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往情深的爱人》果贝

5、第 5 章

　　靳逸明的母亲和我父亲份属同乡。
　　靳妈妈祖上三代贫农，受尽了地主恶霸欺负，所以，家里一来是为出口气，二来也是为了减省一口口粮，早早子把她打发给了一个“红小鬼”。
　　光阴荏苒，当年的“红小鬼”逐渐成了“红中鬼”、“红大鬼”……，最后，定名为“首长”。
　　靳家妈妈陆陆续续替“首长”生下三儿一女，靳逸明是最小的一个。
　　或许跟“靳首长”的遗传基因优良有关，靳家儿女个个出类拔萃。市场经济改革浪潮刚刚刮出点角风时，他们就敏锐地捕捉到了政策方向，一家人关上门嘀咕合计，打开门，该从政的从政，该出国的出国，该下海的下海，上下协力，再加上老爷子的分量，真就应了那句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等后来N多文件出台，不许这不许那的时候，靳老爷子早已荣光退休N年，带着靳妈妈国内国外、城市乡村四处逍遥着了。

　　相比之下，我们杨家的发展史则平淡、本份多了，无外就是普普通通的工人爸爸娶了普普通通的工人妈妈，然后，有了我。
　　我普不普通？
　　很多年后，当我冠着“杨副总”的头衔，用“普普通通”来概论自己的家庭和出身时，引来好些人一惊一乍的反对，我懒于承认或谦虚，就笑，微微笑着看靳逸明。
　　他说，他觉得我不普通，很不普通。
　　那还不是因为有他！

　　爷爷还在世时，靳妈妈孤单单跟着率领千军万马的“红大鬼”进城，许是考虑到有个同乡亲戚多少可以多些倚靠的缘故，她主动联系上我家，数了行辈，依本家规矩叫爷爷“哥”。
　　父亲当然管靳妈妈叫“姑”。
　　初时两家还往来得比较密切，慢慢，随着“红大鬼”更名为“首长”，靳妈妈来我家的次数逐渐减少，最后，趋为零。
　　爷爷和爸爸至此也少去他们家。
　　就妈妈有事没事喜欢去靳家串，连带着我打小就老被她牵着往他家走，见到比自己高一二三四五个头的靳逸明，怎么着也得低了头，老老实实叫一声“小叔叔”。

　　他比我大十三岁。
　　足足十三岁。
　　这就是后来我一直很讨厌“十三”这个数字的最真实原因，和国内外数字忌讳没关系。

　　当时是没这些概念的。

　　靳逸明第一次深刻出现在我记忆里是我五岁半那年。
　　好象当时的法定入学年龄是六周岁，校方不让我报名，妈在心里拔拉算盘：迟一年上学就迟一年毕业，迟一年毕业少挣一年钱不说，还少一年工龄，那怎么能行？
　　她牵起我的手就往靳家去，想求靳妈妈出面找关系。
　　关于两家住所，打我有记忆始，我们老少三代四口就踡在工厂分配的、不足六十平米的小小鸽子笼里，而靳家的住处，是原法租界的三层花园洋楼。
　　那时候的我虽然只是个小孩子，但是，我直觉知道靳妈妈并不喜欢我，或者说，不喜欢和我们家的人有过多接触。她和母亲说话时，脸色很淡，带有种心不在焉的敷衍。
　　我们所坐的沙发面前是张玻璃茶几，上面总摆有一盘水果、一盘糖果，靳妈妈——当年我称为“靳奶奶”，从不主动拿给我吃。

　　“拿着，外面玩去，别妨碍大人说话。”妈妈抓一把糖，放进我的衣兜里，轰撵我走。
　　家里有糖吃的时候不多，特别是那些用锡金箔纸包着的巧克力。如果不是来靳家，我一年都难得吃到一次。
　　靳奶奶肯定知道妈妈是故意借撵我走塞糖给我，因为，我蹦蹦跳跳到门口的时候，听见她鼻腔里轻轻呼出“哼”声。
　　就算只有五、六岁，我还是知道不好意思。
　　我把那些五颜六色的糖果悄悄放在正门口台阶下面的泥地里，跑到花苑的篱笆栏栅下，摘那上面爬满的一种喇叭花。花是粉红色的，根管很长，吮一口，清清甜甜的汁水漫入舌尖，好吃得令我哼起了歌。

　　“那花……好吃？”一个风铃般清脆的女音在我耳边好奇问。
　　我仓惶回头。夏日灿阳下，一男一女站在不远处，男的手臂里夹了个篮球，汗水顺着他的发丝一滴滴转着光芒落下，女孩扎了个高高的马尾，手里拎着个休闲包站他身旁，光线从我这边沐洒在他俩张扬着青春活力的脸庞上、运动服上，象极了家里那对连体瓷娃娃，只不过，真人还镀有层金光，花园洋楼的房影倒射在他们身上，更显丽贵。
　　男的不用说了，女的是后来差点成了我小婶婶的阮晨茵，只不过，当时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小叔叔。”我嚅嚅唤出一声，站起身，下意识将手上的花株藏到背后。虽然那时的我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尊严”，但是，直觉知道在别人家里摘花吃，并不是件多光彩的事。
　　“噢，逸明，我没听错吧？她叫你什么，小叔叔？”女孩掩嘴娇笑，举手投足间，尽显风仪。
　　靳逸明没接她的话，懒懒将篮球踩在左脚下。彼时的我，也就和他那只矫健的腿一样高。
　　他弯下腰将就我的高度，凶巴巴问我，“为什么好好的糖不吃，吃这些脏不拉叽的喇叭花？”

　　都被他看见了！我结舌，年龄太小，无法完美释义馋痨本性下，朦朦胧胧的“嗟食”和“自觅”间纠结不堪的心态，索性，瘪起嘴，“咩”地一声哭起来。
　　——那是自此之后，我对付靳逸明无往而不胜的法宝。

　　“哎呀，怎么就哭啦！”女孩惊呼。

　　哭了一会，似乎知道我没有罢嚎的念头，一张手帕粗鲁招呼在了我的脸上。靳逸明语带无奈地在我耳边说，“又没骂你，哭什么哭？别哭啦，别哭啦，呆会让妈听见才要骂我无聊的。”
　　噢，原来他也有忌惮。
　　我哭得更厉害了，却是雨点大雷声小，毕竟，我同样怕惹来靳奶奶和妈妈知道自己贪吃花汁的“丑事”。
　　泪水叭嗒叭嗒大颗落下，我抽泣着看他，小狗一样低声呜咽。

　　可能不仅声音象小狗，连模样也给眼泪浇灌成了只花脸狗，靳逸明的脸在我眼前绽放出好气不气的笑。他把篮球踢到篱笆边，抱起我，“别哭了，小叔叔带你去喝汽水好不好？”
　　他软声哄我。
　　我趴在他肩上，双手合勾住他的脖子，不说话，带着泪脸偷偷笑。

　　女孩在身后伸手揪我鼻子，“小丫头奸滑，笑着在呢。”
　　她手劲很大，揪疼了我，我不喜欢她。
　　这就成了后来靳逸明指证我暗恋他、并破坏他俩好事的思想根源。

　　在此之前，包括靳逸明在内，靳家四兄妹对我都不感冒，无论我“大叔叔”、“二叔叔”、“三姑姑”、“小叔叔”地叫得有多甜，顶多也就是抿着嘴“嗯”一声，别说抱我去喝汽水，就连正脸也很少给。

　　很多年后，我问靳逸明当时为什么会对我那么温柔、还买汽水给我喝？他歪头想了想，幽黑的双眸慢慢漫开一层被回忆感染出的怀念，“还闻得出奶味的小丫头片子，恋恋不舍地把糖放在旮旯角，伸出右手想拿一颗出来，左手又把右手抓回去，跟着，一步三回头地跑到篱笆下，踮起脚摘花吃，被太阳晒得蔫不拉叽的喇叭花，在她嘴里咂巴成了美味珍肴，看得我都想尝尝那花是不是真那么好吃。还小器得不得了，说不过就哭，哭得嗌嗌呜呜的，别人一听就知道在耍赖，自己不觉得丑……。”

　　我羞红了脸，掐他，瞪眼，“你才丑，你昨天丑，今天丑，明天还是丑。”

　　他笑，目光很温柔很宠溺看我，硬朗鼻梁撑开眉翼间的锋锐，脸廓俊儒得出奇。
　　于是我又被美色攻陷，主动给他搭梯子，“那时你就觉得我很独特，很有魅力，是吧？”
　　靳逸明点头，“嗯，还很狡诈。明明只喝得了一瓶汽水，我问还要不要，打着响嗝说要，结果，喝一口就喝不下了，从地上捡回盖子想盖严了带回家再喝，谁知怎么盖都盖不牢，可怜巴巴看我，‘小猪猪，小猪猪’……。”
　　我气笑不能抑。那时恰遇换门牙，说话漏风，明明喊的是“小叔叔”，呼啸出来，就成了“小猪猪”。

　　彼时，“小猪猪”高中毕业，纠结在去保送的名校念书，还是，直接出国留洋之间。同时，与阮晨茵一个金童、一个玉女，正甜蜜热恋。
　　而我，在妈妈的软磨硬泡之下，靳妈妈无奈打了几个电话，这才勉强够上小学一年级。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妈妈和爸爸离婚。
　　妈妈不仅离开了这个家，还离开了这座城市。我无可选择地被留给了爸爸。
　　按爷爷的版本，妈妈是个既贪慕虚荣、又毫无家庭责任感的女人。我每天放学回家，一边做作业，一边听他拄着拐杖诅咒妈妈。
　　按妈妈的理由，再不改变那种“憋屈得想靠嘶喊来发泄、却发现自己连叫都叫不出来”的柴米生活，她迟早会发疯。离家的那天，她搂着我泣不成声，一遍遍说对不起，一遍遍提醒我要懂事，要学会保护自己、爱惜自己。然而最终，她还是放开了我。
　　爸爸？爸爸没说辞。他一如既往没有理会我的兴趣，却比以前更甚地喝酒。喝那种妈妈用来泡泡菜的老白干，手掌长的玻璃杯，一晚上两杯，我留意过，两杯下肚，一瓶酒也就所剩无几了。

　　这个家里，只有我没什么变化。
　　不是早熟，而是无措。
　　我挽留不了妈妈，也改变不了爸爸，面对爷爷，更是凄惶恐悸。
　　唯一能做的，就是埋头认真念书。
　　妈妈曾教我背过一首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
　　等将来赚了钱，我就离开这个家，在广袤天空里，想笑就笑，想哭就哭。

　　这“理想”是我年年考年级第一名的源泉和动力。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浑身上下镀得金光闪闪的靳逸明从国外回来。
　　其实，我不知道他回来，一如，我不知道他曾经离开。喇叭花下糖果和汽水的故事，美好而又缥缈得象阳光下的肥皂泡，还没升高，就破灭在了现实的炙烤中。
　　我埋头念书，没有绮旎的时间。
　　他却挟着和五年前那个夏日一模一样的温煦改变了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