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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八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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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是这个家族最后的精神病人。
从二十八楼一跃而下之后,这是我唯一的想法。
我终于感觉到,彻底的解脱。
我好像看到了我的故乡,那个破旧的华北县城。
已经很久没回去了。
好像那个曾经面向阳光的少年,终于变成了阴沟里的一只老鼠,然后,彻底踩碎了自己的灵魂。
但在这个荒诞的梦里,我好像没有死。
我回到了自己十八岁那年,坐在扬起烟尘的路边。
高中旁边的平房依旧破烂不堪,小店里的风扇吱吱转。
我想,这应该是对我的惩罚。
老槐树的影子在柏油路上扭曲成蚯蚓状,我数着树皮上的裂缝,第三十七道裂痕里卡着半片蝉蜕。
这是县一中西墙外第三个循环,每次走到这里,手表都会在三点十四分停摆。
"炸糕凉了。"
小吃店老板用油渍麻花的围裙擦手,铁锅里翻腾的油花和十八年前一模一样。
我摸出裤兜里的硬币,黄铜色在阳光下泛着绿,正面印着根本不存在的年份。
二姑的算盘声就是从这时候响起来的。
供销社的水泥柜台前,穿灰布衫的女人正在把算珠拨得噼啪作响。
她的手指像被丝线吊着的木偶,在褪色的红木算盘上跳着诡异的舞。
这是1998年的二姑,还没被二十吨钢筋埋在建筑工地底下。
"三斤□□票,搭半尺布票。"
她把算盘倒过来打,发黄的纸页在玻璃柜台下沙沙作响。
我忽然想起十年后她在精神病院的样子,把护士的体温计拆成算珠,用葡萄糖注射液在墙上画收支表格。
父亲出现在第四个循环的玉米地里。
他佝偻着背在青纱帐里翻找,枯叶在藏蓝工装裤上划出细密的伤口。
这是我记忆里最清晰的画面——永远在寻找钥匙的男人,哪怕裤腰上那串黄铜钥匙正随着他的动作叮当作响。
"爸,回家吧。"
我的声音被蝉鸣撕成碎片。他忽然直起腰,浑浊的眼球映出我背后的教学楼。
那里正在长出藤蔓,水泥墙面上凸起血管状的纹路,像极了二姑最后那张脑部CT片。
第三次重生时我去了三叔的葬礼。
花圈上的挽联还渗着墨汁,穿皮夹克的男人突然从棺材里坐起来。"给老子点首《无地自容》!"
他踹翻香烛台的样子和当年在文化宫跳霹雳舞时如出一辙。
亲戚们尖叫着逃窜,我却看见他脖颈后插着输液的塑料管,像条透明的脐带。
小吃店的油锅突然爆响,把我拽回1999年的黄昏。
老板往我手里塞了个油纸包,炸糕的甜腻混着煤烟味往鼻子里钻。
这时我看见了她——扎马尾辫的姑娘正在买汽水,玻璃瓶上的水珠顺着她的小臂往下淌,在水泥地上洇出深色的痕迹。
这是我第七次轮回里唯一的变化。
"要迟到了。"
她转身时校服领口闪过银光,那枚蝴蝶发卡我曾在母亲的首饰盒里见过。
母亲吞下那瓶安定片时,发卡就卡在她僵硬的指缝间,像只被福尔马林泡褪色的标本。
教学楼的阴影开始蠕动。
我跟着她穿过爬满青苔的走廊,墙皮剥落处露出猩红的砖块,像被剥了皮的牙龈。
高三(2)班的木门把手上缠着褪色的红布条,去年吊死在这里的复读生总爱在月考时扯人的辫子。
"新同学?"班主任的粉笔头精准击中我的眉心。
石膏碎末落进眼睛的刺痛如此真实,让我想起二十八楼的风灌进鼻腔时的血腥味。
全班哄笑中,我看见那姑娘在草稿本上画漩涡,圆珠笔尖戳破了三层纸。
黄昏的篮球场在第八次循环变成了镜面。运球声从四面八方涌来,穿23号球衣的男生突然僵在原地,篮球在他手中长出绒毛和獠牙。
我冲上去拽他时摸到一手的沥青,他的五官正在融化成蜡油状的物质,就像三叔火化时从焚化炉缝隙溢出的那些。
"别看。"有人捂住我的眼睛,汽水的柠檬味混着碘酒气息。
她的掌心有被圆规刺破的月牙形伤疤,这是母亲年轻时在纺织厂落下的印记。
我终于明白那些循环里多出来的发卡、伤疤和眼神意味着什么——这个时空正在把两代人的命运编织成死结。
父亲在玉米地里的寻找有了新进展。
他攥着半截生锈的钥匙朝我笑,牙龈上的血丝像爬行的蚯蚓。
"找到了,配电箱的钥匙。"
他的工装裤口袋里掉出车间考勤表,1994年6月的那栏盖着红章:工伤离职。
我忽然想起那串永远叮当作响的钥匙。
最长的齿形钥匙能打开县医院太平间的冷藏柜,七岁时我见过他用这把钥匙取出二姑的遗体。
当时冷藏柜的寒气在他睫毛上结霜,像给死人盖了层纱。
暴雨在第九次循环的午夜降临。我蹲在平房屋檐下看水洼里的倒影,十八岁的面容正被四十岁的皱纹侵蚀。
对面录像厅的霓虹灯管在雨幕中晕染成血色,"古惑仔"的"仔"字只剩半截竖钩,像把滴血的刀。
她举着伞出现在街角,塑料凉鞋踩碎水中的霓虹。"
你见过我妈妈吗?"
伞沿抬起时,我看见了母亲十八岁的眼睛。
她校服第二颗纽扣的位置别着那枚蝴蝶发卡,金属翅膀在闪电中泛着青紫的光。
供销社的柜台在雨中膨胀成巨大的棺椁。
二姑的算珠变成了人牙,在玻璃柜台上蹦跳着排列成圆周率。
父亲从玉米地里拖出沾满泥浆的配电箱,三叔的骨灰盒正在里面播放崔健的摇滚磁带。
当那个暴雨夜的最后一声惊雷炸响时,我终于看清所有循环的交点——我们都是困在时空褶皱里的病人,用疯狂编织抵御现实的茧。
晨雾中的操场在第十次轮回长满芦苇。
我把退学申请撕碎撒向空中,纸屑化作灰蛾扑向升旗台。
她坐在双杠上晃着腿,膝盖结痂的伤口像褪色的邮票。"昨天我爸又去找钥匙了。"
她说这话时,芦苇丛里惊起的麻雀正撞死在教学楼玻璃上。
我摸出裤兜里的黄铜钥匙,齿尖还沾着二十八楼天台的水泥灰。
当早自习的铃声第七次变调成哀乐时,我终于明白这永无止境的循环不是惩罚,而是最后一个清醒者必须背负的遗产。
就像父亲永远找不到的那把钥匙,我们都在寻找不存在的锁孔。
在第十八个循环的黄昏,我走进了那间从未踏入过的心理咨询室。
积灰的档案柜里,泛黄的病历本正自动书写着我们的家族史:祖父在批斗会上突然大笑不止,小姑奶奶把农药调成胭脂,表哥在婚礼现场解构二元一次方程...
墨迹在纸上蜿蜒成DNA螺旋,每个碱基对都刻着"精神病"三个字。
窗外的老槐树开始落叶,每片叶子背面都印着某个亲戚的死亡证明。
我把病历本塞回柜子时,摸到了粘在隔板下的蝴蝶发卡。金属已经氧化发黑,但翅膀上的划痕还能拼出母亲的名字。
暴雨再次倾盆而下时,我撑着伞站在玉米地边缘。父亲的身影在青纱帐里时隐时现,一串钥匙的反光刺破雨幕。
这次我没有喊他回家,而是走进及腰的玉米丛。被雨水泡胀的泥土里,半截生锈的配电箱正在吐出我当年没签字的病危通知书。
当姑娘的汽水瓶第十三次滚到我脚边时,我接住了那个带着体温的玻璃瓶。
"明天陪我去趟医院吧。"她说这话时,走廊的阴影正爬上她的马尾辫,像条吐信的蛇。
我望着她耳后的蝴蝶发卡,突然想起精神科主任的话:我们家族最可怕的不是疯狂,而是太过清醒地目睹疯狂。
在第二十八次轮回的午夜,天台的冷风灌满我的校服。
这次我没有数楼下如积木般的车灯,而是握紧了那把来自未来的黄铜钥匙。
当晨雾中的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时,我听见所有平行时空的自己在尖叫——他们终于发现。
真正的诅咒不是重复死亡,而是必须活着见证所有可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