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吻之后》幸运时时砸头

2、沙皮狗与小瘪三

　　阿苏、这个疯子，一想起他我就禁不住快乐起来，我俩是“不打不相识”。那还是我在“太阳”影视公司，做广告业务员的时候，我们公司拍电视连续剧，全国发行，而我们就负责到处拉随片广告，广告费很贵，轻则几十万，重则上百万，在这里有我们百分之十以内的提成。

　　扑天盖地地打电话(我们都是先用电话跟客户侃)，我都打蒙了，一翻电话本：KL家电公司，有名！对准彩电部，我一个电话“飞”过去，好彩！接电话的正好是华南地区广告部的经理，我用极其甜美的声音，说明了来意，“对不起，我们公司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打算。”经理很礼貌地回绝了我，出于职业习惯，我问了他的姓名和手机。

　　这种情况下一般人都不会再告诉我了，可他却莫名其妙地合盘端出，当然、我也就例行公事般地，记在了本子上，一会就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若干天后，我翻开资料：嗯、KL彩电部不做，没准KL冰箱部会做也说不定？“啪啪啪……”我拨通了号码，又是一通胡侃乱诌。

　　“小姐，我们暂时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小姐您打过电话来的。”对方富有磁性的略带沙哑的嗓音。
　　“没有、绝对没有。”我在这边摇头晃脑。
　　“您确实打过电话的？”

　　“确实没有，我敢发誓。”他咬定青山，我也抱紧黄河，说话间一眼瞥见了KL彩电，“咦？这有个手机不知道是谁的？”我念出了号码。
　　“那是我的。”对方答。
　　“还有一个‘苏峻峰’不知是谁？”我挠着脑袋迷迷糊糊地说。
　　“那就是在下。”“在下”隐忍着。

　　“嘿嘿嘿。”我不好意思透极。
　　从此、我们便开始了“空中呢喃”。我从来都是打他的手机，因为他说他家没电话，我们公司可以盗打电话，而他的手机是139开头的，所以他接听也得付费，但这丝毫影响不了我们每天的必修课—“煲电话粥”。我向他倾诉我的喜怒哀乐，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倾听，用他那善解人意、风趣、幽默，而又略带些许腼腆的方式来安慰、调侃。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话友”，那阵子我们都把彼此最美好的一面拿出来了，也就是都在扮“纯情”。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通电话，我就像丢了魂似的，而他也会在一天即将结束时，发来热线。
　　渐渐的，我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声音，不行、我决定必须和他见面。“真见面啊？”他似乎有点局促。“是。”我已下定决心。

　　那是一个浪漫的夜晚，光线昏暗、充满玫瑰情调的咖啡厅，可惜、可怜我那身行头。往上看：三七小分头、整个一聪明的脑袋不长毛、头发比男人的还短，往下看：厚底大头皮鞋，往里看：牛仔背带裤，往外看：蓝色小薄棉袄，对了，脖子上还系了条豹皮围巾。

　　我先到了一步，一个人像个小中学生一样坐在角落里，过尽千帆地等着。两人的特征已经大致说明了，终于、一个身穿米黄色西服，（这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他穿着米黄色的西服）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的年青人出现了。接头暗号一对，没错、正是他。凭心而论，阿苏蛮靓仔的，但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又是一特追求完美型的，所以、一见到他我就有点垂头丧气。

　　“你就是韩烟吧？”“米黄西服”问。
　　“你就是苏峻峰？”我懒洋洋地。
　　“你什么时候来的？”
　　“九点。”我答。

　　大凡网友、话友第一次见面都有这种体验：就是在网上，或电话里，也许早已情意绵绵，可初见面的刹那竟会有强烈的陌生感和不适应感，这种感觉令我窘迫的快要窒息了，恨不得想逃，不过这显然已是不可能的了。
　　“嘿嘿。”为了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我努力地笑了笑，天！这声音是我发出来的吗？怎么阴嗖嗖的。

　　“嘿嘿。”我抖了一下，这么难听，我怎么还笑？噢、这两声是他发出的，怎么好象在阴朝地府，二鬼约会一样？
　　“你怎么才来？”我先说了句人话。
　　“这不才九点半吗？”（我们约定九点半见）他也终于变成了人。
　　“我都等了半天了。”我抱怨。
　　“谁让你来那么早？饿没饿？”他问。

　　“凑合。”我说。
　　“饿还是不饿？凑合是什么意思？”他似笑非笑地。
　　“凑合就是道是饿来却不饿。”我绷着脸说。
　　“想不想吃点什么？”他问。
　　“不想。”我不想吃东西破坏了我涂好的口红和形象。
　　“来饮料吧？”他试探地。

　　反正都是你消费，随便，我点了点头。他叫了柠檬茶，而我要了一杯咖啡。
　　实话实说，这个咖啡厅够气派，也够浪漫，而且离我女朋友住的地方也近。我那时住在番禺，离广州挺远，我为了见他，这晚得住在我朋友家，他有一辆非常钟爱的麾托车，所以在哪见面都无所谓，为了方便我他专门选了靠近“冼村”的约会地，“冼村”、这个名多屯，没想到广州这么个大地方还有这样的名称，一下子就把我变成农村女青年了。

　　咖啡上来了，在昏暗的烛光下，一切都显得朦朦胧胧，好象在做梦。我不愿再说话，开始吱溜咖啡，咖啡太苦了，我往里加糖。
　　“怎么不说话？电话里不是挺能说的吗？”他两眼炯炯，一瞬不瞬地盯着我问。
　　“看到你没情绪。”当然这句话是我的保留曲目，没唱出来。我没理他，神不守舍，一会看他背后的墙壁，一会凝视眼前的蜡烛，（对了、桌上还放了一个玻璃杯，杯里盛着蜡烛）一言不发。

　　“你在电话里叽叽喳喳的像个小鸟，现在倒像个小哑巴？”他在仔细地研究着我。
　　我仍不说话，不断往咖啡里加糖，一袋糖加完了，我还喊苦。
　　“小姐，嘎（加）多两袋糖，唔该。”（后面这两字是谢谢的意思，我听懂了。）

　　他是纯粹的广州人，但让我诧异的是，他讲得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可能这也是我在电话里对他有好感的原因之一。我又加完了一袋糖后仍要再加。“还苦？”他瞪大了眼睛，索性又管服务员小姐要了三袋糖，一骨脑全帮我加进去了，我方不叫苦。

　　“瞧你这身打扮，同外面卖烤羊肉串的一模一样，再看你坐在那抱着个腿，耷拉着个脑袋，简直像条沙皮狗。”他一丝不苟，一本正经地说。
　　“你知道你像什么吗？像上海滩上的小瘪三。”我也表情麻木地回敬。
　　“你眼真贼，看出来了。”敢情广州人民也会用“贼”这个字眼。

　　“是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终于反唇相讥，且一发不可收，“如果你将来要是有孩子的话，是女孩就叫苏瘪十三子，看、带‘子’的，还是日本名，是男孩就叫苏瘪十三怎么样？”
　　“嗯、不错，好极了，有创意，就这么定了。”阿苏面呈满意状，“怪不得你爱喝咖啡，因为你嘴里含着鸦片烟。”我那动听的名字呀，就这样毁他手里了。
　　广州有句俗语，叫“人丑声靓。”

　　“嗳、你说话的声音可真好听。”我话里有话。
　　他自然听出了我的意思，“哪里，哪里，还是你的声音动听。”
　　“别谦虚了，彼此，彼此。”我也恢复了常态。

　　就这样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从九点半直斗到十二点。最后、他送我回去，“冼村”那个路呀，别说黑天，就是白天，我也分不清。他家不住这片，地形也不熟，他一直叮嘱我，让我搂住他的纤纤粗腰，怕我掉下车。我们左转右转，转了两三次也没找对方向。“一：你跟我回家，二：你在这个酒店住一宿，当然是我拿钱。”他指了指咖啡厅顶上的酒店说。

　　“不。”两条我都不赞同，“再试一次吧，说不定这回能行呢？”我急得够呛，而且、要命的是：女友换了新的CALL机，我记不清号码，也没法通知她出来接我。
　　“好吧。”他又驱车。

　　谢天谢地！这回我们终于找到了地方，朋友已在外面等候多时了，我跟阿苏道了声别，嘱咐他骑车小心点后，转身就走。
　　“没钱就给我打电话。”算他还有点良心，临走时抛下这么一句人话。