村的孩子还得去地里收拾呢。谢子卿拿到通知这天晚上，脚不沾地就往巷口冲，直接一个说走就走的行动。
　　李松隐愣了一下。
　　“去多久？”
　　“一个月。”
　　他沉默了一会儿，道：
　　“路上小心。”
　　第二天傍晚，他又在巷口等她，手里攥着一个小布包。她打开，是一包茶叶——海堤牌的，用纸包着，扎着纸绳。
　　“带给你二哥，福建的茶，让他们尝尝。”
　　她接过来，没说话。
　　他又从兜里掏出几张票——全国粮票，二十斤。
　　“路上用。”
　　她愣住了，就有些不可思议，全国粮票不好换，他知道她要出远门，早早就在准备了，这暗戳戳的准备，比送十句情话都顶用，虽然李松隐也不咋会说情话就是了。
　　“到了哈尔滨，先去邮电局给我发电报。就说‘平安到达’四个字就行，这是按字算钱的，多发要收钱的。”
　　她点点头，把那包茶叶和那叠粮票收进布包里。
　　九月二十四号晚上，她收拾好行李——其实也没啥行李啦，几件换洗衣裳，那包茶叶，那叠粮票，还有他送的那把牛角梳。梳子上那个“松”字，在灯下闪着光，无论看多少次，子卿还是会觉得脸红心跳。
　　她想起他说的“到了发电报”，心里忽然有点空，像少了块糖的糖纸，空落落的。
　　第二天一早，李松隐去火车站送她。厦门火车站人挤人，堵死人，他帮她拎着行李，送到检票口。她把行李接过来，回头看他。
　　“到了发电报。”他又说了一遍，怕她忘记了似的。
　　她点点头，转身进了检票口。
　　火车开动时，她从窗口往外望。他还站在站台上，一直看着这边，主打一个望眼欲穿。
　　厦门到哈尔滨，三天两夜，还是硬座，晚上趴在小桌板上睡，屁股都要变成钢板了，白天看窗外的风景从绿色变成黄色。过了山海关，田野就变得开阔，玉米秸子一堆一堆码在地里，天也显得高了，原来出了福建，才知道外面都是平原。
　　子卿在火车上把那包茶叶翻出来看了好几回，好像这代表着松隐一样，茶叶用纸包着，扎着纸绳，上头还贴着商标。她想，二哥收到这个，会不会想起福建？
　　火车上没法联系。三天两夜，她就是“失联”状态。她知道，李松隐在厦门一定在算日子——第三天傍晚，他就会去邮电局门口等着，比等单位发福利还准时。
　　火车到哈尔滨那天是九月二十九号下午。天阴飕飕的，风已经凉了。她拎着行李从站台出来，远远就看见二哥站在出口，穿着件灰色的中山装，比记忆中高了些，也壮了些。
　　谢子瑜也看见她了，迎上来，接过行李，看了她半天，说：“瘦了。”
　　“你也老了。”
　　二哥没笑，但眼角动了一下。
　　“你啥意思？”
　　“字面意思，老家伙。”
　　出了站，她第一句话是：“邮电局在哪儿？我得发电报。”
　　“发给谁呀？大哥吗？”
　　“给我相好。”
　　“哎呦哎呦，给我相好～”
　　二哥带她去了火车站旁边的邮电局，柜台后面的人递给她一张电报纸，小小的，长方形的，上面印着格子。她拿起笔，在格子里一笔一划地写：
　　“平安到。卿。”
　　写完了数了数——四个字加一个署名，正好。电报是按字收费的，不能多写，抠门式报平安，不过也没办法。
　　她把电报纸递给柜台，付了钱。工作人员收下，说：“明天能到。”
　　她点点头，走出邮电局。
　　哈尔滨的秋天比厦门冷得多，风吹在脸上有点疼。但她的心放下来了——他明天就能收到了，悬着的心终于落地，比吃了热汤面还舒坦。
　　二哥带她回住的地方。从火车站坐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穿过几条街，子卿在福建可没见过这东西，虽然有轨电车这东西吧，在他小时候就有了，但好像阔别了十年，再次回来，觉得这电车的路线好像更多了，像蜘蛛网似的，把整个城市都网住了。还有这气氛，她离开家乡时，正处□□时期，那时的人比现在开放多了，说话也嘹亮，可现在回来又在这特殊时期，总感觉大家都谨言慎行的，城市里的气氛都黯淡了不少。最后，电车停在南岗区一条安静的街上。街两边是三层红砖楼，坡屋顶，窗户大，墙上爬着爬山虎，叶子已经红了一半。
　　“这是你们单位分的？”
　　“前年分的，两居室。有暖气，冬天不冷。”
　　楼里没有电梯，走楼梯上二楼。二哥推开门，她往里看了一眼——一间正房，半间客厅，独立厨房。屋里暖烘烘的，暖气片正呼呼地冒热气。
　　“这比我想的好多了。”她说，简直是年代版精装小户型，羡慕哭了，如果她和松隐是国家单位的，能分到这样一间房子也很不错了。她见过邻里之间最好的房子，那就是李玉霞同志的房子了，但玉霞同志的房子目前还不是松隐的，可能之后也不会是吧，毕竟松隐说，他想努把力，等高考恢复之后再去考试，考个好大学再进国家的单位。
　　二哥帮她拎行李，指了那半间客厅：“你睡这儿，行军床铺好了。”
　　她放下行李，走到窗户边往外看。楼下那条街的梧桐树叶了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往下掉，他总感觉厦门的风是带着海盐味的，而哈尔滨的风，是带着西伯利亚肃杀的气息吹来的。
　　二哥站在旁边，问：“饿不饿？”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三天两夜的火车，她没正经吃过一顿饭，就像很多当时的人一样，带几个干粮，路上吃还没吃过热腾腾的菜。
　　二哥进厨房，一会儿端出两碗面，上头卧着荷包蛋，子卿那一碗放了足足的辣子，子卿最爱辣子，闽南地区吃辣者不少，但吃的没那么狠，她喜欢湖南那边的辣度，她接过来吃了一口，烫的，眼眶一下就热了。
　　“哥哥呢？”
　　“单位有事走不开，弟弟呢？”
　　“在莫斯科，忙正对苏出口设备的交付任务。”
　　“哦。”
　　“卫东怎么样？”
　　“还好，最近有些腹泻，换季导致的，问题不大。嫂子什么时候来？”
　　“明天。”
　　晚上，她在那半间客厅的行李床上躺下，听着窗外秋风呼呼地刮。她忽然想，不知道他收到电报没有。
　　王雅君是第二天过来的。
　　她穿着白大褂，刚下夜班，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睛亮亮的。看见谢子卿，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这就是子卿吧？”
　　谢子卿也笑了，她有些拘谨道：“嫂子好。”
　　王雅君把手里的布包放下，里头是一包红纸、一把剪刀。她一边往外拿一边说：“婚房的喜字还没剪，正好你来了，咱俩一起剪。”
　　“我？”子卿指了指自己。
　　“咋啦？你不会我教你。”
　　“哦哦。”
　　其实子卿觉得疑惑的是，王雅君嫂嫂咋一点都没有见外。
　　那天下午，三个人挤在那间15平米的卧室里。王雅君教谢子卿折纸、下剪子，剪出一个个大红喜字。二哥在旁边贴，先用面粉打浆糊，再往窗户上一张一张按。窗台上摆着两盆花，是二哥从单位同事家端来的。暖气片上烘着新买的枕巾，散发着肥皂的清香。新被褥叠在床尾，绸面的，大红的，上头绣着鸳鸯。
　　谢子卿一边剪一边悄悄咪咪问王雅君：“嫂子，你紧张不紧张？”
　　王雅君没说话，只是笑，莫名其妙在一些好像没必要的地方娇羞不语，搞得子卿觉得自己是说错话了一样。
　　王雅君问她道：“厦门的那个，给你写信吗？”
　　“厦门的啥？”谢子卿愣了一下，然后脸微微红了：“他……不会写。”
　　其实李松隐写过的，只是松隐写信就像写流水账一样，没啥情话，她都收着，不好意思拿出来。
　　王雅君没再问，只是笑了笑，一眼看穿小情侣的小心思。
　　不过，子卿想，确实应该去寄一封信了，所以，在哈尔滨的第五天，谢子卿去邮电局寄了第一封信。
　　厦门市杏林老街杏林医馆李松隐收，信不长，只有几行字：
　　“二哥住得好，有暖气，冬天不冷。嫂子人好，是医生。哈尔滨已经冷了，树叶都黄了。婚礼后天办。我一切平安，勿念。卿。”
　　她把信投进邮筒，看着那个小门关上，心里莫名其妙的有些怅然若失，可能是因为哈尔滨这天不咋好吧，冷的要命。
　　信要走三四天。等她回厦门时，这封信可能刚到他手里，这能不能算跨时空双向奔赴？
　　十月六号，婚礼的日子，子卿好久没有跟着婚礼接待了，也好久没有参加过东北的婚礼，一时之间觉得啥都很新奇。
　　那天早上天刚亮，谢子卿就醒了。她躺在行军床上，听见隔壁屋二哥在穿衣服，本来还在想二嫂子人在哪，后来想起来，二嫂现在还不能和二哥住在一起，晚上稍晚的时候二哥就送二嫂回医院宿舍了。
　　她起来帮忙，把那块红绸布从床底下拿出来，叠好，放在门边。又把自己那件浅灰色的衣裳穿上——就是李松隐送的那条裙子，叠在箱子里一路带来的，就等着这一天，不得不说，这件漂亮衣服真是趁着她人精神气特好。
　　接亲的马车九点到。
　　那是一挂胶轮大车，从郊区生产队借来的，车板是新换的，上头铺了两层新褥子，最上面盖着那块红绸布，四角用别针别住，风一吹哗啦啦响，十分的有东北特色。
　　谢子卿没有跟着去。按哈尔滨的老规矩，接亲时娘家人才跟着去，婆家人得在新房等着。她是婆家人——二哥的妹妹，所以她得留在红砖楼里，等着新人进门。
　　她站在窗户边，看着马车走远，又看着它消失在那条梧桐叶铺满的街上，唉，也不知道等会儿有的他忙的，爸爸妈妈走的早，大哥和弟弟又没来，夫家的亲人居然只有她一个。
　　快十点的时候，马车回来了。
　　谢子卿从楼上冲下来，跑到门口。马车停在红砖楼前，二哥把王雅君从车上扶下来，她脚一沾地，踩在那块红绸布上。
　　谢子卿跑过去，扶着王雅君的另一边胳膊。
　　“嫂子，慢点。”
　　王雅君看她一眼，没说话，但眼眶热了，子卿想了半天，没想起来为什么二嫂的眼眶会热，看起来像想哭一样，后面呢，她才知道，其实二嫂也是独生女，这会儿多了一个可以帮衬的妹妹，自然是高兴。
　　三个人踩着红绸布往里走。红砖楼没有电梯，走楼梯。王雅君穿着列宁装，上楼梯时有点笨拙，谢子卿一直扶着她的胳膊。
　　二楼那间屋里，暖气和炉子早就烧得热热的。新娘子一进门，热气扑面，脸就红了一层。谢子卿把她领到床边坐下，又忙着端茶倒水，招呼那些跟来的婶子大娘。
　　二哥站在旁边，看着妹妹忙进忙出，忽然想起小时候在东北，妹妹也是这样，看见他来就赶紧端水、拿吃的。一晃好几年没见，她还是这样，和一个贴心小棉袄一样。
　　中午，一挂马车拉着新人，后面跟着一串走路的亲戚朋友，浩浩荡荡往生产指挥部食堂去，其实他们俩也是想在家里面办的，可是这小洋楼没办法摆下十桌，就只能在食堂里办了。可别觉得很奇怪，在那个年代，国家单位的人在食堂里面办酒是很常见的事儿，子卿虽然已经好久没有体验过东北的办席，但在闽南，厦门那边，国家单位的人结婚也是这么办的。
　　谢子卿走在人群里，看着马车上的二哥和王雅君。风吹起红绸子的一角，露出王雅君新换的红棉袄——那是她从箱子里拿出来的，自己做的，压箱底的东西。子卿不免的开始畅想，如果自己个儿也要结婚，也想要这样子的大红棉袄，或者裁得漂亮些，也裁一件连衣裙似的。
　　食堂里摆着十来张圆桌，铺着白布，每桌一盘瓜子一盘糖。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像两边贴着大红喜字。
　　司仪是二哥的科长，上来第一项是向毛主席三鞠躬，然后背了一段语录。他选的是那句经典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底下人听了都笑——还真是，一个哈尔滨干部，一个本地医生，一个在厦门生活的小姑子，可不就是来自五湖四海。
　　谢子卿坐在角落里，帮着端瓜子、递喜糖。有人问她是谁，二哥就笑着介绍：“我妹妹，从厦门来的。”
　　这句话他说了好几回，每回都有点得意，潜台词就是你看我妹妹多漂亮！人还是厦门一中的老师，可叫人尊敬呢！
　　敬酒的时候，二哥被灌得脸红红的。王雅君在旁边给他挡酒，道“他不会喝，我替他”
　　谢子卿看着，不免有些担心，这两位要是喝醉了，不会还得她一个人扛回去吧？应该不会吧？
　　婚礼快结束时，二哥忽然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念：“厦门来电报，祝二哥二嫂幸福美满。”
　　底下人起哄道：“谁发的？”
　　二哥看了谢子卿一眼，笑得都有些贱兮兮的：“我妹夫。”
　　谢子卿脸腾地红了，满屋子人都笑，不对不对，剧本上不是没有这一条吗？下一次搞这种让人尴尬的东西，能不能回去再搞啊？
　　王雅君在旁边拉着她的手，小声说：“早晚的事。”
　　她低头，没说话，又有些高兴，又有些害羞。
　　婚礼后，谢子卿在哈尔滨多待了五天。那几天里，她帮着王雅君收拾新房，把那些贺礼一样一样归置好——搪瓷盆摞在一起，枕巾叠好放柜子里，床单压在新被褥下面。王雅君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摆在窗边，上头盖着白钩帘，谢子卿每次路过都要看一眼，年代版奢侈品，谁看谁迷糊。
　　她结婚的话，会这样置办吗？
　　有一天晚上，王雅君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包袱，塞给她。她打开，里头是一对绣花枕套——东北农村老手艺，红底金线，绣着鸳鸯。
　　“给你留着。”王雅君轻轻道，“以后你结婚用。”
　　谢子卿愣住了，本来想说“我还没定呢”，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她把枕套收好，道：“谢谢嫂子。”
　　临走前一晚，她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短得多：
　　“婚礼热闹。过几天就回。卿。”
　　她没告诉他自己哪天到——火车三天两夜，谁也说不准。但他会算日子——吧？
　　那天晚上，三个人挤在那间小屋里，二哥打地铺，她和王雅君挤床上，半夜她醒了，听见窗外秋风呼呼地刮，屋里暖烘烘的，王雅君睡在旁边，呼吸匀匀的。
　　她忽然想起李松隐，想起他站在巷口等她的样子。
　　要是他也在，该多好。
　　当然现在不能在，不然他只能和二哥一起打地铺。
　　十月十五号，谢子卿离开哈尔滨。
　　临走前，她又去了一趟邮电局。不是发电报，是取电报。
　　柜台后面的人递给她一张纸——厦门来的，前一天到的。上面写着：
　　“安好。勿念。松。”
　　四个字，一个署名。她把那张电报纸叠好，和那把牛角梳放在一起，双向的牵挂，动人捏。
　　二哥和王雅君送她去火车站。那天风大，天冷，她穿着王雅君借给她的厚毛衣，还是觉得凉。王雅君往她口袋里塞了两个煮鸡蛋，说“路上吃”。
　　二哥拎着行李，走在前面。走到站台，他把行李放下，看着她。
　　“到了发电报。”
　　她点点头。
　　王雅君拉着她的手，没说话，只是握了握，火车快开了，她上了车，从窗口往外望，二哥和王雅君站在站台上，并肩站着，风把他们的头发吹乱了。她掏出那张电报纸，又看了一遍。
　　“安好。勿念。松。”
　　咋越看越高兴？
　　火车开动时，他们还在那儿站着，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两个点，消失在视线里。
　　又是三天两夜的火车，运的也不算平稳，颠的子卿都快吐了。
　　她把王雅君塞给她的鸡蛋吃了，把二哥让她带的红肠吃了，把那包茶叶剩下的最后一点也泡了，吃的东西渐渐少了，还真叫子卿有些捉襟见肘的感觉，火车窗外，风景从黄色慢慢变回绿色。
　　到厦门那天，是十月十九号。天还热，一出站就冒汗。她拎着行李往外走，远远就看见一个人站在出口，高高大大的，穿着那件深灰色夹克。
　　是李松隐。
　　她走过去，站在他面前。
　　他接过行李，看着她，看了半天。
　　“瘦了。”然后又道：“回家吧。”
　　她点点头。
　　两人一前一后走着，他走前头，她跟后面。还是和以前一样。
　　但走着走着，他放慢脚步，和她并排了。知道并排是啥意思不？被人认可了！小情侣可以并排走了，之前都得一前一后的呢！
　　她的手碰了碰他的手。
　　他握住，没松开。
　　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暖烘烘的，还是厦门的秋天舒服，子卿都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