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中日BL比较研究

1、一年 春天的时候

　　春天的时候我从故乡出来，到城里的师范学校念书。
　　我家的家宅位于城外五里地的庄子上，虽然不甚有名，但家底也还算殷实。我祖父和父亲都读过些书，虽然最终也没能考中什么，但是都是乡里算是有见识的乡绅。后来科举不兴了，父亲便和祖父商量，供我到新学堂里读书，后来又送我到男女混校的师范学校里攻读，希望我往后至少可混个□□来当，最不济也认识些什么官贵子弟，在城里能谋个前程。
　　我于是穿上了新裁好的中山学生装，穿一双还没出门的妹妹新给纳好的布鞋，手提一个日本产的皮包，在大好的春光之内往学校去念书。我家全在乡下，来到城里，先租了小小一间屋子，就在学校旁。学校里不少学生也都住在这附近，光与我同院儿的便有三五个，有时照面还挥挥手问声早上好，其实连名字也不知道。
　　学校里的同学们并没有与我很好的，或许是因为我自己性格内向，不常和人打交道。晚间回房里也时常听见隔壁屋子里有人打牌搓麻将，高声地彻夜笑闹，仿佛心中并没有那么多欢愉，却故意要大声笑叫出来让别人以为自己高兴一样。我在家时即不会赌，他们有时路上看见我也叫我去，我只能说不会，回到屋子里去温书睡觉，却像是就坐在他们当中一样，吵嚷声一清二楚，分毫毕现，半点也是睡不得的。
　　还有谈朋友的同学们，师范学校是男女混校的，来上学的女生多是世人常说的所谓“新派小姐”，自己极有主见，家里也惯着，于是往学校来，也不见学习什么，考试也平平，只是认识些朋友玩儿，三天两头随高兴请假，想来便来想走便走的。那些世家公子们与想要攀高枝的男学生总爱和这些小姐们来往，说些早已不新鲜的玩笑哄她们开心，她们沉迷于那些要死要活的情书和鲜花，以为生命几经沉浮，已经有了些重量和故事。虽则如此，可到底来上混合师范的女生还是要比男生要少不少，我没有和女生说过半句话，也不知道那些男朋友们是怎么和她们周旋的。
　　这些“男朋友”中最为有名的一个就是钟学长，他是财政大臣的独子，今年已经24岁，家族显赫，外貌俊美，脑子里有说不完的雪莱情诗，只是爱好艺术，不喜欢在毕业上操心。听说他早年间是一直读族里的私塾，到了十几岁才开始念新学堂的，那时他已经娶过一个新派的太太，现在家中听说已有一个七岁的小姐。学长在社会上也是有头有脸的文学人士，听说他也常往梁太太的文学沙龙里面去，和很多其他像他这样的文艺男青年一样，坐在梁先生的皮沙发上，喝着梁先生的热咖啡，围拥着梁先生年轻貌美的太太念些滚烫赤诚的现代诗给她听。
　　学长自己说，他并不是去看望梁太太，他去分享的是艺术，但是没人听他那一套，他们都说学长是去欣赏交际花。
　　我起先也觉得他是在和交际花来往，连他自己也是一朵交际花。
　　是啊，他在女学生中间穿过，便要拿他的英文洋腔洋调地说“pardon me，my lady”并像世上最桀骜的少年侠客那样明朗地冲她们微微一笑。更不要说他帮女学生捡钢笔，交还到主人手里时说的什么“it's my pleasure”。他简直像个英国绅士。别人都说，他一定私下里也玩得很开放。
　　可是，我不讨厌他。
　　他是这学校里最先和我搭话的人，也是为数不多和我能称得上朋友的人。
　　五月份的时候，学长第一次在学校放露天电影的时候和坐在他后排的我说起了话，从那以后，自然而然地，学长时时来找我说闲话。后来又发现我们放学回家顺路，于是他又开始每天和我一起上下学。
　　我问他，“学长真像他们说得那样，玩得很乱吗？”
　　学长微微皱起眉，苦笑着说：“连你也信他们这么说？家里事情多着，孩子也那么大了，我像是他们说的‘花花公子’吗？”
　　“可你每个周末都去梁太太的文学沙龙？”我问他。
　　学长不知道为什么，家里有汽车不用，白白付着司机的工资，自己却骑着一辆乌黑铮亮的洋车子上下学。他一面推着车，一面对我笑着说，“梁太太是文学女性，她的文章写得极好极美，我整周都忙别人交给我的东西，周末还不能往‘文学世界’里去偷个闲吗？”
　　我还继续追问：“可你不是还写情诗赞美梁太太吗？整个学校里都传遍了。”
　　“那是情诗？”学长停下了脚步，半玩笑地和我对峙着，黄昏的日光从他背后的巷子间照过来，显得他像个怪模怪样，穿西装的神佛。他说“这些人真是没事找事，一面提倡着女性解放，提倡着文学自由，一面自己心里面又把这些按照新思想行动的人当做不体面不干净的人来暗地里嘲弄。”
　　我有些不好意思，我心里的想法大约也正像学长所说的那些人一样，别人不开化，就笑他们保守，别人开化革新了，又觉得他们激进不体面。
　　我低下了头，诚恳地对学长说：“我没有觉得学长不体面不干净。”
　　学长又推着车子开始往前走，他似乎也不好意思一样，温和地对我说：“那你就算是明白我了。”
　　他那辆崭新的洋车子在巷子里的石板路上发出洋车子独有的滚动声，野草被胶皮的车轮温柔地碾倒又在车轮过后摇曳着站起。
　　我忽然地想到，这车子新得好像是我俩开始一起上下学才买来的一样。

　　到了夏天，学生们陆陆续续都开始换上夏装，女学生们都从家里裁了新裙子。学校的规定，校服一律是白色的衬衫或长袖褂子，配一条黑色的长裙，大家都一个样式儿的，女学生们的心思都在衣裳料子上。学长的衣料子比女学生们的还考究，都是从海路运进来的英国西装料子，棉布的中山外套，丝缎子的衬衣，还外比别人多一条西装背心，上挂着细细一条金表索。
　　他的一身衣服料子虽好，样式却不中不西，旁人都打趣学长他的衣服别是家里嫂子自己猜着样式裁的。
　　学长豪气地笑着说：“人家是新派小姐，可不会裁衣服！”
　　放学以后学长悄悄地告诉我，他的衣服是他乡下奶妈做的，妈妈年纪大了，没见过西式的礼服，眼神也不行，全凭自己早年在家里见过的外国人的印象瞎做的，还喜滋滋地拿来说给奶少爷新学期穿。
　　学长与我说的时候很难过似的，眼神中有种说不清楚的朦胧。他抬头望了望远处，无限疲惫地说：“我的父母死的早，奶妈虽然是乡里粗人，到底也是我最亲的人。”
　　我抬起头看着双手扶着洋车把的学长，十六岁就娶亲，孩子已经七岁了的二十四岁成年人，还穿着不伦不类的学生装，像个装小孩的大人，又像个装大人的小孩，不知道为什么，显得有些可怜。

　　学校放暑假前，学长来我租的房子帮我收拾回乡下家里要带的东西。我忙前忙后地打点给家里女眷们捎的各样玩意儿、点心、洋脂粉，还有祖父父亲们托人捎信要带的电筒、洋瓷盆子、新剧本子等等。学长却坐在我的床铺上，懒懒散散地翻看我的《小说月报》。
　　“你也看这些啊”学长悠然地对着往箱子里塞东西的我说道。我随口回答：“不过闲时看看，图个消遣，打发时间罢了。”
　　“嗯…”他嗯了一声，不置可否，又继续翻看着我床头小机上已经卷了角的杂志。
　　家宅里派来接我的帮佣正进进出出地搬东西，院门外的马车上已经堆了一小堆箱笼，套在那辆大得有些过分的马车上的马正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百无聊赖地用蹄子刨着路上的浮土。
　　“学长，起来吧，我要收床褥了。”我推推学长说道。
　　学长慢慢悠悠地爬了起来，开着玩笑对我说：“你这一去，可有几个月不得见面了。”
　　“下个学期还来呢，学长一时半会儿也毕不了业，也不是就见不成了的。”我看着帮佣把我刚装好的箱子抬上马车，心不在焉地回答他道。
　　他忽然从背后揽住我的肩膀，仍是慢悠悠地说：“我家夏天要请亲朋们来给我做生日的，你那本《小说月报》上的几个作家也来，你来吗？”
　　他的声音就在我耳畔不到三寸的地方响起，鼻息间的温热令我脖颈的汗毛一根一根地站了起来。
　　我说：“什么时候？”
　　他凑得又近了一点，说：“七月十五，我是鬼节生的，你敢来吗？”
　　“迷信。”我说，“我的屋子暑假就退了，下学期要换到学生宿舍去住，我来了城里，没有住的地方。”
　　“你住我家嘛，”学长没有要放开我的意思，我们两个僵硬地站在原地，彼此都不敢再有什么动作，“包你三天吃住。”
　　我说，“那我就去，要带多少礼钱？”
　　学长说：“一分不要，你来便是了，不要那些虚的。”
　　我于是说可以来，学长忽然在我腮上轻轻触了一下。过了半天，当我已经坐在马车上颠簸着出城门的时候，才后知后觉地明白，那是他那双夺目的嘴唇。
　　就我所知，学长没有留过洋，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洋礼，他平时就和别的男学生们勾肩搭背，偶尔也冷不丁地吻女学生的手背，见面握手拥抱吻脸颊什么的更也不必提。也许这是从他那位新派太太那里学来的。
　　听说学长的太太打小是跟着她的外交官父母在法租界里长大的，从小就会说洋文，认识的也都是各国的洋人，长到十八岁，忽然不知道为什么又莫名其妙地按照中国旧制和比自己小两岁的学长换了庚帖莫名地订了婚，嫁到了当时还在过着封建生活的学长家。
　　这位新派太太能弹一首好钢琴，也能用法语写信，还会跳交谊舞，经常和一伙朋友也不带学长就出门去玩，半夜也不回家。但是学长也是开明的新派男子，讲究互不干涉彼此的私人空间，也不去管她，好时就两人一起去舞厅跳舞，不好各自过各自也不过问。
　　说起来，学长的交谊舞也跳得极好，他从小是上私塾的，这些舞技大约也是从那位风一样来去不拘的太太那里学来的。
　　学校舞会的时候，我是见过他和女学生们一支曲又一支曲地跳舞的，他像是旋转的陀螺，又像是黑暗舞厅里的独一颗的一钻石，吸引着人的目光，舍不得从他身上离去。

　　暑假放到四分之一，我终于还是驱车从乡里到学长位于城中法租界边上的宅子去。学长三番五次派了人从城里捎信给我，让我提前几日去帮他安排客人，只因我妹妹马上就要出阁，我自己也忙得焦头烂额，只能赶在他生日当天才到。
　　学长家的宅子位于法租界外，与法租界只一街之隔。然而就像是嘲笑街那边的洋派世界一样，他们家的大宅就像《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一样古色古香。一大片假山树木，亭台楼榭被包围在粉墙黛瓦里，学长穿着一身裁剪得体的西装站在大门外等我，仍旧是一副不伦不类的感觉。
　　“叫了你几次你老不来。”学长拍着我的肩埋怨道。
　　“我妹妹要出阁了，”我只能回复道“那边忙得走不开。”
　　学长摇摇头，笑到：“那也是喜事，没什么办法，到底她是你的亲人。”
　　我想要反驳他，但是一时间却想不出说什么好，于是学长便推着我的肩把我塞进府门了。
　　七月十四，学长生日前一天，按照他家的规矩，要先开祠堂敬告祖宗。学长十来岁就没了父母，族中的旁支的长辈给他读了家训，又给他说了长一岁的责任，学长给长辈磕了头，才开祠堂与家人一起进去祭祖。
　　我们这些来祝寿的亲朋是没有资格进他们家的祖祠的，我远远地站在人群之中一个不怎么起眼的角落，看到学长穿上了我从来也没见过他穿的宽袍大袖，手里拉着一个和他一样打扮小孩，身旁跟着一个衣袂飘飘的女人，沉默寡言地走进了一扇扇沉重的雕花木门，走进香烟缭绕，挂满阴沉的祖先画像的祠堂。
　　他的祖先们在画轴上的灰尘之下低垂着眼帘，被更多的烟火熏的面目全非。
　　我看不到学长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隔着无数的宾客，他不太像那个推着洋车子，在夕阳中与我说笑的男学生。
　　晚间论资排辈开家宴，学长的亲戚朋友中多有极长辈的遗老，虽然请了很多新派的朋友，但大家全无异议地按照老规矩分派了席位。学长与太太一家坐在主位，其余宾客按长幼尊卑由上席到下席，由由右至左入席。我是个家族并不显赫，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也未曾结交很多达官显贵，甚至没有人和我虚情假意地客套推让，我就自然而然地坐到离学长最远的末席。
　　其实纵是末席也并没有太遥远，我们坐在水边开敞的一处轩馆内，对面台上正没完没了地唱着咿咿呀呀的旧戏。
　　我听学长说过，是不喜欢旧戏的，恐怕这也是为了接待这帮遗老一般的亲戚们才特地请来的戏班子。
　　学长的太太，那位“新派”的外交官小姐正坐在席中，穿着仿佛戏子一样重重叠叠，累累赘赘的古典衣物，饶有兴趣地听着戏，就仿佛从来没看过中国旧戏的洋人一样。学长喝着酒，偶尔给手边的女儿布一筷子菜，偶尔与临席的人说几句闲话，谈笑风生，也就像个旧乡绅。
　　坐在这圆融古画中，穿着中山装校服的我，才显得格格不入。
　　全席的人一齐向学长敬了三回酒，我平日不惯饮酒，喝了这儿裹挟在众人里的三杯，就已经醉了。旁的人同我也没话说，我独自站起来，往客房里走。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何况今日是七月十四，月亮无甚看头地挂在一丛淡云后，亮堂堂地撒下冷寂的夜光。我站在堆叠飞翘的屋檐下，吹了一回风，醒了醒酒，便回屋子里睡觉。
　　屋子收拾得很整齐，拔步榻上铺着舶来的棉布床单，床脚还学西式旅馆摆着一对拖鞋。架上有干净的毛巾和肥皂，桌子上上好的茶水也尚是最滚的温度。此时宴还未散，仆妇帮佣们也躲懒偷闲没有过来招呼的，我正乐得不必与他们照面，自己动手料理自己上床睡觉。
　　我刚脱了外套，解衬衣的赛璐珞扣子，忽然门边传来几声清脆的叩门声。我以为是帮佣看到屋里灯亮了赶来伺候，只应了一句“进来。”
　　想不到门口却传来学长的声音，他慵懒地说：“你过来给我开门。”
　　我没料想到他大半夜还来找我，正不知道他有什么话要说，于是只得来到门边开门。
　　月光从他背后照进来，他擦了发蜡的黑发微微反射着月光。我没来得及仔细看清他的面孔或是神情，他已经不顾一切地把我推进门里，忘情地亲吻着我的嘴唇。
　　他唇舌如火焰。
　　他一路带倒桌椅板凳脸盆架，直把我推倒在那如同西洋旅馆一样铺着整洁用品的旧式雕花床，他扯下他的领带，脱掉他的衬衣，丁零当啷地解开他的英国皮带。
　　他什么时候换掉了身上那身祭祖的中式衣服，我甚至都想不起来。
　　在彻底地坠入深渊前，我隐约看到木门前有个小小的人影闪过，然而我来不及想什么，也顾不上想什么。学长的轮廓付了上来，我像是落入大海的旅客，拼尽全力拥抱着最后一节浮木那样，用力拥抱他的肩膀。
　　后来他从床上坐起来，轻吻着我的脸颊，为我掖好被角，穿上衣裳，向我道晚安出门。
　　困意袭来，我在蒙胧中听到他的声音在屋门边响起：“你在这儿做什么，还不赶紧找你妈睡觉去，快走吧。”
　　我睡着了，一直无梦到天明。

　　第二天是学长的正生日，各路朋友络绎不绝地来送贺礼，一大早就在府内吵吵嚷嚷起来。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乐队，吱吱扭扭地在大堂里演奏起交响乐，学长的一个歌手朋友在响彻清晨的乐器声中，以盖过一切的音高激情献唱着。
　　我从床上爬起来，看到床头的五斗柜上，放着一支鲜红的玫瑰花。
　　我愣了一会儿，不由得慢慢笑了起来，然后皱起眉，把花攥在手里，悄悄地扔出窗外。
　　我当然也爱花，没有什么比欢爱过后的清晨，对方仍然还想着你，告诉你，那不是一时的情迷意乱更让人感到欢喜。
　　但是我不需要花。
　　我也不能拥有花。
　　学长被人群围拥其中，并不能轻易地搭上一句话，我仍站在角落里，只是心中比昨日多了一些坐在这场宴席上的心安理得。
　　忽而听到学长在人丛里叫我，我走上前，却看他截着一个戴着眼镜的先生，扯住我对他说：“这是我最相契的同学，他向来是喜欢读你的小说，每月的《小说月报》都有买来的。”原来他还记着那日说要介绍我认识《小说月报》的几个作家，让他拦住的正是我最喜欢的那位作家先生。
　　作家先生于是挠头与我搭讪，说些没有什么意义的客套相让的话，并对我说改天有空可一起去出版社玩儿。我听了点头称是，并没有极想去出版社的意思。
　　我这人就是这样，对于什么都有一点兴趣，却用想不起来要往深里去探究，看文学也不过是看文学，从来没想过要看文学是谁写的，也没想过那些书是怎么印出来的。
　　学长大约是察觉了我没有更深的兴趣，又把话头接回去，三言两语打发那位作家与其他文学人士交谈去了。
　　第二日的宴是学长自己做得了主的，他果然把昨日的旧戏班子和那些青花瓷的杯碟都撤去，换了西洋式的自助餐。玻璃杯里盛着血红的洋葡萄酒，桌子上用锡餐具盛着雪白可爱的中西糕点，锃亮的刀叉都摆在被雪白的桌布遮住的雕花木桌上，宾客来往，男客们手里擎着高脚玻璃杯，女客时而用手帕遮着嘴吃下一个不过一口大小的蛋糕。人群自由地或聚或散，三五成群，低声说笑他们喜欢的话题。
　　他凑近了对我附耳低言：“怎么闷闷的，昨夜睡得不好？”
　　我微笑着摇摇头，他应当是知道我昨夜睡得好与不好的。
　　“我睡得不好，”他笑着说，“辗转反侧，思前想后的。”
　　我撇过头去，恐太过亲狎，低声说：“不至于此。”
　　学长拍拍我的肩，笑而不语，他看着远处，仿佛不经意一般说：“你并不明白我的心，你如果明白了，就会知道，不仅非是‘不至于此’，反倒是‘不止于此’呢。”
　　我猛然抬头看着这个男人，他大约忘乎所以，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了。我赶忙说：“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些，看让人听见了。”
　　他苦笑着摇摇头，自我解嘲道：“也是，有些话，大可等到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再说吧。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快活，连自己是什么样的处境都忘了。”
　　此时从外面进来一位穿西装的洋人绅士，手臂上挽着一个比男人还要高一些的洋贵妇人。学长低声招呼我到：“我去那边打个招呼，你自己招待好你自己。”
　　他说着已经迈开了步子往那边走去，极为熟稔地张开双臂做出拥抱的姿势，仿佛出生开始就做着这些洋礼仪一般，同时热情似火地向刚进门的那对洋人夫妇问候道：“Good morning Mr. and Mrs. Mark ! I didn’t expect you will come !”
　　我的身边又只剩了我一人，我转身往身后的桌子上找些点心饮料来填肚子，忽然听到门边急匆匆的脚步声。
　　学长太太像西洋电影里面那些受了巨大刺激的女子一样，身上穿着一身比昨日祭祖是还要夸张，层层叠叠，飘逸斜出，既说不上是戏装也说不上是古装的衣服，涌进了门。她大步穿过人群，停在学长面前，从那重叠的袖口中伸出一只涂着鲜红指甲油的小手，不轻不重地往学长右脸上扇了一耳光。
　　全场哗然。
　　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一种几乎自虐的意志让我定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喧哗中心的两位主角。在这个时候，我出奇冷静地注意到，不知为何，这位新派太太的袖口里面，正莫名地往外悠悠地冒着某种并不伤人的青烟。
　　学长太太就在那片哗然中，用纤细的嗓音质问学长道：“你为什么睡他？”
　　我心中某种虚假的安宁，忽然在这一句质问中，如消融的冰雪暴露在三月春光之内，消失得荡然无存。
　　学长用左手背虚掩着右脸颊，就保持着被扇前的姿势，抬起眼，直直地注视着自己的妻子，然后不紧不慢，不卑不亢地回答：“因为他像你。”
　　学长太太挑了挑眉，忽然转身，如同她突兀地登场那样，突兀地又从来时的那扇门走了出去。她走路的姿势，就像是从来没穿过宽衣服的外国女人，骤然间出于新奇套上了一套最为繁琐的东洋和服一样，一扭一扭，趾高气扬的。
　　她当然可以走了，她获得了可以接受的解释。她是个奇奇怪怪的新女性，她根本不需要像旧式女性那样守着自己的丈夫过日子，她已经确定了他的心还是只属于她，其余一切对她而言都无关紧要。她也已经挫败了暗自站在人群中的，临时拥有她的丈夫一夜的人，让他自己清楚，他是为了谁而拥抱他。
　　周围的宾客如梦方醒，都围拥上去对学长询长问短，学长被他们裹挟着，绅士地微笑着摆手说小夫妻间常事，她就这样古怪惯了的。
　　他始终都没有往我的方向看一眼。
　　一个惩罚一般残忍而冷酷地声音在我的耳朵里响着，那声音说：“是的，就是如此，本该如此。”
　　我感到满心绝望，一面庆幸她就这样放过不提，一面又暗自可惜她为什么不挑明白了大家闹个清楚，告诉他们，他睡了谁，问他个清楚到底为什么睡他。
　　宴会在风平浪静中继续，没有人追问刚才的事，甚至没有人对此窃窃私语，他们都好像见惯了这样的家庭闹剧，他们都好像对学长家的事情一清二楚，只有我，显得一无所知，惴惴不安。
　　宴会热闹了一天，晚间学长让人在厅前点了电灯，大家在大厅里闹着要打扑克牌。我没有打招呼，吩咐人兀自备了车，准备离开此地，回乡下去。
　　学长从府里追出来，拉着我的胳膊让我先别走。
　　我让他拉着，平静地问他：“哪有宴席散了，不让人走的道理呢？”
　　他很焦急地说：“因为我早上的话还没跟你说完。”
　　“那你是打算今夜再到我屋子里来，”我看着他的眼睛，“趁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说话，然后再因为我像别的什么人，再做出点什么吗？”
　　他忽然地松了手，懊恼地对我说：“你知道那不过是哄她！”
　　“你可以哄她，”我继续冰冷地质问，“为什么不可以哄我？”
　　他疲惫地皱起眉，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揉了揉眉心说，“我哄了她这么多年，已经疲了，还哄别人做什么。你跟我来你就知道了。”
　　我半信半疑，却又满怀期待地跟着他又走上台阶回到他那座大观园似的宅院，学长并不说话，只是带着我一直往宅子深处走。我不知道他什么打算，也不知道他究竟要去哪里，他一步不停，我只能一直跟着他往前走，就好像他是我黑暗的旅路中唯一指明方向的灯笼。
　　他把我带到一栋和这宅院格格不入的洋楼前。这栋洋楼和整个府里其他的建筑比起来新得很，样式很气派，用料也很讲究，此时里面灯火通明，显然里面也是通了电灯的。
　　然而仔细看一会儿，就会发现二楼开敞的阳台上有烟火冒出来，屋里传来极为熟悉的，我在乡下各种法事道场上早已听得再腻不过的磬钹声，伴随着没有止境嗡嗡作响的念经声。
　　学长抬头看着楼上，苦涩地对我说：“她本来是个新派小姐，来之前从没有听说过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的。谁知嫁到我家来，看了我祖父当年不知从哪里求仙访道弄来的那些经书，忽然地就又‘重新发现传统信仰’了。每天弄得乌烟瘴气，又从城外拉回来一口丹炉，自己焚香炼丹。如果她就是个寻常的传统妇女也就算了，她却有着极好的一套说辞来解释，说什么炼丹之内乃有科学，什么这是她个人的兴趣爱好，这是对中华传统的研究发扬。要是论辩起来，没有人能说得过她那一套，家里的亲戚朋友们于是就权当她疯了。”
　　我麻木地听着他讲话，感觉心脏又一点一点温暖过来，等到他说完，我说：“那么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他转过脸来看着我，眼神里透出一丝不可思议的神情，仿佛觉得我也疯了一样，继而他慢慢地靠近我，看着我眼睛里映出的他自己的影子，低下头，一言不发地在那片充满信仰意味的背景音中亲吻我。

　　秋天，校园里的树木开始掉落泛黄的叶子，学生装又随着季节一变。大家各式各样，或贵或贱的鞋底踩过堆积着一层树叶的小路，发出并不非常清脆的响动。学长的自行车轮被枯枝扎爆了一回胎，已经换了新的胶皮，辗过金色的树叶，带起一些还未完全失去水分的叶片跟着他的车胎轻轻扬起。
　　他推着车，我在慢速下落如同虚假幻梦的落叶中问他：“那么你那一夜究竟为什么睡我？”
　　学长看了看我，仿佛对于我的后知后觉感到不可思议，然后扭过头去看着没有我的另一边，对着几个无关紧要，路过我们身旁的，抱着皮包穿学生装的女学生故作轻佻地说：“我喜欢你。”
　　女学生不明不白地一面走一面回头看他，用手里的皮包挡起自己的半张脸笑他。她们露出来的眼睛闪闪发光，因为梳着辫子露出来的额头通红通红。
　　学长没有回过头看我，他对着那几个女孩子做出“嘘”的手势，微笑着冲她们点点头。
　　他是个受欢迎的男人，为什么会喜欢我呢？我从乡里出身，没有见过什么洋世面，不会谈论那些优美精妙的文学诗歌，年纪又小，也没有什么过人的能力和什么讨人喜欢的性格，唯一勉强能够算作优点的，就只是还能算作是个安静的人。为什么他会喜欢我呢？
　　他还是有妇之夫。
　　他还是一家之主。
　　他还是男人。
　　我何德何能，怎么敢？
　　可是我又为了什么，如此高兴，不能控制自己嘴角上扬呢？

　　学长还是像往常一样，想起来的时候便往我在学生宿舍的屋子来，有时候略坐坐，吃上两杯茶，与我说些不知年月的闲话就走了，有时还要留宿。
　　这年月并不太平，报上时不时总在写哪里哪里又开了战，国人打国人的，外国人打国人的，外国人打外国人的。有些发生在离我们远的地方，有些发生在近的，有时还有编辑猜测下一步就要攻进我们的城。全中国的人都在虚假的日常生活中度日，抱着莫名的自信，相信寻常百姓的日子总能够继续下去。我们没有见过真正打起来是什么样，无从从心底里为看不见处大量流离的人感到哀痛，我们都只是学生，这个国家究竟怎样，总要有我们吃饭立身的地方，我们不需操心那些。
　　情形不好的时候，我家里寄来信要我买船票南下避乱，买了票，隔了几天，仍就没有消息了，有时候学长刚好有相熟的人要票，便折给他，没有人要，白花出去的船票钱就那样白花出去，也没有什么办法。
　　后来家里又托人了人，说有办法荐我去岛国的学校留洋，也算是出去避一避国内的乱局，我印记挂着学长和这边的学期未了 ，拖拖延延没给出答复。
　　到了冬天，学长兀自不知从哪里拉来一个炉子，找了些人安在我屋子里，不时地坐在我的床上，裹着我的毯子，烤着炉子，看我的杂志，安逸得倒真像是在自己家里。
　　“你怎么不回你自己府上，难道贵府还升不起几个炉子与你烤火？”我蹲在炉子前看炉膛里烤着的红薯。
　　学长悠然地望着我这边，开开心心地说：“我就想待在你这儿。”
　　我问着他：“为什么？”
　　他不无惆怅地看着天花板，叹着气说：“我自小一个人生活，自己还是个孩子，就和完全格格不入的别人又生了孩子，从来就没有明白过自己要怎么活着。我抽雪茄，说洋文，去文学沙龙，他们又说我是浪荡公子，直到这么大了，才有自己想过的日子。”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我看着炉子里的红薯炸了口子，赶紧拿起炭钳子往外钳，红薯的皮烤成黑色的了，一股炭味儿，垫着毛巾掰开，里面倒是金灿灿的。
　　学长掀了毯子从床上下来，蹲在我身边看我左手倒右手地剥红薯。他凑在我肩膀边，说：“我想和你生活，我们私奔到南方去，买一间小小的屋子，每天□□，做到炮弹从屋脊上落下来把我们都炸亖，那时我们还紧紧相连，并且亖在一起。”
　　我扭过头去看着他，感到诧异和悲凉：“那么你的妻儿呢？”
　　“我理想的生活里面没有她们，”学长从我肩头伸过手，掰了一小块红薯丢进嘴里，红薯烫得他“嘶嘶”直吸气，过了半天，他才含含混混地补了后半句：“我的想象里面她们都不存在。”
　　“可是在这里，她们是无法消灭的。”我摇摇头，捧着红薯站了起来。
　　学长又叹了一口气，连声说：“是的，是的”。
　　“我也知道她们是我这一生不得不承担的责任，哪怕我没有感情，我也不能毁了她们的人生，我是她们的囚徒。”他说着，莫名其妙地把红薯从我手里拿走，“呼呼”地吹着，一点一点剥开吃了。
　　我看看炉膛里，另一颗红薯也考得像焦炭一样了。

　　临近新历新年，学校要排演一个什么新剧剧本，学长在剧里演了男主角，倒像是拿出十二万分的热情投入其中似的，有时和校剧团的人一直讨论到深夜，时间晚了就径直往我宿舍里住下，第二天一早仍旧赶去学校和他们排练，商量搭舞台采买道具服装，有时讨论得起劲儿，连我也睡下了，就几个人在学校礼堂的凳子上胡乱搭个铺对付几小时。
　　以前看学长对什么都那样热情，只觉得他是充满了活力的，热心这些新鲜事物的人。现在才慢慢觉得，他实在是害怕闲下来，去面对那些他无法面对的现实。
　　其实，我也是一样。
　　家里又来了几回信，催问我怎么给能荐我去日本的人答复，我拖延着，想是到了要紧关头，拖延几天他那边时间到了，自然而然也就错过了，也省了我去推辞。
　　学长他们的话剧是学校里一个什么作家□□写的，此人颇有文名，在杂志上也常登载他的小说和时评，他和戏剧、电影界的人员也有来往，此前我们学校常放的露天电影也是他所写的剧本，他导演拍出来的。
　　我倒没怎么看过他的文章，学长似乎也对他不怎么以为然的样子，可是排演起他的新剧来，倒是很上心的样子。
　　不知不觉已有半月，学长他们的舞台已搭出个大概，美工部的学生们爬在架子上，裹着乱糟糟的围裙，不停地往背景上刷着颜色，学长他们穿着各自的戏装在舞台上排练对白却不化妆，在舞台灯光下看起来乌漆嘛黑的。
　　我受他邀请，坐在前排看他们排练，学长说，是想让我听听看哪里还有要改正的地方。
　　一时他们几个有察觉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几个人就地坐在舞台上商讨起来，学长从后屁股兜里摸出一支铅笔，在剧本上勾画起来。
　　我无事可做，四下打量着礼堂里的人们，忽看见门口有个小姑娘正躲躲闪闪要进来不进来的，仔细一看，倒正是学长的女儿。
　　我跑过去招呼她，问她到这里来做什么，可是来找爹爹。
　　小姑娘仰起头，用一种我从没在孩子脸上看到过的鄙夷神色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然后直勾勾地看着我的脸脆生生地说：“我认识你，你是那天晚上和我爹睡觉的那个人。我妈咪说了，以后如果再见着和我爹睡觉的人，要管他叫舅舅，说他是我爹新宠的男妾，要和妈咪称‘姐弟’的。”
　　我一下愣在原地，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同时又像旁观者一样想到，也许这就是话本小说里面所说的“劈开两扇顶门骨，浇下一桶雪水来。”
　　学长也看到了这边的小孩，他从舞台上跳下来朝这边跑过来，蹲下来问他女儿，“你来这儿干什么？你妈呢？”
　　小女孩又用那种封建老女人特有的口吻，脆生生地向她的爹爹汇报道：“妈咪叫我问你，你半个月没回家了，老婆可以不要，女儿到底是自己亲骨肉，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学长一样愣在原地，他不轻不重地拍了拍女儿的后脑勺，半是恼怒半是无奈地说：“谁教你说这些的，你回家去，告诉你妈我忙着，再有半个月不回去也别来问我。”
　　小女孩抬起头，向自己的父亲伸出一只胖嘟嘟的小手，老气横秋地说：“车钱，我过来的车钱是妈咪给的，她让我管你要回家的车钱。”
　　学长不耐烦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些毛票塞进女儿高伸过头顶的手掌心里，也没有来得及询问她一个人怎么回去，有没有人跟着她，她就已经如释重负，任务完成一般，跑出礼堂了。
　　学长回过头来抱歉地看着我，说：“她母亲在家就像脑子坏了一样，不知道每天都教她些什么有的没的，你别见怪。”
　　我能说得出什么呢？在这样分崩离析，貌合神离的家庭之中，在一个神神道道的母亲和一个被家庭压得直想逃离的父亲之中，我能指望这小怪物一样女孩呈现出什么样更好的面目呢？
　　我只是摇摇头，感觉没有力气说话。
　　学长拍了拍我的肩，又急匆匆地跑回舞台上，捡起他放在地上的剧本和铅笔，盘腿坐回那个因为少了他而缺了一个口的圆圈里。
　　我独自坐在舞台下昏暗的礼堂后排，如梦方醒。
　　其实我早就清醒地知道，这样是不对的，我只是不断地像这个时代中每一个抱着盲目自信的人一样，以为有好些借口好些理由，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比别人清醒冷静，才是真正该走的。
　　然而实际上呢？我只是欺骗自己，他的妻子是个疯子，他对她没有感情，她只能让他痛苦，而我给他快乐，同时再安慰自己他家大业大，那个孩子没有父亲的关爱也会有很多人娇惯她疼爱她，最后再麻痹自己，即使这样，即使他有家有室，即使我们都是男人，我爱他，我们的情感并非世俗所能理解的也好，我们只要彼此相依就此生足矣。
　　可是这些说给自己的借口，在一个小小年纪，就偷听自己父亲与男人上床，向母亲告密父亲的偷情，用着与年龄不相符的言语侮辱破坏自己家庭的人的小女孩面前，我所有的自我欺骗，自我麻痹，自我安慰全都不值一提。
　　连他的女儿都这样看待他，那些不认识他的世人该怎么看他？
　　我坐在黑暗中，学长他们结束了讨论，又在灯光下站起来，情绪饱满，声如洪钟地排练起来，他神采奕奕，就像西洋小说里面的一位帝王。
　　我不舍地看着他，他的每一个动作，他的面孔，他的嘴唇，鼻梁，眼眸，睫毛，眉毛。
　　我站起身，往他的化妆间等他。
　　学校的钟敲过了十二点，学长和他的朋友们涌进化妆间，一路还不断地谈论着要改进的地方，他们一个一个换掉衣裳，还恋恋不舍地说着剧本里的东西。
　　我坐在角落里一个落满灰的箱子上，耐心地等所有人都走了，只剩学长一个人。
　　我说：“学长，我要去日本留学了，明年春天走。”
　　他背对着我，手里正提着他的外套准备穿，听到我说话，猛然转过身看着我，他皱起眉，歉疚地问：“怎么这么突然？你不是说过不会去的吗？是那丫头跟你说了什么难听的话吗？你不要往心里去，她母亲在家刻毒惯了的，她不过是学几句舌。”
　　“不是的，”我从箱子上站起来，走到他身边，直视着他的眼睛，“学长，你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过后的第二天，你夫人就知道你昨天晚上的事了吗？”
　　学长把手里的外套放到了一边的椅背上，哀伤而恳求地望着我。
　　我说：“是你的女儿告诉她的。”
　　“那天晚上，我看到她在门外了，可是我没有阻止任何事情发生。”我说，“我没有被一个即将失去父亲的心的孩子所打动，因为我满脑子都只想要你，我怕永远都不会有第二次机会能够接近你。”
　　“但是那是有罪的。”
　　“当着一个女儿的面，和她的父亲......”
　　学长竭尽全力地喃喃着：“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是你想的那样，那个孩子总是在晚上不睡，她满府里闲逛，只是正好在那附近玩儿罢了，她什么都不知道的。”
　　我还是固执地一个劲儿地说下去，“我不断欺骗自己，说他的妻子是包办来的，他的妻子是个疯子，他和她没有感情，他只爱我。可是这无关我们是否相爱，这就是两个男人在偷情。”
　　学长忽然抬起头，冷不丁地问我：“那么我们真心相爱吗？你爱我吗？”
　　我在情绪激动的头上，眼泪差一点就夺眶而出，他这么一打岔，我的气势忽然都泄了，我皱起眉头，微笑着对他说：“我当然爱你，我从和你第一次说话开始就一直喜欢着你。”

　　那是五月的时候，学校放露天电影。漆黑的院子里拉了一块幕布，成群的蛾子在放映机的光束里面飞。因为片子是那位作家□□写的，所有的学生都被强制要求观看，学生们带着自己的马扎，穿着学生制服零零散散，乱七八糟地坐在幕前，说笑着讨论电影的内容。荧幕上的女主角昏倒了过去，坐在我前面的青年忽然回过头来，他爽朗地大笑着对我说：“这拍的是什么东西，没有一文钱深度，纯粹哄人看个热闹罢了！”他笑得那么欢畅，没有一丝阴霾。空气中传来炒葵花籽和橘子汽水的味道，某个有名的裹了脚又放了的女学生低声嚷嚷着“你踩了我的鞋了！”我在那片黑暗中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在吵吵闹闹的人群中，苍白的放映机光束里，我回答他说，“是啊，人仰马翻的。”
　　从此，他就是我心爱的人。

　　我说：“所以我不能让世上的人，连你的女儿都看不起你。”
　　学长走上来，狠狠地拥抱住我，仿佛要把我嵌入他的骨骼里，拥抱进他的血肉里一样，他在我耳边，用最轻，最悲伤的声音问道：“你要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喘不过气的人生里吗？”
　　我竭力想要反悔，没有人知道我的心为他最后的这句哀求如何哀鸣颤抖，但是我说：“我们还是朋友，你可以来找我，我们还可以通信。”
　　他忽然松开了手，哀伤地微笑着说：“我从不拥抱朋友，也不会亲吻朋友。”
　　他从这间屋子走了出去，忘记了他在椅背上外套。被他带开的门一甩一甩的，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我像全身脱了力一般坐倒在地上，在没来得及细想为什么而难过之前，眼泪已经争先恐后，迫不及待地涌了出来。

　　第二年的春天，四月，上野公园。
　　樱花开了，像一团一团粉色的雾霭，岛国人三五成群地坐在树底下喝着酒，唱着他们那些怪腔怪调的歌曲。
　　我从这些简单而快活的人们中穿过，想起前一年的春天。
　　学校种里的桃花也这样绚烂地开着，我刚入校门，看到学长和几个男女学生一起走着，他们一边走，一边打闹，学长在一旁半开着玩笑解劝。
　　那时我以为他不过是个纨绔。
　　在这兵荒马乱，日新月异的年月，他究竟怎样想，究竟怎样生活，他是不是纨绔，他有没有伤风败俗，其实根本没有人在意，也没有人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