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第 37 章 江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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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单从字面意思上讲，应指长江以南地区，不过在历史和人文地理上，人们在使用“江南”时却赋予了它非凡的意义，江南在文学上与塞北对应，塞北出现在诗词里，多呈现苍凉悲壮之感，而江南多以烟雨朦胧的形式出现，现在人们仍然较多使用烟雨江南之辞。从历史角度上看，秦汉时期的江南泛指长江以南延至岭南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西晋朝廷无法有效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被迫南迁，也即历史上的首次衣冠南渡，长江以南地区迎来的大发展契机，到李唐时，中央政府设立江南道，江南这个名词开始出现在行政区域里，赵宋时期，江南又开始划分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到明清时代，唐宋时的江南地区，富庶程度在全国遥遥领先，现在依然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带。从人文地理上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地区，这地区一年四季分明，夏季高温多湿，冬季阴冷干燥，依托长江流域，湖泊分布较广，国内有名号的湖泊几乎都集中于此，如江西的鄱阳湖，湖南的洞庭湖，江浙共享的太湖，安徽境内的巢湖，狭义的江南则专指江浙地区的几个州府，也即以苏杭为首的几个城市，浙江的嘉兴、湖州、绍兴、杭州加上江苏的苏州、常州、南通、无锡等地，还加上独立成直辖市的上海，它原属清代江苏省的松江府。
江南的历史演变，无论是从地理角度还是行政划分，都逐渐从大到小，从西到东演化，这个变化过程符合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趋向，现在国人眼里也几乎只认“狭义”的江南，也即环太湖周边的几个江浙城市，这里的经济发展遥遥领先于全国，哪怕是改革前沿阵地的珠三角地带，也不得不甘拜下风。曾经看到网上争议江西省是否属于江南地区，从远点的历史文化角度看，它属于江南地区，如江西的滕王阁被誉为江南三大名楼，江西省也是从宋元时期的“江南西路”演变而来，江西省在行政区划上定型并延续至当代，并且与核心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渐行渐远，因此在现代人眼里，江西并不属于江南，更有一种可能，江西在经济上的地位一落千丈，以苏杭为中心的狭义江南，不想与之共舞。大范围内的两湖地区，分布有号称江南三大名楼的黄鹤楼和岳阳楼，似乎不在意是否冠以“江南”的名号，也没有争议是否属于江南的话题，或许是两湖文化人不想卷入无谓的争论，倒不如专心发展属于自己的“潇湘”和“荆楚”人文名号，笔者故土江西也应该丢掉曾经辉煌过一时的“江南”角色，倒不如发展专属自己的文化符号。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一词出现在北朝文学家陆凯的诗中，陆凯赠别好友时，写下“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意思是江南没有什么好的东西表达我的感情，姑且送给你一枝报春的梅花表达我的祝福，由此可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长安洛阳一带，当时的长江流域抑或太湖流域的发展，尚未使得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刮目相看。自首次衣冠南渡之后，中国历史上慢慢习成了政治上的南北之争，政治向来北方占优势碾压南方，而且多数新朝开创者为北方人，而且历史上向来是北方政权消灭南方政权进而完成大一统，其次官僚系统也是北方人占优势，或许南方士族深知政治上难敌北方，索性努力发展经济，南北朝时期便是典型的例子，偏安一隅的赵宋后半期亦是如此。南北朝时期，南朝经历过宋齐梁陈四个政权，而北朝由多个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组成，从历史事实来看，北朝延续下的隋朝政权灭掉了南朝陈，进而统一全国结束了中国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南北分裂局面，身为北朝人的陆凯，对南朝的“江南”地区有所轻视，想必也是情有可原。
岁月流转到唐代，南方的发展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是衣冠南渡带来的经济效应，另一方面是南方的地理气候条件，相对而言发展经济更具有优势。自安史之乱大肆破坏北方经济后，也即唐朝中后期开始，古都西安一千多年的京师地位开始走下坡路，尽管千年之后的今日，西安尚保留着西北重镇地位及浓郁的古城文化气息，但它在国内的气势远不如盛唐了。从大唐京师西安继续往西北方向而行，就到了陕甘宁边界，再继续往北就是与江南对应的塞北，唐朝前半叶盛产边塞诗，其本质上也是当时塞北在人文上胜过江南。从秦朝开始修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高帝刘邦被匈奴围困白登围，到霍去病直驱千里北击匈奴，南北朝时期的南方汉人政权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长达一百多年，岁月流转至唐宋时期，对中原政权来说，一直深受北方政权的威胁，因此塞北一直中原政权抵御北方强敌的重要关卡。唐宋以后逐渐富庶的江南，为国家提供粮食和经济支持，也是因为江南地区相比北方的战争较少，可以得到较好的经济积累，因此多用江南积累的财富支持塞北将士保家卫国。
历史书上讲到，安史之乱可谓是中国的历史走向的转捩点，这次长达八年之久的动乱造就了再一次衣冠南渡，安史之乱主要发生在黄河流域，也即当时大唐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地带，战乱使得很多士族被迫南迁，由于这次的南迁，让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向南迁移。在宏观南迁的历史背景下，不知名的诗人张继，为了逃避战乱而跟随士族漂泊至苏州时，愁绪难以消遣故而创作出传世经典《枫桥夜泊》，唐玄宗时期的著名音乐家李龟年沦落至湖南长沙，在长沙遇到了曾经的故友杜甫。安史之乱后，诗圣杜甫过着相对漂泊的生活，在四川安稳过一些年，不幸的是，主政蜀地的好友严武去世，晚年的杜甫便举家离开蜀地，颠沛流离经过湖南长沙，遇到了曾经交往甚繁的音乐家李龟年，甚是感慨万千，于是创作出《江南逢李龟年》这首诗，这首诗的背景也可谓是衣冠南渡的一个小缩影。
杜甫作此诗不久，足迹止步于湖南地界，也即在杜甫的眼中，湖南地处长江以南，是理所当然“江南”，这当然是唐代时期的“江南”认知，故而在湖南的东面邻省江西，在从广义角度来讲，毋庸置疑属于江南的范畴。江南地区的确是个很大的地理概念，不过地理范围太广则不利于凸显江南的特色，现代意义上的“江南”限定在江浙一带部分地区，似乎更能彰显江南的人文韵味和文化气息。一位颇受皇家和王公贵族赏识的歌唱家李龟年，一位曾经漫游长安积极入世的诗人杜甫，却因战乱不堪和政局变迁打乱了美好的人生境遇，战乱后，李龟年不再受王公贵族的赏识而流落到江南，杜甫在蜀地可依靠的好友去世后不得不选择出川过湖南，多年不见的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都已经不再年轻的他们相逢在唐人时期的江南。故人相逢酒过三巡，抚今追昔，自是情不自禁感慨万分，李龟年为杜甫演唱一曲，杜甫为李龟年赋诗一首，于是杜甫这首经典的七言绝句《江南逢李龟年》流传给后人鉴赏。
《江南逢李龟年》
（唐）杜甫
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从《江南逢李龟年》前两句“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可以看出，杜甫和李龟年曾在京都长安生活的有滋有味，出身音乐世家的李龟年颇有艺术天份，成为唐明皇时期的顶流歌手，常在豪门贵族的府宅，尤其是皇室宗亲岐王的家里展现歌喉。崔九是唐玄宗的宠臣，经常邀请李龟年在自家庭院里演唱，官宦世家出生的杜甫，在祖上的恩荫下自是可漫游在王公贵族的府邸，经常出入朱门豪户，从而与音乐家李龟年交往甚繁，由此看出，若非安史之乱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大概率会是花天酒地，秦楼楚馆随时欢迎，常来体验美丽人生。安史之乱期间，大难来时各自飞，八年的战乱，大唐的政局发生重大转折，朝廷的权威被削弱，藩镇开始各自为政，在这样的背景下，杜甫和李龟年为前途各奔西东。好巧不巧的是，他们在江南（湖南一带）相遇了，他乡遇故知，自是少不了嘘寒问暖一番，回想下曾在岐王府宅和崔九庭院的潇洒日子，开心释怀一笑，感慨下“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他们在江南相遇时，正值江南风景秀丽，安史之乱前，江南原本只是他们消遣的惬意之所，本应该是他们相约去赏花的，没想到却是在他们“落花”时相逢于江南，也即在他们境遇低迷时相遇，不得不感慨人生境遇的沧桑变迁，同时呈现了作者感叹世事难料的悲伤之情，对人生年华的盛衰，人情的聚散离合，彼此的流离凄苦颇为伤感。此诗语言平易，但是表达的意境极其深远，赏析本诗时要结合时代背景和他们的经历，联结着杜甫和李龟年面对的时代沧桑和人生巨变，方能明白“江南好风景”和“落花时节”一扬一抑的深刻蕴涵，懂得这首诗字里行间流露的无限感怀之情。
杜甫在湖南长沙过世后的第二年，中唐诗坛的顶流人物白居易和刘禹锡相继呱呱坠地，他们在未真正认识之前便已知彼此的存在，且也会互赠诗书，然而他们首次会面，则是他们中年后的事情。白居易在扬州附近的苏杭一带任职，刘禹锡恰好经过扬州，天赐良机促使他们首次约在江南名城扬州会面，自此后的他们，成为莫逆之交，经常唱和互赠诗篇，其中最为出名的诗句是刘禹锡酬谢白居易时所写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两句诗的境界极高，值得敬仰。白居易在苏杭任职期间，自是游历过江南的大好风光，后来与刘禹锡正式成为知己后，两人经常携手同游江南风光，他们一度以“忆江南”曲作诗互赠对方，其中最为出名的诗篇便是白居易的《忆江南三首》。白居易在诗作回忆江南美景时说到，江南美景犹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最美的地方当属苏州和杭州，也即在宋代以后开始被誉为人间天堂的苏杭，即狭义江南的核心之城，至今为止在国内城市地位方面依然保持前列。
唐代以来，江南在中国的地位逐渐跃升，不管在经济上还是人文上，至今为此已有千年引领全国，尤其是中唐以降，藩镇叛乱时有发生，江南远离京师长安及东都洛阳等政治中心，相对安定的环境也促使文人墨客纷纷入驻江南，闲居洛阳的白居易梦想再次神驰江南，或许已成为李唐中后期文人的普遍情愫。美丽的江南欢送诗王白居易和诗豪刘禹锡后不久，正值年轻有为的杜牧开始涉足江南，而立之年的杜牧受到淮南节度使的青睐，在扬州一带任职，也即他多首诗篇提及的江南名城。熟悉杜牧诗篇的朋友应会知晓，杜牧在江南的风流韵事最为世人所熟悉，在春风十里的扬州路上夸赞歌妓、二十四桥明月夜时教玉人吹箫，想着聘聘袅袅十三余的少女，总之杜牧对江南美色的描绘自有他匠心独运的艺术手法。在杜牧独树一帜的脚本里，江南女子之美令人赞不绝口，在此之余，他描写的江南自然胜景也不相伯仲，《江南春》是他描写江南山水风光的七言绝句，将江南风光描绘的神奇迷离，别有一番蕴意。
《江南春》
（唐）杜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江南春》素有盛誉，诗开头两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简短的十四字却描写出江南的丰富多彩，千里的江南大地鸟啼声声，绿草红花相映衬，水边的村寨，山麓的城郭到处都有酒旗在飘扬。在古代到处飘扬着酒旗，也即到处有酒馆旅舍，是象征着人间繁华的气息，若是一个城市酒店旅馆林立，这个城市必是繁华之城，灯红酒绿虽然有时候是贬义词，但是它也预示着繁华热闹的景象。后两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读者对这两句的理解莫衷一是，有理解成烟雨朦胧的江南美景中，还依旧矗立着很多南朝时期遗留下来的寺庙，也可以理解成南朝时期的寺庙，很多已经湮没在烟雨之中。前两句肯定是赞美江南风光的，后两句由于理解不一，有人认为是表现作者对江南景物的神往，有人认为是一种讽刺，讽刺当朝大肆信佛事件。
从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到晚唐时的杜牧，至少有三百年光景，南朝时数以百计的土木建筑型寺庙，从自然物质角度上看，早已经雨打风吹去，杜牧自是难以见到自南北朝时还尚存的寺庙，这两句的理解则偏向于南朝的寺庙早已湮没在烟雨中，但是从另外角度上看，许多千百年前建有寺庙的地方，现在依然是有名的古刹，故这两句也可理解成，南朝时期的寺庙可以毁而复建，直至杜牧所处的晚唐，故能依旧矗立在烟雨中。把后两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理解成，到处是南朝以来香烟缭绕的寺庙，亭台楼阁矗立在朦胧的烟雨之中，理解成江南很多人信奉佛寺，很多香客在寺内祈福，寺庙香火旺也是繁华景象之一，说明很多人有闲有钱供奉神仙。莫衷一是的解读自有其可立脚的理由，千年后的今人自是无需对这些做无谓的争论，权当它只是单纯的描写江南的春天美景，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烟雨江南之词，或许是从杜牧这首诗流传开来的。
南北朝时期，文学家陆凯赠别前往江南的朋友时，还是江南无所有，到杜牧所处的晚唐后期，诗人韦庄已言道“人人尽说江南好”，几百年时间，江南在文人心中的位置位华丽变迁。今日的江南，在世人眼里，多以烟雨江南和古镇著称，吸引着国内外游客过来观光，更为关键的是，江南的经济地位一直位居国内榜首，这也是江南形成深厚文化底蕴的基础所在。清朝前半期，康熙和乾隆两爷孙多次下江南，无非是江南的经济地位及税赋对国家财政的举足轻重，倘若皇帝只是劳民伤财般闲游江南，那帮朝廷大臣可不会同意，但是为了威慑江南士族势力及收拢江南的赋税，则是借游江南办正事，不过在文人眼里则是调侃他们借办事去闲游。江南地区的经济成就，造就了今日江南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息，江南古镇的旅游广告频现，描写江南风景的书籍不胜枚举，将让更多的人知道江南的美，吸引游客感受江南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
在欣赏江南古镇风光时，尤其是在朦胧烟雨中，江南犹如一幅风景画，此时的人们常常会用“烟雨江南”的话术形容眼前的江南，而烟雨一词，想必与杜牧的“多少楼台烟雨中”有点瓜葛，毕竟这首传诵甚广的诗篇，是描绘江南的，而且在大众眼里，留下经典语句远比历史让人记忆深刻。杜甫诗句中的江南系今日的湖南长沙，现在的湖南应几乎不再冠以江南之名，毕竟他的潇湘之名更有文艺范，杜牧诗篇的江南无疑是正宗的江南，是描写江南之美的佳作。曾经对江南有所向往，皆是因为习读了文人墨客关于江南的佳作，江南诗词所述的江南，是文人眼中的江南盛景，从旅游广告中看到的江南，也是经过人家有色眼镜过滤的，真正体验江南之美，不如自身亲临其境，毕竟未经历过杜牧在江南的风流，想必感受不到春风十里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